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第1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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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治理国家的人，最应该谨慎的，是提倡什么。礼教的推行， 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只要贤能的人在位，能干的人尽忠职守，朝廷尊重礼仪，文武官员相敬互让，道德的行为，从内心发展到体外， 从最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谁作为榜样，努力效法，不知不觉中，善行日益增加。《诗经》说：‘商王朝首都的风俗礼仪高贵大方，是天下人的标准，谁都要模仿。’而今 ，在汉王朝首都长安，天子亲自推行圣王朝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学习什么，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所以推行教化 最根本的地方，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最先着手。我曾经听说，天上跟人间的分际，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推展，下面有所动时， 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变化，则静的东西会动（指地震），太阳变化则光明会被掩盖（指日食），水灾旱灾，类似的灾祸会接踵而至。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 只有怜悯天下人民，节省庞大开支，建立国家制度，接近忠良，疏远奸佞，提倡大仁大义，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发扬光大，美好的声誉， 传播到国境之外，然后广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礼仪谦让的美德，可以复兴。”刘姡郎涂锖獾囊饧锖獾惫饴淮蠓颉�
荀悦论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荀悦评论说：对于囚犯的赦免，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汉朝的兴盛，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 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如果一定要依法办理，挨家逐户，都应诛杀。所以刘邦约法三章，颁发大赦 命令，洗刷社会上的罪恶污秽，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可是到了后世，大家承袭了这个制度，不知道改革，已经失去时代意义。在惠帝、文帝时，根本没有大赦。在孝景帝之时，发生七国之乱，人心浮动，奸诈百出，到了武敌末年，赋税沉重，差役频繁，盗匪四起，加上皇太子刘据事件，巫蛊大祸，天下惊惶，人民生活困难，无依无靠。等到刘秀上台，平息灾难，用来跟前世相比，由他赦免罪犯，才是最恰当。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余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余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
资治通鉴第二十九卷
汉纪二十一 孝元皇帝下永光三年（庚辰、前41）
汉纪二十一 汉元帝永光三年（庚辰，公元前41年）
＇1＇春，二月，冯奉世还京师，更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
＇1＇春季，二月，冯奉世回长安，调任左将军，封关内侯。
＇2＇三月，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2＇三月，元帝赐封皇子刘康当济阳王。
＇3＇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3＇夏季，四月，平昌侯王接去世。秋季，七月壬戌（疑误），任命平恩侯许嘉当大司马、车骑将军。
＇4＇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4＇冬季，十一月己丑（初八），地震，降雨。
＇5＇复盐铁官；置博士弟子员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故也。
＇5＇恢复盐铁专卖制度。规定博士弟子的定员为一千人。这是因为朝廷经费不够开支，而民间又有许多人免除赋税徭役，使朝廷无法供应内外徭役的缘故。
四年（辛巳、前40）
四年（辛巳，公元前40年）
＇1＇春，二月，赦天下。
＇1＇春季，二月，大赦天下。
＇2＇三月，上行幸雍，祠五。
＇2＇三月，元帝前往雍城，祭祀五帝。
＇3＇夏，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
＇3＇夏季，六月甲戌（二十六日），孝宣皇帝陵园东门失火。
＇4＇戊寅晦，日有食之。上于是召诸前言日变在周堪、张猛者责问，皆稽首谢；因下诏称堪、猛之美，徵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中书令石显管尚书，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
＇4＇戊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元帝召集那些先前说天变灾难都是为周堪、张猛而发的官员进行责问，他们都跪拜于地谢罪。于是，元帝下诏褒扬周堪、张猛，调回京师长安。任命周堪担任光禄大夫，支中二千石俸禄，主管尚书事务；任命张猛当太中大夫、给事中。而这时候，中书令石显兼管尚书，尚书五人都是石显的党羽。周堪很难见到元帝，虽有建议，往往不得不拜托石显代为转达，大政方针的决定权被石显控制。正巧周堪得了失音病，不能说话而去世。石显又诬陷张猛，让他自杀于公车官署。
＇5＇初，贡禹奏言：“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秋，七月，戊子，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国者。
＇5＇当初，贡禹上奏章说：“孝惠帝、孝景帝的祭庙，因为亲情己尽，应该撤除。各郡、各封国设置皇帝祭庙，不合古代礼制规定，应该改正。”元帝认为有理。秋季，七月戊子（初十），撤除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的祭庙，都不再祭祀，只设置官吏兵卒守护。冬季，十月乙丑（十九日），撤除设置在各郡、各封国的祖宗祭庙。
＇6＇诸陵分属三辅。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勿置县邑及徙郡国民。
＇6＇元帝下诏，各位皇帝的陵园，以其所在地区，分属三辅管理。在渭城寿陵亭部原上预设坟墓，下诏不要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县，也不要强迫各郡、各崐封国移民到那里。
五年（壬午、前39）
五年（壬午，公元前39年）
＇1＇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三月，幸河东，祠后土。
＇1＇春季，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三月，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2＇秋，颍川水流杀人民。
＇2＇秋季，颍川郡水灾，淹死百姓。
＇3＇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大猎。
＇3＇冬季，元帝前往长杨宫射熊馆，大肆游猎。
＇4＇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用韦玄成等之议也。
＇4＇十二月乙酉（十六日），元帝采用丞相韦玄成等的建议，下诏拆毁太上皇、孝惠皇帝的祭庙。
＇5＇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济阳王康爱幸，逾于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而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诗·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之，所以崇圣德也！
＇5＇元帝喜好儒家的学说，又 喜爱文章辞语。对宣帝的法令制度多有改变。谈论政事，提出建议的人，多数都被召见，每人都认为受到皇帝的注意。这时候，傅昭仪和她的儿子济阳王刘康，正受到元帝特别的宠爱，超过皇后和皇太子刘骜。太子少傅匡衡上书说：“我曾经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人主是不是慎重用心。接受天的旨意的君王，任务在于开创大业，使它世代相承，无穷无尽地传下去。而继任的君王，心思要放到继承和发扬祖先的恩德功勋上。从前，周成王继承王位之后，追思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成功的道理，用以培养自己的心性，把美好的声誉和荣耀，都归功于祖父和父亲两位先王，而不敢自己居功。因此，上天享受他的供品，连鬼神也都保佑他。陛下圣明的恩德，象天一样覆盖大地，象爱护儿女一样爱护四海之内的百姓。可是阴阳没有调和，奸诈邪恶也没有禁止。这大概是因为臣子未能发扬光大先帝的盛大功业，反而争先恐后地抨击过去的法令规章不可用，一定要加以改变。然而，很多制度改变了之后，无法执行，只好再恢复原状。结果是，在下位的人发生纠纷，官吏和平民无所遵信。我常在内心痛恨，国家放弃了人心所乐的已成的功业，而白白去做那些纷乱的事情。但愿陛下仔细回顾汉室世代相继的事业，留意遵守先帝的法制，弘扬先帝的功业，用以安定臣僚的心。《诗经·大雅》说：‘不要忘记祖先的教诲，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这是达到‘德’的根本方法。《诗传》说‘知道应喜爱什么，应厌恶什么，使性情变好，圣王的道路就是如此。’修养性情的方法，必定要知道自己的长处，而弥补自己的缺欠。聪明通达的人，警惕苛察；见识不广的人，警惕被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警惕没有决断；恬淡安静的人，警惕贻误时机；胸襟广阔的人，警惕疏忽大意。必须了解自己所应当注意纠正的缺失，以大义来弥补它，然后才能达到万事和谐的美好境界。那些伪善的乖巧之徒，才无法结党搭帮，企望挤进朝廷。务请陛下警惕自己，使陛下的圣德更为崇高。
臣又闻室家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以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适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适而卑庶也，适子冠乎阼，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所崐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我又曾经听说，家庭如果安详和睦，天下自然治理得好。所以《诗经》开头就是《国风》。《礼记》开头就讲冠礼、婚礼。用《国风》开头，追溯性情的根本，表明人伦之间的关系。用冠礼、婚礼开头，，为安详的家庭奠立基础，以防患于乱起之前。所以圣明的君王，必须慎重处理妃嫔与皇后之间的关系，注意区分‘嫡子’与‘庶子’的不同地位，把礼仪纳入自己家内。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新来的不能排在旧有的之前。必如此，才合乎人情，理顺乎阴气。嫡子尊贵，庶子卑贱，嫡子成年，举行加冠礼时，在高台上隆重举行，使用甜酒祝贺。其他的儿子，不能用这种仪式，其目的就在于显示嫡子的尊贵，使立于无可怀疑的地位，不仅仅是表面的礼节仪式而已，而是内心对待嫡子与其他儿子截然不同，所以用礼仪。把真情显露于外。圣人的一举一动，和谁欢宴娱乐，和谁亲近，都要使尊贵卑贱都有一定次序。如此的话，全国百姓都会自我修养，顺从归化。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重的反而放到卑贱的地位，那么乖巧的邪恶之徒就会乘机而动，使国家混乱。所以圣人谨慎小心，不愿有一个坏的开头。用心防范于乱起之前，决不因私人的恩情，伤害正大的原则。正如《易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