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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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非把个别的描述排列在一起，而是通过三种集体行为者——黑人奴隶、荷兰官员和摩拉维亚传教士——的眼睛，来展示当时的状况，然后加上他自己对三个文本的评论。这是一种“多义的”、“复调的”叙事。474庆幸的是，我并非刻意而为，实际上倒是无心插柳，“老舍之死”口述实录本身就是这种“多义的”、“复调的”叙事。
但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历史究竟是一个文学样式还是自成一体的一连串样式，它是否有自己的叙述和修辞形式，惯例是否同样包括（它们一定是包括的）关于叙述与证据之间关系的规则和表达的规则？例如，兰克就不是写纯粹的虚构故事，文件不仅支持着他的叙述，并且迫使叙述者不做出无据可考的陈述。所谓文件是指被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传统地看作是相对可信赖的证据。他认为，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可能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不管他们是使用文件还是完全根据访谈、交谈和个人观察来建构他们的描述，他们遵从了一个包括可靠性、代表性等等标准的研究策略。因此，我们应讨论的是这些标准与各种不同形式的文本或修辞之间的兼容性和冲突（而不是事实与虚构、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古老困境）。475美国现代著名口述历史专家唐纳德·里奇（DonaldA。Ritchie）在论及口述历史的“见证可信度”时，认为在口述史最早发生之时，这个问题就随之出现了。他说：“不同于中世纪的口碑故事，人类首次有历史记载之时，口述历史便出现了。三千年前，在中国周朝便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的书记。数个世纪之后，又有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访谈波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Wars）的参战者。同时也出现了对口述见证可信度的怀疑，修昔底德抱怨说：‘同一事件，不同的见证者，或因为有意偏袒，或因记忆不全，所做的描述也不同。’……信件、日记、自传等作为正式史料时，尽管执笔的人心存偏见或者根本有错。例如，政治家写日记时，由于有日后要出版的心理准备，因此就努力地在日记中，把自己塑造为最佳典范。……写信和记日记的人，决不会将所有令研究者感到兴趣的事情一五一十交代得清清楚楚。”
我现在早已不做这样无谓的抱怨了，我深知书写历史需要“访谈者必须考量受访者作为见证人的可信程度。他们是否够资格提供一手材料，抑或只是在传递二手消息？他们最早的观点是否带有偏见？受访者是否大量遗忘那些对他们不再重要的往事？抑或事实太过平淡无奇以至于不复记忆？受访者现在回想那件事有何不同感受？是否有些后来的发展令他们重新设想或重新解释其间的矛盾冲突？这些考量并不会令受访者失去提供证言的资格，但是尽量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却有助于访谈者和未来的研究者掌握所搜录资料的价值。”“历史学者的工作是把一大堆来自文件、物件、访谈和其他来源的证据编纂整合在一起，创作出一则叙事使得原先互相矛盾、冲突的证据产生出意义来。”476扬·范西纳认为：“任何证据，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可以归结为唯一的来源，并加以检验；我们必须为其寻找确凿的证据。”“即使书面证据与口头证据之间出现相互不符的情况，也并不意味着其中的一种描述必然要比另一种描述可靠些。访谈可以揭示出被官方记录所掩盖的真实情况。或许，这种分歧恰恰说明，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两种描述都完全是有效的，它们共同为真实的阐释提供了活生生的线索。”477看来历史完全不需要做出什么结论。
可历史既要写的好看，又要恪守理性，大概还是有点忠效两难。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指出：“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但他必须绝对地掌握自己的想象，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必须既能进行深入而巧妙的推论，又具有充分的自制力，以免将事实纳入假说的框架。凡是能否恰当地估计这些困难的人，都不会奇怪，每个历史学家都有可能失足——或者是在叙述领域或者是在思辨领域。”478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4）
对于如何看待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我十分赞成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的说法：“让我们认为它两者都是或者两者都不是。因为它有两者的因素。并不是在猜测历史的‘因果’上出现了科学；而是在收集和检验关于史实的证据上，一个历史学家需要有一些科学精神的东西，正如一个侦探或一个政客也需要这样的东西一样。”他认为历史有三种不同的任务，即科学的、想象或推测的和文学的。他还否定了一种学术偏见：“有一种说法，认为读起来有趣的历史一定是资质浅薄的作品，而晦涩的风格却标志着一个人的思想深刻或工作谨严。实际情况与此相反。容易读的东西向来是难于写的。……如果我们能够使新兴一代的最优秀的才智之士认识到历史的任务是如此艰巨，那他们之中将会有更多人成为历史家。”479那么，只剩下保罗·柯文所说的问题了，即“在所以把过去加以神话化的具体例子中，重点都不在于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它被后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如何加以重新塑造。神话化的过程是：认定过去中某特定的主题，把它简单化，加以夸张和渲染，直至变成今人力量的源泉，足以使现在和过去强有力地相互肯定、互相印证。被利用的主题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过去的一部分，但也可能不是。”480这就是说，历史学家有可能成为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也有可能成为新的历史神话的缔造者。保罗·柯文把这种“不断地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过去’重新加工的过程叫作‘自传式的神话化’，这种神话化过程当然会歪曲原初的经验。”“不管我们怎样想在回忆中力求忠实不假，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避免用后来的知识在歪曲这些回忆。”481事实上，在本章开头提到的王行之与李润新的观点之争，也正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保罗·柯文所说。我想，不论中外，已经不乏这样的事实，即以往的历史一旦被塑造成“神话的史诗”，想打碎它都变得几乎不可能了。
当然，书写历史在观念上有时返朴归真或曰守本分是必要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已经特别强调：“历史学家的目的不应该用一系列耸人听闻的逸事去引起读者的赞叹，也不应该杜撰许多演说词备人引用；而是应该像悲剧作者那样，逐渐把故事引向高潮。恰恰相反，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首先在于忠实地记载古人确实做过的事情和确实说过的话，不管这些是怎样平常的言行。”482对于口述史来说，这自然涉及到艰辛的整理工作，汤普逊认为大体上有三种途径来展开：“首先，是对生活经历的单纯叙述。对一位记忆丰富的被访者来说，他除了完全公平地对待口述材料之外，恐怕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了。……第二种方式是收集故事。既然这些故事并不像单纯叙述那样，每段都需要具备完整和丰富的特点，因此它是呈现更为典型的生活史素材的更好的方式。……第三种方式便是交互分析（cross…analysis）：口头证据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组建论据的宝藏。当然，在我们也很有可能在写作过程中，把这种分析与对更加丰富的生活经历的呈现结合起来。”483然而，汤普逊不得不承认：“这里也存在着某种危险：当口述史利用自身提供的材料来源的时候，往往会割断当时的政治叙事过程，遗漏掉经济和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各种压力，从而对过去的日常生活产生某种幻想，这恰恰是因为这些过程和压力很难直接触及到普通人的各种记忆。因此，把这些记忆纳入更广阔的背景里，是极其重要的。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口头材料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种背景是如何构成的。它们肯定也会在根本问题上促发我们的上述理解。”484无论如何，要以历史为职业，都需要掌握一切有关研究人类的过去和探溯现时人类发展的各种类型的知识。简言之，就是要考虑人的本性和人的行动。485我觉得，历史就是一种对过去的人性叙述。或者，换言之，历史学家所能书写出的历史，与其说根据的是文献，不如说依据的是“记忆”。历史既是“记忆”的叙事，也是“过去的声音”，因为“除了声音，恐怕再也不会有什么别的手段可以通过极其独特的、通常很简单的、精辟的和再现的方式把过去带入现在了。它不仅改变了历史的组织结构，也改变了历史的内容，并且把历史的焦点从法律、统计、管理和政府转向了人民。历史的天平扭转过来了：人们不仅从上述角度出发，而且也从被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去观察和评判经济学和政治学；在此之前，历史所要回答的问题还都是些封闭的问题，只能涉及到政治史、知识史、经济和社会史这样的既定领域；而现在，人们不仅拓宽了原有的领域，还要加上诸如工人阶级史、妇女史、家庭史、种族史、少数民族史以及穷人史和文盲史等这些更新的领域，这完全是一种崭新的历史维度。”486“原则上讲，口述史在任何历史领域内都存在着可能性。但对某些领域来说，它们要显得更基本些。与此同时，口述史也表现出了某种潜在的趋向，趋向于更个人化、社会化和民主化的历史。……历史存在的真正理由并不在于它为某些古老的事物赋予了永恒。历史是人们理解其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某种方式。人们在20世纪业已发现，那些所谓的里程碑、历史全貌以及各种权威和冲突模式都是不堪一击的。……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构建自己的未来。”487口述史的兴盛在某种程度上使传统的历史观念被颠覆可能是始料不及的，像波普尔干脆认为历史本身没有意义，没有规律，历史实际上只是历史学，它只是存在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因此，他认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做出自己的解释。”488历史变得一点也不神圣了。
海登·怀特甚至认为，历史学家面对的过去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史料。若把这些文本变成历史，首先要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它转化为一种叙事，而叙事的过程包括了论证、编织情节和进行解释。他认为历史的写作经历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原始的素材、碎片或者资料；第二个过程是编年史。他以欧洲的史学史为例来说明编年史没有逻辑的起点和终点。换言之，编年史的书写者从哪里开始下笔，历史就从哪里开始；而他从哪里搁笔，历史即在哪里结束。在这个基础之上，进入第三个过程“带故事性的历史。”他这里说的故事性并非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色彩浓重的故事，而专指史学家在经过第一个过程（原始材料）和第二个过程（编年史）之后，再书写历史的时候给它加上开头、结尾、结构、逻辑，即把过去那些没有逻辑的历史起点和终点的事，加上逻辑的开端和终点。这个过程像编“故事”一样。489因此，怀特在《元历史》一书中认为，19世纪的那些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无论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还是兰克、布克哈特等，各自都有一种认识历史的理论构架，表现在写作风格和形式上，或是比喻，或是借喻；或是喜剧，或是悲剧。“历史事实在他们的笔下只是他们构思和使用的素材，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铺陈历史的真相，而是抒发他们自己的人生观和历史观。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著述一如文学家的小说创作，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要依靠想象力和创造力。”490这样，历史的真实性变得模糊了。历史对他来说，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怀特认为全部历史叙述都是“言语虚构，历史叙述中的语言虚构十分丰富”，“从言语产物角度看，历史和小说彼此之间难以区别”。同样，“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对立……也是很有问题的，是站不住脚的。”491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5）
我没有理由认为怀特说的不对，因为我接下来想做的，就是他已经说的。当然，先声明我不是历史学家，不过，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历史学家吗？“历史学家尤其想挖掘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而且是这种发生的‘意义’，不仅想追寻往昔事件的动因，而且想追寻随之而来的动因。赋予历史事件意义的主要方法是叙述。历史编撰是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认为历史学家仅仅想讲述有关过去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觉。我坚持认为，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想，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想赋予过去以意义。”492之所以会如此，当然是因为作为历史书写者的史学家，往往不是历史的当事人，就像我对于30多年前的“八·二三事件”，我完全是个局外人。正像睿智的保罗·柯文指出的：“史学家正是因为是站在‘外面’，就有可能误读、歪曲，把一些完全陌生的意义强加给研究对象。就这方面来说，‘外在性’当然是个短处。
但是，史学家的这种‘外在性’也可能是一种长处。它构成了历史学家和‘过去’的直接经历者以及‘过去’的神话创造者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它使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有办法把过去变成可以理解、有意义，……换句话说，除了力求重造过去的参与者或神话创造者的意识之外，历史学家还力求在他们的世界和我们今日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让两者之间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展开有益的沟通。这种情况很像翻译家，翻译家的工作不只是把一种语言忠实地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且还要让它对于用后一种语言的人具有意义。和翻译家一样，史学家成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