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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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为和平解决日本问题作必要的准备工作，并处理经参加外长会议各国政府的同意而随时向外长会议提出来的事项”。它并没有具体提到对日和约。因此，如果利用外长会议来办这件事，首先必须得到其成员国的同意。
因此，美国采取了一项政策，希望借此可以把关于程序方面的无休止的争吵减少到最低限度，以便集中讨论实质性问题，并能有广泛的代表参加会议。1947 年7 月11 日，美国政府向远东委员会成员国的其他十个国家的政府提出建议，在1947 年8 月19 日召开一个由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代表组成的会议，来讨论对日和约。还建议这些国家的外交部长应先委派代表前来探讨和约中的实质性问题。美国政府认识到，否决权只会耽搁会议的进程。
他们的意见是：在和平会议上坚持否决权是个迂阔的问题。归根到底，如果一个国家不同意条约的内容，它可以拒绝签字。因此，美国建议会议中的决定一律以“简单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以避免这一棘手的问题。
1947 年8 月14 日，美国在接到所有直接有关的国家的答复后，分发了一份各国政府观点摘要。美国政府还分发了美国和苏联之间互换的照会文本。除苏联外，所有的国家都同意召开十一国会议。俄国人争论说，开罗、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协定和远东委员会及外长会议职权范围的条文，全都承认中国、联合王国、苏联和美国在有关日本问题上的特殊地位。因此，“召开会议来起草对日和约的问题”，应由四大国来决定，这是绝对必要的。苏联指责美国的单方面行动，它要求四大国的代表应一起讨论，为召开会议规定一个合适的日期，同时“应考虑从速召开外长会议的必要性”。美国政府在答复中指出，外长会议的职权范围中没有提到关于日本和约的问题。他们还认为，苏联向意成立远东委员会，“无异是承认了这些〔十一个〕国家在有关日本投降后对日政策方面、从而在对日和约中的根本利益”。一些国家，特别是参加堪培拉会议的那些国家，要求将和平会议推迟到9 月份。中国在投票方式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它称之为折衷的办法。它建议，“会议的决议，应由到会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其中须包括四大国中的三个国家”。
因此，美国提出召开预备性会议来讨论实质性问题，以避免由于对程序问题的无益的辩论而造成不必要的耽搁，这一企图从一开始就告失败。
苏联和中国在它们给美国的第一次答复中，都对美国建议的程序提出了反对意见。在随后的六个月里，美国、中国、苏联和联合王国之间交换了几次照会。在这些照会中，分歧的意见集中于会议的组成和投票的方式这两个程序问题上。当明显地看出苏联在继续坚持和约中的问题应“由外长会议预先考虑”时，中国政府在投票程序问题上改变了它的主张。在1947 年11 月17日的一份照会中，中国政府建议，会议的决议应由成员国的多数通过，并包括联合王国、苏联、美国和中国四国的一致同意。换句话说，中国建议四大国有否决权。在答复这个建议时，苏联在11 月27 日建议，1948 年1 月在中国召开一个包括四大国在内的外长特别会议。中国在12 月6 日以一个简短的声明来回答这个照会，说中国认为“预备会议没有必要背离远东委员会关于组成和投票程序的原则”。另一方面，联合王国在致中国政府和苏联的照会（它反映出英联邦意见）中，支持美国原来的意见，即会议应由出席远东委员会的国家组成，投票应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在这一时期，虽然好几个大国都想早日与日本缔结和约，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如坚持要求当时召开和平会议，必将导致中国和苏联不参加。虽然1951 年的旧金山和平会议是在没有中国和俄国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但是1947 年的情况使得其他的国家怀疑在当时召开那一类型的和平会议是否适当。首先，日本或美国是否会在1947 年同意和约签订后盟国军队继续留驻日本，是一个问题。如果盟军撤走，就会造成一种军事真空的危险。其他一些国家拒绝考虑分别订立和约的可能性。因此，在仔细分析1948 年1 月的形势以后，美国政府相信，还是以不急于要求在当时召开一个会议为好。因此，在苏联再一次申述它以前的立场以后，美国就将最近交换的外交照会文本分发给那些直接有关的国家。自此，直到两年以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以前，这件事就正式搁置起来了。
第十一节 结束语
到占领日本的第二年年底时，为了贯彻盟国基本政策所必需的大多数改革是否已经开始，这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了。麦克阿瑟已经表示过：改革的架子已经搭起来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应该通过日本政府的行政部门来工作，这一决定促进了这些改革的施行。在当时，要回答其他两个同样基本的问题，是困难的。日本人是否以一种把这些改革看作有相当希望成为永久性的精神来予以接受的呢？同时，美国及其盟国在对日占领结束前，对日本的政策又可能发生什么变化呢？
不过，上述关于对日占领头两年的研究表明，这些问题己部分地得到回答。首先，盟军最高统帅部采取的某些及时的、直接的措施，已经取得了难于铲除的效果。武装部队的彻底解除武装和复员工作已顺利进行。即使日本有意愿、有办法来恢复武装力量，也得花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有效的陆、海、空军。盟军最高统帅部在1945 年10 月发出的关于公民权利的指令和1946 年1 月初发出的关于整肃的指令，已经促进了日本社会中以前消极的分子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活动。在1947 年4 月的第二次大选中，对保守的、旧的领导人的支持，已明显地转到对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虽然以后的选举可能又会回复到保守主义，但是有一种明显的追随新领导人的倾向。
在工人方面，很明显，由于盟军最高统帅部采取了各种政策，一个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已经出现。这时，大约有一半的产业工人已经组织起来，他们大部分集中在“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或“产业别工会会议”，因此毫无疑问，工人会保持他们组织起来和集体谈判的权利。此后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工人的领导归属于哪一个政治派别。广大的工人群众仍有可能被共产党的领导所操纵，但是也有迹象表明，温和分子将最后得到控制权。旨在把土地转交给耕者并由此而减轻农民财政负担的农地改革计划还刚刚开始执行。然而，如果这一计划的大部分可在占领结束前得到贯彻，那么改革的许多因素有可能对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持久的效果。教育改革计划也还处在初期阶段，在三年内不会全部实施。宪法所保证的基本人权是否能战胜与这些新规定所包含的哲学相抵触的传统习惯和固有观念，对这一点要作出判断，还为时过早。
就所有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即宪法的改革而论，日本人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它的原则，这在1947 年9 月还是很成问题的。例如，从他们在修改宪法的整个时期的态度来看，很明显，无论是市原内阁或是吉田内阁都不会自动提出这样一条：放弃把战争作为民族主权的一种权利。如果让他们自由选择的话，看来他们也不愿意剥夺天皇的一切政治权力，不愿使首相和内阁从属于国会，或者剥夺他们以前拥有的许多权力。宪法的这些方面和其他方面，以及贯彻宪法精神的立法，以后将在多大程度上被日本人加以改变，现在也还很难说。鉴于制订这些基本法律的过程以及这些法律完全是由占领当局所倡议这一事实，可以预料。在占领结束后，将会对这些法律作一些修改。
至于经济改革，即使在第二年年底也已很明显地看出，日本人只是勉强接受的。例如，当盟军最高统帅部在1946 年3 月促使进行货币更换时，官方的冷淡态度使得经济力量自由放任，造成日元的急速贬值和纸币的不断增加。实业家们对于整肃、解散财阀、分散经济力量这一类政策的不满，反映在日本工业生产缓慢的恢复上。许多工业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远东委员会未能就赔偿政策达成协议，也是日本经济状况不稳定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些原因还不足以说明工业生产为什么低落到仅达l930—1934 年水平的百分之四十。很明显，工业在观望，要看看改革的热情什么时候会低落下来。
最后一点，美国企图早日召开和平会议未能成功，这表明对日本政策的基本改变可能就在眼前。苏联坚持拒绝参加对日和平会议（除非按照它自己的条件），也暗示出，不管日本自己的意愿怎样，日本可能会直接卷入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更大规模的斗争中去。除非在最近的将来召开一个和平会议，否则日本别无其他选择，只有接受继续被占领的状态，一直到盟国决定在没有苏联或中国参加的情况下与日本单独订立和约。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那么至少从日本的保守分子的观点来看，有一个令人鼓舞的特点，那就是美国更有可能支持和赞同直接帮助日本经济恢复的政策，同时摒弃任何可能对迅速恢复日本工业产生干扰的改革。因此，在占领第三年的开头，重点的根本改变已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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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45—1947 年间美苏占领下的朝鲜
第一节 引言
朝鲜从满洲和苏联的边界向南伸出四百至五百英里，是一个面积约八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地势崎岖不平的国家。1945 年8 月划定北纬38 度为分界线时，在美国占领的南部地区居住着将近二千万人，在苏联占领的北部地区将近有一千万人。许多世纪以来，朝鲜是强权政治的受害者；最先它被掌握在中国手中，以后在日本和俄国手中。从1910 年起，朝鲜受日本统治，成为日本殖民地，并成为与日本帝国本部紧密结合的一个部分。这个半岛曾作为一个单独的经济单位被开拓；不是为了朝鲜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日本人和他们的帝国的利益。
尽管有这些外国压迫——这样的压迫会消灭文化，除非是最顽强、最有生命力的文化——朝鲜还是保留着它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政治生活。朝鲜具有强烈的固有特征，这些特征鼓舞着它，使它能够抵制外国的统治或人为的分裂。朝鲜人民在思想方面是保守和偏狭的，然而具有很强的自尊心和个性。
虽然他们表面上是宁静和淡泊的，但是他们在诸如民族独立之类极其重要的问题上，易于激动，易动感情，不大理智。这些因素，加上日本投降后西方强国对这个国家的武断的划分，在占领期间造成了几乎无法克服的种种问题，而由于美国和苏联在目标上的根本分歧，问题就进一步复杂化了。苏联支持朝鲜独立，它相信，领土邻近（朝苏边界接壤约有十三英里）加以苏联在成立朝鲜临时政府这件事上的操纵，将足以保证出现一个政治上倾向于共产党世界的独立的朝鲜。而美国，与它历来的传统态度相一致，认为朝鲜应作为一个光复的地区来对待，应该尽快地成为一个真正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同时，应当允许它自己选择政府的形式。实际的军事、地理和政治因素使得美国很难制定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要符合这种不言而喻的自决权利，另一方面又要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无论美国采取什么行动，它难免是：
要末激起朝鲜人民的反感，要末为朝鲜承担责任，而这种责任它还不愿意承担。
占领朝鲜头两年的历史，即到1947 年9 月17 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时为止的历史，具有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方面是：
不顾美苏关系的恶化，试图由美朝双方解决朝鲜问题。另一个方面是：在美、苏两个占领区内，根据与两个占领国家的根本分歧相适应的不同路线，各自发展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当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于1943 年11 月在开罗会晤讨论远东问题时，朝鲜战后的地位问题也在他们考虑之列。他们关于朝鲜问题的决定，成了盟国未来政策的奠基石。这一决定说：“我三大盟国答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苏联在参加太平洋战争前，已默认它的盟国对朝鲜的政策。1945 年2 月的雅尔塔会议提到了朝鲜，但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可以适用多边托管的地区的例子。然而罗斯福去世后，在联合① 正如盟国的其他几个战时决议一样，开罗和雅尔塔协定都是在开会时起草的，没有与国际事务专家商讨。
因此，这些协定在以后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在开罗宣言中，“在适当时候”这一用语极不妥当。1943年12 月1 日，即开罗宣言公布的日子，国务院的大多数远东问题专家，包括作者在内，都正在开会讨论战后安排的问题。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开罗宣言的内容，直到宣言发表了才知道。虽然曾为雅尔塔会议准备了关于朝鲜的一些具体建议，包括一个警告——认为整个国家必须作为一个单独的占领区，但是罗斯福忽视这些建议。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谣传，但在雅尔塔似乎没有对朝鲜问题作出什么确切的承诺。曾提到过可能要托管，那是为了向斯大林解释托管的含义是什么，以劝使他同意在联合国宪章中加入托管的原则。
第二节 被分隔的国家与分道扬镳的政策
（一）分隔的直接影响
虽然有些朝鲜人对于盟国所说的“在适当时候”给予独立一语的真实含义深感担心，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