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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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每天上班，总在胡同里碰见两个算命的盲人，见他们生活没着落，非常同情。他就向市文化局和文联反映，解放以后，人们不迷信了，算命瞎子也就没生意了。而他们大多都能弹会唱，把他们组织起来，教他们为新中国唱歌，既能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又扩大了宣传队伍，不是一举两得吗？这事该文联、文化局管吧？在他的倡议和奔走下，北京市成立了第一个“盲艺人学习班”。他们下乡下厂，演唱歌颂新中国的节目很受欢迎，还整理了一批传统的曲艺段子，成为一个出色的残疾人演出队！745汪曾祺也有这样的“记忆”：“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忌，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汪曾祺还意味深长地特别强调，老舍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746
太平湖的余韵（3）
这不禁给人们留下疑问，到底哪个是真实的老舍？还是哪个都是真实的老舍？还是回过头再来看我所采访的作家、学者对老舍之死的不同认识。王蒙认为，如果说老舍自杀是骨气的表现，这个逻辑可以成立，那很多挨过打，受过更多侮辱的人，却活了下来，我们能不能说他们就缺少骨气呢？他还是觉得老舍因为一辈子都没有受过那样的侮辱，所以他无法咽下这口气，无法忍耐，无法忍辱负重。肯定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绝望。747
邵燕祥认为，老舍之死“虽然客观上有抗争的意味，但他不可能去考虑自己的死有哪些社会意义，死首先是要毁灭自己。”748
钱理群坚持认为，老舍的死是带有偶然性的。因为如果是以死抗争，其他因素都不重要了，他已经下定决定去死了。“我觉得从个性来说，老舍也不是这样。他不是那种刚烈的、宁折不弯的，他还是……外圆内方型的。”他不是要以死抗争什么，而是已感到无路可退了。“他要保持自己的清白，保持住最后的一个点，不能再让了，我的妥协、迁就、让步已经到终点了。这一步无论如何跨不过去了。”749
严家炎则认为老舍投湖，激愤是主要的，悲观绝望也有些。在一定意义上，激愤也是骨气的一种体现。但他不认为老舍自杀“是出于对整个政权表示一刀两断。他对‘文革’是无法理解，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如此，无法理解。开头还真是诚心诚意要跟着，尽可能让自己慢慢理解它的意义。他反抗的对象我认为仅是批斗他的那些人，说不上对政权的否定，如果这样说，我觉得提得太高了。”750
看来，如果说抗战时期的老舍具有陆游式的血性，相对容易，也几乎没有任何疑义。因为，彼时彼地，他确实像陆游一样，在外侮面前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在许多文章里留下了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豪言壮语：“生的意志顽抗着一切的困难，生或死全凭今日的挣扎，没工夫去顾虑什么。生命的第一句口号是勇往直前，不管不顾的向前冲杀是它的最原始而最聪明的战略。”751“个人的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大丈夫的血是要溅在沙场上，一方面去退敌救国，一方面使贪夫廉懦夫立。此外男儿还有什么更好的事业呢！？”752“只有那舍不得命的人哪，/藏在家中－……今天你若是怕牺牲啊，/国破家亡！753“遇到非战不可的时候，到战场上去死是人人的责任。”754“出来吧，艺术家们－……大时代不许你们‘悠然见南山’，得杀上前去啊！755“在抗战的今日，凡是为抗战舍掉自己的性命的，便是延续了国家的生命。”756“凡是要救世的都须忘了自己，丧掉了自己的生命。”757“我们多少多少英勇的男儿已把血流在战场上，但是我知道他们是死而无怨的，因为他们一向就以舍身报国为志愿与光荣，他们死在战地正是了却生平的心愿，而且激动了别个男儿的雄心壮志。”758老舍写的很多抗战诗歌，也都明显表现出宁为玉碎的血性与舍身成仁的气节操守：“我为谁扛枪，/我为谁吃粮？/还不是为保卫百姓，/我才舍身上战场？！759“命可舍，/头可碎，/要保住伟大中国。”760“为国尽忠死，/千年留美名。”761
然而，若把“文革”伊始的老舍之死，仅单向地定性为“与屈原同例”，并由此给老舍之死盖棺定论，就没那么容易了。其实，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投江，也并非只有一种解释。我一向觉得，屈原是屈原，老舍是老舍，一切自杀者的生存还是毁灭，各有各自复杂的原因，相同点也许只在都是以自杀的方式来主动终结自我生命的物理时间。其他则不好同日而语。相比较而言，倒是作为老舍至交好友的冰心说得非常质朴、实在，她把“抗争”、“绝望”与“脆弱”三种因素合在了一起。她认为，以她对老舍的了解，老舍是有可能选择自杀的。当他听说老舍自杀而死，一点没觉得奇怪。“因为他这个人脾气很硬。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他的小说死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我想，他这个人受不了多少委屈，他受欢迎时，听的全是称赞的话，他也惯了，他被人打是受不了的。……他的脾气跟人不一样，他受不了一点委屈。还有，那时候夸他的人也多，出来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他这人又很乐观，平常什么玩猫呀，什么种花啦，他很随便的。忽然有人对他那样的批斗，他是受不了的。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地方。”762
而同样因被批斗自杀过，后却被救活的萧乾，首先以为，在“文革”那样的灾难岁月，自杀和他杀是同义语，被逼得自尽的，与他杀已没有区别。另外，他以自己为例说明，意欲选择自杀，头脑是清醒的，但对是否要以此举体现“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操守，“不可能这么明确，主要是绝望。当我看到家给砸烂了，搜集多年的欧洲版画一股脑儿被扯个粉碎，……先求个人解脱了再说。”763
以萧乾的分析，“像我还是经过些斗争风浪的，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成死老虎了，都受不了这个辱。何况老舍，在解放后那么顺，又是‘人民艺术家’，跟周总理关系那么好，哪受得了这个。”萧乾清楚地记得，从1951年到1954年的每个五一节，到天安门游行的文艺大军，队伍前面一直是老舍和曹禺。另外，斯诺曾在60年代写成的《大河彼岸》一书中提到，他来华时在宴会上碰到老舍，并打听萧乾的近况。老舍回答说：“萧乾正在人民公社快活地劳动着，他对写作已毫无兴趣。”764并坚持说，中国作家协会只有极少数会员被遣送到农场劳动。萧乾分析，不管老舍这么说，是否在替官方表态，至少从表面上看，“像他这样政治一直风顺的肯定经不桩文革’这一戗。”萧乾以为，邓拓也是这样。“傅雷多少不同，他是个纯书生。而老舍和邓拓不是。”765
但不管怎样，我很赞同杨义所说：“自杀是一种抗议，沉默地活下来也是一种抗议。活下来抗议，看到最后的结果，这也是一种生命的顽强的东西。”766
巴金正是如此，面对灵与肉的双重摧残与折磨，他好几次都想自杀。“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自己忍受不了就让给亲人忍受，自己种的苦果却让妻儿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哪里摔倒就在能力站起来。’我还痴心妄想在‘四人帮’统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767
回到老舍，还有一点十分重要，他曾加入过基督教，应当清楚中世纪基督教的欧洲，是视自杀为禁忌与有罪的。不仅自杀者的尸体不允许埋在教会附近的“圣地”，还要接受法律制裁，甚至拖尸示众，财产充公。这与在“文革”中，将自杀者视为“自绝于人民”的“畏罪自杀”并无二致。换言之，“文革”时期的中国，这种对待自杀者的态度无疑是中世纪欧洲那种习俗的现代版本，即决定人瞬间生死的权利在“上帝”手里，在“上帝”行使权利之前，要是有谁选择自我了断，那对上帝来说多丢面子。所以，在对自杀者做出政治结论之后，抄家，甚至株连个把亲友，也就不在话下了。另外，这里面当然还有另一层叔本华所说的言外之意，“世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自杀的行为便是对这种“高调”的反动。768自杀也就成了有罪的。
太平湖的余韵（4）
由此反观，正像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那些对这一黑暗的宗教制度进行无情抨击的思想家一样，老舍之死似乎具有了反叛与启蒙的双重意味。孟德斯鸠说：“我觉得这种法律是很不公道的。我受到痛苦、贫困、蔑视等沉重的压迫的时候，为什么别人不让我结束我的苦难，而残忍地剥夺了我自己手中的救药？……上天给我生命，这是一种恩惠；所以，生命已经不成其为恩惠时，我可以将他退还：因既不存，果亦当废。”葛德文进一步明确指出：“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力量是我们许多天赋能力之一。所以，正如其他各种能力一样，也是道德规范的对象……从殉道一词的本身含义上看，殉道者就是自杀者。这就更反映出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们的死乃是一种抗议。”费尔巴哈在论及自杀时说：“人的这种最后意志——借助于它。人自愿地抛弃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