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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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不论我们是否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事件从某种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构成了历史。然而关于这些事件的绝大部分，我们是毫无所知的，甚至不知道它曾经发生过；有许多我们只能知道得不完全；并且甚至我们认为我们已确实知道的少数事件，也永远不能绝对予以肯定，因为我们永远不能使它们复活，永远不能直接对它们加以观察或试验。该事件本身一度曾经发生过，但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件，它已经消逝了。因此在处理它时，我们所能作为观察或试验的唯一客观的真实乃是事件遗留下来的某种物质痕迹——通常是一种书写的文件。我们必须满足于这些已消逝事件的痕迹，这些文件，因为它们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从它们那里我们推论出该事件过去是什么；我们还肯定这是事实，肯定该事件过去是如此如此。”317口述史何尝不是事件的“痕迹”？
由于是十口相传，人多嘴杂，很自然会出现口传的多样化或丰富性。同时，又难以考据其内容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这使得后来的所谓正史学家们在没有找到物质性证据之前，是决不相信口述传说的。这当然是让“历史”与“口述历史”（OralHistory）势不两立了起来。
其实，中西方的早期文明史，不论司马迁《史记》、左丘明《左传》的纪传、编年，还是古希腊、罗马的古代史籍，在写法上有一点是一致的，里边都大量使用了口述史料。《史记》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是列传七十篇，历史被司马迁写得如此鲜活。例如《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王一段：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柯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且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可见，司马迁为了让后人相信荆轲刺秦的真实性，他说是亲耳听“公孙季功”和“董生”说的，而此二人是和夏无且大夫出去玩时，又是听这位秦始皇的私人医生亲口告诉他俩，荆轲刺秦时，他就在现场，而且还用“药囊”打过荆轲。这段描述，是历史还是文学？它或许已经典型地昭示出，历史也许就是文与史的合二为一。
再如，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里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这里保留了“淮阴人”的口述。又如《孟尝君列传》里说：“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里边同样记录了“薛人”的口述。而像那篇脍炙人口的《鸿门宴》，较之历史，则更是作为一篇文学经典被历代传诵。因为，除了《史记》，没有其他的旁证可以考据出，“鸿门宴”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正如傅斯年所说，《史记》记事，之所以“入春秋而差丰，及战国而较详，至汉而成其灿然者。”是因为，汉以前多据口传，而少旁涉。到写汉事，则能“游迹遍九域，古者未及详考，新者乃以行旅多得传闻”。所以能“不虚美，不隐恶”，“子长最伟大处所在，所记亦汉事也。”同时，司马迁“以调查为史，亦今史之方，非古史之术。”318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谈到希罗多德的著作时，认为他“有的段落很长，几乎相当于莎剧中的一幕；它的叙述是戏剧性的，其目的是为了造成舞台效果。无疑，某些真实对话内容可以为历史学家获知。但是，那些发生在遥远年代和国度的事件，如果真发生过的话，它们的细节也绝不可能为他所知，但他也把它们讲得绘声绘色。”319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希罗多德的写法，何尝不是司马迁《史记》式的？在这一点上，也是中西同源，即“只想叙述一定时期所发生的事的人是一个编年史作者，而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目的是相当不同的。他不仅叙述，而且重建过去，在过去中激发起一种新生命。”320我想，英国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卡莱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记述历史的才能，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的主要禀赋；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哪一种记忆不是写满了编年史，……大多数人的说话都是记述，而不是为了表达思想——它确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见闻经历；这种经历，如果他们健谈，就会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话题。如果离开叙述，交谈的溪流，即便在最聪明的人中间也会干涸，变成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间就会完全枯竭。”321
口述史的发生（6）
口述史Vs。老舍差点获诺奖？
上印卡莱尔的话一下子让我想到另一个生动有趣的实例，即关于老舍是否曾经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用他的话来说，这恰是一个人们“健谈”了20多年，而且似乎“会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话题”。这个话题，无疑是经“口述”而来，并已由“叙述”写入了“正史”。先看下面这段文字：“1966年8月24日这张日历，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而这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式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的……”322这是宋永毅在他1988年出版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节论及老舍之死时开篇的一段话，“历史叙述”显得确凿无疑。里边提及的那项没有点名的“国际性的文学奖”，不言自明指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至少关纪新在他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做过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也关切着老舍。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消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323可上述的“历史叙述”存在一个极大的无法解释的矛盾，即老舍去世是在1966年，而川端康成获奖是在1968年。我旋即产生了疑问，第一，绝没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第二，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是否“原本”是要授予老舍的？老舍差点获诺奖，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口述的传说，像“老舍之死”一样，至今仍是个谜。当然，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研究“口述史”的绝好范例。
诺奖与中国作家一直是国内媒体热衷炒作的话题，“谁谁被某某推荐为候选人了，”“谁谁有可能今年问鼎了，”“谁谁早就该获奖了，”“不要把诺奖当回事，”“那只是几个不懂中文的瑞典老头子私下攒出来的，”“诺奖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等等明显带有主观色彩的话语评说，总是不绝于报端。有许多中国作家不管出于何种心理，骨子里都有一种浓重的难以割舍的诺奖情结。这当然无可厚非，也无需赘言。不过，我想在此挖掘的是，老舍与诺奖的情缘是历史上确曾实有其事，还是口述历史下子虚乌有的以讹传讹？
为写本书，我再次向老舍之女舒济和老舍之子舒乙进行了核实，他们都清晰地记得，是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1978年或是1979年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川端康成。这个说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点获奖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
同时，舒乙还向我讲述了另一个并非题外的细节：梁实秋去世后不久，他的遗孀韩菁青到北京探望冰心，当时舒乙正好在常梁夫人当时说，梁实秋生前交代，等自己百年之后，让她到北京，只转告冰心和老舍的家人一句话，即在梁的眼里，中国的现代作家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获得诺奖，那个人就是老舍。
可见，关于老舍差点获诺奖并非空穴来风。对于这个说法的详情，曾有不止一家报纸引述舒乙的话做过报道。此仅举一家报载原文，题为《舒乙首次披露1968年老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它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编者注：老舍死于1966年8月24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文革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后介绍说，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舒乙同时列举出两个证人：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已故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萧乾夫妇曾经到过瑞典，证实过此事，文洁若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324有意思的是，这家报纸在向文洁若求证以后，发表了题为《文洁若对老舍曾获诺贝尔奖不予证实》的报道，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老舍先生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已过世所以奖就给了川端康成，他说文洁若了解情况。当记者向文洁若求证时，她说：‘这件事是挪威人伊丽莎白·艾笛和萧乾谈话时透露的，后来我告诉了老舍的家人。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325更有意思的是，文洁若确曾写过白纸黑字的文章记述此事。她在文中写到：1980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1981年秋，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到当时还在天坛南门附近居住的萧乾家拜访。“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而且，文洁若“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且办公室与她“只隔一个门”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口述史的发生（7）
另外，文洁若推断，“我不相信直到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326我想，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与川端康成获奖的“那一年”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之一。＇笔者按：此文还用日文发表在2001年8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上。＇
最有意思的是，发表文洁若此篇文章的2000年第11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在文尾特别加了一个“编按”：“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艾笛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327
就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甚至使曾经如此“口述过”的人都有了编故事之嫌。
为求本溯源，我专门发电子邮件，请日本友人冈田祥子女士向舒乙在“口述”中提到的藤井荣三郎求证。很快，2005年5月29日，藤井先生给冈田女士写了回信。热心肠的冈田女士收到信以后，便用国际特快邮寄给我。我又请同事李家平先生将此日文信翻译成中文，终于见到了这位极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证词”。为保持信的原貌，特摘引如下（信中划着重线部分，为藤井先生所加。）：
冈田祥子先生
关于您所询问的事情，我向您说说我的记忆，要把事情的时间性搞清楚，还得参照我的经历来讲。
从“日本文艺杂志”上见到原本考虑授予老舍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惜又失去的消息，并把这些告诉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确实是我。当时他们听了也感到吃惊，我想这些您也许不清楚。可是，时间上并非“1978年或79年”，而是1981年4月。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拜访舒家，是在滞留北京的那几日，……在同（舒乙、胡絜青）两位畅谈中，我记得向他们说起，“日本文艺杂志载，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