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共和国将帅大授衔-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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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制度从1955年实施到1965年取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关于这次军衔制取消的原因，考虑到政治环境的因素，应该归结为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不过，当时在思想上对军衔制的错误认识和偏见只是造成军衔制被取消的外因，而军衔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军衔功能被抑制、弱化，则是这次军衔制被取消的内在因素。
自1955年首次授衔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军衔晋升制度未能完全按条例规定执行。多数军官不能按《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年限晋升军衔，普遍超过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且军衔越高超过年限时间越长。
1955年规定，少尉至上校的晋升期限为2至4年，但多数军官的军衔超过了晋级期限。在授衔后的5年时间里，每年大约只有3％的人能够晋升，绝大多数人的军衔处于冻结状态，尤其是中将以上将官的军衔一个未动，这样，致使干部的职务与军衔的距离逐渐拉大。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到军队建设。1959年11月，总政治部经中央军委和*中央批准，发出《关于调整干部军衔级别的指示》，规定1960年5月1日以前，对上校以下人员军衔低于职务者进行调整。这是首次成批晋升军衔，晋升面达到％。之后，每年都办理一批军衔的晋升，但晋升期限改为：少尉至上尉各级每3年晋升一次，大尉至中校各级每4年晋升一次，上校以上选升。这一晋衔期限的规定，在1963年9月修正的《军官服役条例》中作了认可。
首次军衔制实施十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取消。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3）
1963年《军官服役条例》正式对军官军衔晋升年限作了修改：少尉晋中尉3年，中尉晋上尉3年，上尉晋大尉3年，大尉晋少校4年，少校晋中校4年，中校晋上校4年，上校晋大校按职务和功绩而定。修改后，从少尉晋升至上校的正常年限，由原来的16年增至21年。1963年虽将各级晋级年限延长了1年，但仍有相当数量军官未能按规定年限晋升。特别是少将以上高级将领的军衔，无一晋升。这就是说，1955年授衔的少将至大将1000余人，10年间竟没有一人晋升军衔。这一极不正常现象，在任何实行军衔制度的国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军衔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五五式军衔”制实行后，主要有三个功能：一是调整军官的服役关系，《军官服役条例》对军官服现役和预备役的期限，全部按军衔等级确定。二是调整军人的指挥关系，该条例明确规定，除了在职务上有隶属关系以外，“军衔高的军官对军衔低的一切军人，均为上级”。三是调整军官的部分利益关系，此间除了军官薪金按军队级别确定以外，其余大部分待遇按军衔确定，包括住房面积、营具配备、乘坐车船席别、家属随军、离职休养资格、退休费标准、医疗保健、军官身份的确立、退役后的社会地位及政治荣誉等。
许多1955年授衔的中将、少将，到20世纪60年代担任了总部领导或大军区、军兵种的正职，如廖汉生中将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北京军区政委，梁必业中将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张震中将任军事学院院长，秦基伟中将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向仲华中将任装甲兵政委，等等。他们按编制军衔应晋升上将，但都未得到晋升。
经过此次的调整，我军军官职务低于编制军衔的情况愈发变得不可收拾。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竟出现了如下不可思议的现象：大校军长、上校副军长、中校师长、少校团长、大尉副团长、上尉营长、少尉连长……因此说，取消军衔并不是最高统帅和几位老帅的“一言堂”，而是它本身确实存在一些致命的问题！军衔的晋升不能正常地像攀阶梯一样往上流动，而是停滞不前，不产生变化，并且就低不就高，即使变化，也是星星点点。这样，久而久之就逐渐弱化了军衔的功能，也调动不了各级军官的积极性。例如，上述几位中将，其职务上已晋升到大军区正职的岗位，应该军衔也配以上将，但是职升衔不升，许多军中礼节和规定就不好执行。同样，大校军长、大尉副团长、少尉连长等等配置，在客观上就明显地削弱了军衔的权威性，对职权的使用也受到影响。可以想象，一个大尉副团长指挥起少校营长来，实际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军人间的礼节上，到底谁给谁先敬礼呢？问题看起来虽小，但对人们的心理影响又是不小的。
军衔制取消后，还造成了“军秩”混乱。所谓“军秩”，这里是指军队职务和军人级别之间相对应的秩序。改定国家行政干部级别，主要是以军队级别为基础，结合现任职务，德才水平和工作经历评定。但改定新级别时军衔的因素未予考虑。军委的《决定》和总政的文件，在定级标准条件中，没有把存在了近10年的干部军衔等级，作为新定级别的一个因素。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改变了原来某些军衔与级别之间的秩序，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将许光达和中将徐立清，取消军衔后，都改定为同一等级的国家行政干部5级。许光达的大将级别应该是4级，但是由于他本人谦虚，在授予大将时，主动要求把级别降低一等，与上将一样是5级。而徐立清也是由于谦虚，在应该授予上将时，主动要求降衔，变成中将，但仍然享受5级待遇。军衔制取消以后，许大将与徐中将的级别就一样了，人们不免有所议论。因为在军衔的等级体系中，大将和中将分别为将官中的第一级和第三级，相差两个级别，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个差距是较大的，如果中将通过正式晋升的途径，与大将取平，恐怕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然而，减薪定级的措施，却消除了二者的距离。由于这种等级制度本身缺乏科学规范，因而时过不久便出现职级脱节现象，而且越发展越严重，最后导致了军秩的严重混乱。
据“减薪定级”和取消军衔10年后即1975年统计，全军军以下各级主官和副职的职务同本人的级别相对应的为数极少，绝大部分干部的级别低于职务，少者低一级，多则低十几级，相差程度十分惊人。
尽管如此，全军首次实行军衔制仍对我军正规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我军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回顾全军首次授衔，有关数字统计显示出我军的特色（1）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10年时间里，不但留下了将帅们本人请求让衔、降衔的佳话，甚至争衔的逸闻，而且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供探讨、分析、研究的话题。
在总共1614名将帅中，原籍省份人数较多的前10位，我们称之为“十大将军省”；原籍县份人数较多的前10位，我们称之为“十大将军县”。由于全国解放后行政区划变化的原因，一些将军的籍贯也存在“双重”之说，在这里按现有的行政区划来分别。比如，吴先恩中将，按解放前的行政区划，他的籍贯应该在湖北麻城，但解放后麻城的一部分划归了河南新县，所以，现在把吴将军归在河南籍。还有全国直辖市重庆，过去一直归四川省管辖，只是到1997年才单独划分出来。但在研究将帅的习惯上，人们一般又没有单独把重庆籍开国将军列出来，因为建国快50年了，四川和重庆才分开。
十大将军省是：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四川、山东、福建、河北、陕西。
第一大将军省——江西（325人），走出了萧华、陈奇涵、赖传珠等3位开国上将，梁兴初、吴克华、王恩茂等38位开国中将，谢振华、曾克林、丁盛等284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江西籍将军主要分布在赣西南地区的莲花、永新、吉水、吉安、泰和、兴国、宁都、于都、瑞金一带。
第二大将军省——湖北（235人），涌现了*1位开国元帅，徐海东、王树声2位开国大将，陈锡联、王平、韩先楚等14位开国上将，秦基伟、聂凤智、王近山等31位开国中将，王诚汉、谭友林、唐金龙等187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帅占全国将帅总数的％。湖北籍将帅主要分布在鄂豫皖边界的大悟、红安、麻城、黄陂一带。
第三大将军省——湖南（202人），涌现了彭德怀、贺龙、罗荣桓3位开国元帅，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等6位开国大将，萧克、王震、杨得志等19位开国上将，廖汉生、张震、刘志坚等45位开国中将，段苏权、钟伟、裴周玉等129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帅占全国将帅总数的％，特别是中将以上高级将领居多，含金量很高，元帅占将近三分之一，大将超过一半，上将占％，中将占％。湖南籍将帅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靠湘赣边界的平江、浏阳、酸陵、茶陵一带。
第四大将军省——安徽（128人），走出了洪学智、李克农2位开国上将，徐立清、皮定均、陶勇等12位开国中将，肖全夫、宋承志、查玉升等114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安徽籍将军大多出自红四方面军，从地域上主要分布在皖西大别山地区的霍邱、六安、金寨县一带。
第五大将军省——河南（108人），孕育了许世友1位开国上将，郑维山、钱钧、李雪三等9位开国中将，苏进、曹思明、尤太忠等98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他们大多来自鄂豫皖边界地区的新县、商城、光山、固始一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鄂豫皖苏区地域，大批中原儿女涌跃参加红军，从而成长了一批威名赫赫的开国将领。
第六大将军省——四川（含重庆共99人），涌现了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4位开国元帅，罗瑞卿l位开国大将，张爱萍、陈伯钧、傅钟等3位开国上将，毕占云、吴瑞林、贺诚等3位开国中将，任荣、胡炳云、陈其通等88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帅占全国将帅总数的％。他们的含金量也很高，与湖南、湖北省一样，是拥有从元帅到少将各个级别的三个省份之一。四川籍将帅大多来自川东地区的宣汉、达县、平昌、通江、巴中、苍溪、阆中等县。
回顾全军首次授衔，有关数字统计显示出我军的特色（2）
第七大将军省——山东（90人），走出了孔庆德、刘兴元、孙继先等3位开国中将，李耀文、仲曦东、刘振华等87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山东籍将军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来自寿山、荣成、牟平、文登等49个市县。
第八大将军省——福建（83人），走出了杨成武、叶飞、刘亚楼等3位开国上将、郭化若、罗元发、傅连暲、等9位开国中将，王集成、孙克骥、叶青山等71位开国少将。该省将军占全国将帅总数的％。福建闽西地区和江西赣南地区，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地域。福建籍的将军们大多是闽西暴动和中央苏区“扩红”时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他们大多来自闽西地区的长汀、武平、上杭、永定一带。
第九大将军省——河北（80人），产生了孙毅、韩振纪2位开国中将，王蕴瑞、刘永源、王猛等78位开国少将，他们分别来自定州、大名、蠡县等48个市县，占全国将帅总数的％。他们中有部分人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加红军的，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人民武装的老八路。
第十大将军省——陕西（63人），孕育了上将李达、张宗逊、阎红彦等3位开国上将，孔从洲、张达志、阎揆要等5位开国中将，贺晋年、张松平、王扶之等55位开国少将，占全国将帅总数的％。陕西籍将军来自安定、仔长、米脂、长安等36个市县。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将帅原籍中，出元帅最多的省份是四川，4人；出大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6人；出上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19人；出中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45人。可谓川湘火辣，将帅云集！
经统计，十大将军县是：湖北红安、江西兴国、安徽金寨、湖南平江、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湖北大悟、河南新县、安徽六安、湖南浏阳。
第一大将军县——湖北红安（60人）：
上将：王建安、陈锡联、周纯全、郭天民、韩先楚、谢富治，中将：王近山、刘飞、刘昌毅、李天焕、张天云、张仁初、胡奇才、秦基伟、徐深吉、徐斌洲、詹才芳，少将：马忠全、王诚汉、甘思和、卢燕秋、刘福胜、江波、江腾蛟、李世焱、李定灼、吴振挺、何德庆、邹国厚、闵学胜、况玉纯、汪运祖、张天恕、张志勇、张竭诚、陈炎清、陈美藻、罗应怀、金世柏、周世忠、郑国仲、胡正平、赵鹤亭、贺健、秦光远、耿锡祥、袁克服、徐绍华、殷国洪、涂锡道、韩卫民、程启文、程悦长、程儒珍、谢正荣、詹少联、熊应棠、黎锡福、戴克林、戴克明。
第二大将军县——江西兴国（54人）：
上将：萧华、陈奇涵，中将：朱明、邱会作、康志强、温玉成、谢有法，少将：马泽迎、王屏、毛会义、邓经纬、叶运高、吕黎平、刘涌、刘玉堂、刘世洪、刘耀宗、江学彬、李士才、李呈瑞、李佐玉、李良汉、杨卓、杨汉林、邱先通、邱会魁、邹衍、张克辉、陈熙、陈坊仁、陈远波、陈美福、欧阳平、周彬、钟人仿、钟文法、钟生溢、钟发宗、钟国楚、钟炳昌、黄文明、黄有凤、黄朝天、龚兴贵、曾美、曾克林、曾新泮、黄玉昆、谢良、谢立金、谢国仪、雷永通、魏洪亮、曾昭墟。
第三大将军县——安徽金寨（54人）：
上将：洪学智，中将：皮定均、李耀、张贤约、陈先瑞、林维先、徐立清、曾绍山、滕海清，少将：丁世方、于侠、马琮璜、王远芬、方子翼、邓忠仁、邬兰亭、严家安、李家益、杨克武、肖全夫、肖选进、吴诚忠、佘积德、余明、余嗣贵、闵鸿友、汪乃贵、汪少川、宋文、宋承志、宋维栻、张行忠、张贻祥、陈宏、陈祥、陈伯禄、林彬、林乃清、周发田、周时源、胡继成、胡鹏飞、赵遵康、徐其海、陶国清、康烈功、董洪国、程明、傅绍甫、曾宪池、詹大南、詹化雨、漆远渥、熊挺。
回顾全军首次授衔，有关数字统计显示出我军的特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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