袁世凯评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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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袁世凯，你不过是个五品的同知而已。张謇的指责，实际上也代表了吴兆有等庆军将领，归纳起来，无非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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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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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妄称钦差，仪仗逾制。根据是袁在自己行文发函的封面上题有“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的落款，但不确实，是道听途说或有意诬蔑之辞。从今天所能见到的袁世凯当时的信函看，其信封上的署名格式为：“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68”，在“钦差北洋大臣”后空一格，在袁的职务前则有“奏派”二字，说明袁之任命系由李鸿章上奏委派，故用此格式，除表现袁有高自标置的心理而外，并无任何逾格僭制之处。诚如张謇所说，吴长庆回国后，吴兆有为朝鲜防务总办，作为会办，袁只是吴的助手。但诸多对韩对日对各国使节的交涉，多由袁出面，他用“钦差北洋大臣奏派”的名义，出入仪仗逾制，实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清廷自认是“天朝上国”，不屑于与属国互派使节，因为互派使节就意味着关系平等，有违“天朝”的体制。所以，只派陈树棠以“总办朝鲜商务委员”的名义常驻汉城，朝鲜之商务、外交由其监管。但此种做法不合国际公法，列强驻汉城使节也决不会接受，否则就等于他们也承认清廷是比其高一等的所谓“上国”。不仅如此，列强使节们还借口所谓“商务委员”充其量是个商务代表之类的角色，不具有全权使节的地位，在外交场合往往故意轻视清使，以此贬辱清廷的妄自尊大。譬如1885年，李鸿章在向译署69推荐袁世凯的函件中即指出，“陈树棠充通商委员，各使均鄙为不得与领事同品，平日宴会应接，卑亢俱难70”。又如，甲申政变后，日本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赴朝交涉，清廷则派吴大翨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办。吴曾主动拜访井上，但井上故意以吴“无全权字据”加以拒绝。其后，吴曾硬闯入日韩交涉的会场，而“井上竟飘然而返，不一枉顾71。”由此可见，由于清廷坚持自己宗主国的特殊地位，使得中方官员在外交场合常因身份名义问题而难堪。袁世凯当时官职不高，但所代表的是国家，为防窘辱，在名义、仪仗上作了点文章，还是情有可原的。而李鸿章等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不愿深究，这可能也是袁世凯没有像左宝贵一样受到弹劾的原因。
二、妄自尊大，凌蔑一切。指作为五品同知的袁世凯，对官阶职级都比他高的将领们，特别是作为清军统帅，官居一品的吴兆有，行文一律用扎，给人以以下凌上的感觉。清代官场文书往来，分上行（即下级对上级）、平行（即同级对同级）、下行（即上级对下级）三种格式，而“扎”通常为下行格式。在对朝交涉事务中，袁则事事当先，以至于韩王把他当成了主角，而吴兆有等反而好像是次要人物了。清廷在朝官员，外交、商务由陈树棠负责，驻军、防务由吴兆有总办。袁世凯官职虽低，但总理营务处和会办防务的差事使他位居第三，他能力既强，交际又广，加之年轻气盛，勇于任事，不免给人以“一切更革，露才扬己”的印象。但袁世凯自幼混迹于官场，老于事故人情，为何一反常态，如此作为呢？张謇信中指责的诸事，都发生于吴长庆回防金州之后。此前，袁世凯虽因整饬军纪而与庆军将领产生龃龉，因少年新进而遭人忌恨，但因有吴长庆在，双方尚能相安无事。吴长庆撤离汉城，旋即病故于金州之后，双方都没有了顾忌72，矛盾遂至于表面化。但矛盾之最终激化还是在甲申政变之后。据沈祖宪等撰的《容庵弟子记》73记载，袁率中路清兵及朝鲜左右营（自敦化门）强行入宫后，即与守军展开激战，直至攻到王宫后院山坡下，方见率左路（自宣仁门）入宫的吴兆有正由两名士兵搀扶着仓皇走避：
兆有跌足号哭。袁公问其缘故，回答说：“士兵入宫受到攻击，逃跑溃散不知道哪里去了。”袁公笑道：“你作出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不要乱我军心，赶快回营收集残兵吧。”袁公仍指挥众人前进，遇到埋伏的地雷，（敌人）格林炮齐发，有两名士兵被炮弹炸飞到空中，几天后才找到他们的尸体。地雷距袁公不过数十步，爆炸声浪把袁公震得仆坠到坡下，受了点轻伤，仍然率兵追击。听说日兵已归使馆，天快黑时遂收队回营。而袁公所训练的韩军与日本人所训练者仍在相互射击，枪声达旦，也未看见张光前部的士兵。派人查看，原来都在王宫西面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子弹，未敢发一枪进一步。袁公叹息道：“淮军的暮气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啊！”
将吴、张二人作战中的表现说得如此不堪，不排除袁世凯为泄当年被中伤的旧恨而有意夸张，但淮军“暮气已深”并非虚言。军纪松弛，训练疲沓，临战畏懦74，日后甲午大败即种因于此。庆军创始人刘秉璋之子刘体仁在其所撰笔记《异辞录》中也曾述及淮军之暮气及其将领的庸劣，是其一证：
武壮（吴长庆谥号）出征高丽病故，张光前、黄仕林分别率部驻扎在旅顺，日寇到来时全都溃败逃走，……己亥年，文忠（李鸿章谥号）复出总督两广，光前前往道贺，说到自己曾到（安徽）无为县拜会文庄（刘秉璋谥号，刘为庆军创始人，庆军将领都是其老部下）而被拒于门外时，文忠说：“你是败军之将，（他）不见你是合适的。”既而，仍用张为两广驻军中的防营统领。文忠对于淮军旧部，终究还是顾念旧情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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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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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既眼见了吴、张等的“怯懦庸劣”，就难免不对这些人心存轻蔑，在举止行为上也会有所表露，而双方之矛盾也必然愈来愈深，乃至于不可调和。
甲申政变之善后，袁世凯大包大揽，操纵一切，未始不由他对吴兆有等的轻视和不信任所致。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所记，清军在汉城北门关帝庙找到韩王李熙的当天（12月7日，旧历十月二十日），即将其移至袁世凯营中。次日，“朝鲜国王在袁世凯营中延见各国公使”。10日，“朝鲜国王回宫，袁世凯带队护卫。”15日，“袁世凯禀告李鸿章，主张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代理朝鲜内政外交，并示日本以必战，以促成和局76。”其间，“所有韩之内政、外交、军务悉请公主持调度”，而袁亦当仁不让，“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77。”重组政府、抚恤被害重臣家属等均由其一手办理。
1885年1月1日（旧历十一月十六日），清廷派出的查办朝鲜事务的钦差大臣吴大翨等到达汉城时，吴兆有等迎诸江渚，而袁独单骑迎于南门外，可见双方当时嫌隙之深。在追查中日交兵起因责任的过程中，袁世凯因与吴、张等人的关系紧张而陷入孤立，袁曾当众表示过自己愿意承当引发争端的责任，当然不能反口，而吴、张等不仅不愿代他分担责任，反而在背后中伤他；至于日本方面和其他暗中支持朝鲜自立的列强使节，更是众口一词地把责任归咎于清军和袁世凯。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下，袁的日子很不好过。他的好友金允植曾叙述过他此时的窘境：“当时清廷钦差吴大翨来查诸将的功过，外国人全都以流言诋毁慰庭；留防朝鲜的清军诸将也都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而钦差对慰庭也追查得很急。慰庭愤懑不已78。”适逢家乡来信，得知嗣母牛氏身体不适，他于是以此为借口，提出回家省亲。
袁世凯借回乡省亲抽身而退，以屈求伸，不失为避风头的好策略。袁保龄对此颇为赞赏：“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79！”甲申事变中袁的出色表现已使他腾誉中外，加上他办事周到干练，大得钦差们的好感。不仅准其归省，且携其同船返津。吴大翨甚至对李鸿章说：“公一向说张幼樵80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两位特使入都复命，扬言于朝，认为公才可大用，由是名望重中外81。”李鸿章也对其“慰劳有加”，并保留了他的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差事。在询及他与庆军将领的矛盾时，袁遵循乃叔的指教，不仅不为自己辩解，而且“无一语及吴兆有，李相咨嗟叹服82。”其后李对吴兆有等对袁的攻讦，不惟不听，而且在了解真相后将吴撤差83。其时，李鸿章已对袁世凯的才干、度量和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认定他在复杂环境中可以独当一面，而要把列强环伺的朝鲜牢牢控制在清廷的手中，李鸿章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得力助手。
日本政府在接到竹添关于甲申政变失败，使馆人员撤退至仁川的报告后，在研究善后对策时，虽认为超越公使职权，违背政府命令和条约擅自派兵入宫，责任在竹添。但政变既已发动，“召荣致辱，皆政府之责”，竹添代表日本，政府应出面迅速处理此事。并决定以外相井上馨为全权大使，率陆军两营、兵船三只赴朝交涉，以军事威胁迫使朝鲜就范，签订有利于日本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在交涉策略上，则只进行双边谈判，避免中国介入，以利于压服弱小的朝鲜。而对甲申政变本身，由于日本公使实为祸首，所以避谈起因，只谈善后，即“日馆焚毁”、“日人被害”问题84。
1885年1月1日，井上和清廷派来的钦差大臣吴大翨同日抵达朝鲜。当日，吴即晋谒国王，在笔谈中，吴秉承清廷“切勿与日人生衅”的指示，要求朝鲜息事宁人：“中朝不愿与邻邦失好，贵国又不能与日本相抗，其势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宁人为归结85。”败者咄咄逼人，胜者反而软弱退让，清廷怕事妥协的对外政策，暴露了“天朝上国”外强中干的本质。特别是再一次在关键时刻牺牲朝鲜的利益，使朝鲜王室托庇于清廷的信心，刚刚恢复又随即动摇，引发了越来越大的离心倾向。朝鲜此后愈发坚定了结好列强以摆脱清廷控制，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念头。此后十年的中朝关系竟成为波澜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持久较量，这是清廷、李鸿章等始料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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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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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讲过，清廷坚持不向朝鲜派驻公使以显示宗主国高人一等的颟顸做法，由于不合近代国际公法，常使中国代表在外交场合遭遇难堪。日本在此次事变的善后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井上先是要求中国派出有便宜行事权力的全权大臣赴朝议事，被拒绝。李鸿章认为这是日本的“狡计”，意在“证明朝鲜自主也，……果派全权，适中其计，事更难办。今我处若即若离之交，但使朝日议定，则本案已结，当不致另生波澜。”孰知这正中井上下怀，使其得以贯彻通过双边谈判迫朝屈服的初衷。3日，井上即以无全权委任为由拒绝与吴大翨会商。8日，吴大翨闯入朝日谈判的会场，“命查办乱党，勿与日本草草立约，并告井上馨中日现无可议。”井上则“飘然而返，不一枉顾。”次日，朝日即签订《汉城条约》，计五款，主要内容是：朝以国书向日道歉、赔款、缉凶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日本有权增加在汉城的驻军。井上随即将自己所率日军中的一营（一千人）留驻朝鲜。11日，井上通知吴大翨，“说他不是全权大臣，不便前来会晤。随即赴仁川返日86。”
朝日《汉城条约》的签订，并不如李鸿章所愿是“本案已结，当不致另生波澜”；而是日本政府按其既定方针，嗣后要求与清廷展开双边谈判，以讨得更多便宜的开端。日本策动并参与政变，本已理亏，在军事上又是失败的一方，有什么资格向胜利者讨价还价呢？最根本的就是日本人看透了清廷外交政策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本质，也把握了正与法国作战的清政府不愿两线作战，力求息事宁人的心理。而日使竹添逃离汉城前留下的一封推卸责任、嫁祸于人的信件，为日本政府提供了所谓的根据。
1884年12月6日（旧历十月十九日），袁世凯等带兵入宫之前，曾致信竹添说明理由：
敝军与贵部驻此，同系保护国王，昨日朝鲜内乱，杀大臣八九人，现在城内外军民不服，据报告有入宫环攻贵部的说法。弟恐国王再受惊吓，又恐贵部遭受围困，因此才敢率部进宫，一以保护国王，一以援护贵部，别无他意，务请放心，专此奉布。87
信函自辰刻（早7—9时）发出，至末刻（午后1—3时）仍无回信，袁等即于申刻（下午3—5时）带兵强行入宫。实际上竹添早已收到信函，但直到7日，政变已彻底失败后，竹添为推卸责任方复函袁世凯等，声称自己是奉韩王手谕入宫护卫，而昨日“会接手翰，未及拆视，贵国兵队闯入宫门，乱发小枪。弟恐祸及大君主，不得已亦应发小枪，以尽保卫之谊88。”为自己预留退步并嫁祸于人，这是竹添的狡猾之处。
1885年2月10日，日本政府“决意主和”，并派伊藤博文（时任日本宫内卿）、西乡正道为正副使前往中国进行甲申事变善后问题的谈判。日本在谈判开始前，针对清廷的畏战心理，大造中国如不从朝鲜撤军，日本不惜一战的舆论。先声恫吓的同时，伊藤博文又向清驻日公使徐承祖示好，说自己“平素力主中日必须和好的主意，及此次奉命，仍未失其初心89。”此外，日本还请英国驻华公使以调解的名义向清廷施加压力。伊藤途径上海时，还与在沪的法国公使巴德诺会面，刻意制造日法欲联手对付中国的假象。3月11日，清廷任命李鸿章、吴大翨为对日谈判的正、副使，谈判于4月2日开始。伊藤根据政府的指令，提出三项要求：一、清军撤出朝鲜；二、惩处参与事变的清军将领；三、抚恤事变中日方商民。这三条的核心是迫使清军从朝鲜撤军，因为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日本的图谋均因清军的行动而受挫，故把清军的存在视为实现其目的的最大威胁和障碍。
谈判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的不成熟。首先，在朝鲜已获军事和政治胜利从而具有优势的清廷，没有乘势追究日方的政变责任，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谈判方案，而是围绕日方的三条反复辩难，放弃了主动权。其次，由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