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钻进了金字塔-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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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和航母
驾吉普继续南下至运河143公里处，就是著名的“A·H隧道”。该隧道南距苏伊士城17。5公里，1982年通车。其名“A。H”源于埃及工程兵司令艾哈麦德·哈姆迪少将的姓名字头。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哈姆迪少将亲自带人在苏伊士运河上架起浮桥，使埃军跨过运河，可自己却在战斗中阵亡，留下寡妻和两个孤儿。
A。H隧道自西向东在运河下42米深处横穿而过，长1640米，内有照明设备和通风设施，双向车道宽7。5米，每小时通行能力为2000辆标准卡车或1000辆坦克。隧道静悄悄地在河底连结起亚非大陆陆路交通，具有举世罕见的战略意义。
A。H隧道是由非洲前往南西奈、蒂朗海峡、沙特、约旦亚洲的陆上捷径，也是我在中东驾车往来穿梭采访使用频率最高的通道。1993年底我驾吉普车由开罗前往约旦边境，迎接海湾战争中结识的北大校友、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从巴格达调任埃及。往返仅三天，去时隧道费还是1埃镑，可返回时隧道费己涨至1。25埃镑。
在运河区，最刺激的莫过于拍摄航空母舰通过运河。
这类新闻由于属绝对军事机密，所以消息来源必须依赖美国记者。我在中东期间拍到了美国最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瓜达尔卡纳尔”号直升机航母和“斯普鲁恩斯”级导弹驱逐舰等尖端舰只。
1993年6月28日夜，开罗工程师区我床头的电话铃声然振响，听筒中传来《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巴利的公鸭嗓：“唐，你好吗？‘罗斯福’号已进入塞得港，对，第六舰队，明天中午，老地方。”
苏伊士城东有一座六层高的“红海饭店”，它是苏伊士城的最高建筑，其顶层是面向运河河口的餐厅。瘸腿巴利说的“老地方”指的就是这里。
6月29日中午，当我经过150公里的飞驰，风尘仆仆地开进红海饭店停车场时，发现美联社摄影记者纳伯特的破吉普早已停在了那里，我将车头向外，占据了正对路口的位置，这是一遇风吹草动便可飞速逃跑的车位。
在红海饭店顶层面向运河的餐厅里，美联社的纳伯特和CNN的摄影师已占据了面向河口的桌子，各自要了一份西餐装模作样地吃。我亦要了一份有蔬菜沙拉、面包黄油、西式汤和牛排的套餐，在靠窗的餐桌旁侧身而坐，眼睛瞟向窗外静静的运河。功夫不大，瘸腿已利、法新社的曼彻尔和其他一大帮摄影记者亦鱼贯而入，象一群溜边的黄花鱼争相抢占靠近窗口的位置，每人要了一份套餐大嚼起来。桌面上，一色的西餐咖啡；桌下，摄像机、照相机全都大张着镜头，紧贴着各自主人的右腿。
下午2：10，随着wTN摄影师法鲁克一声口哨，餐桌上所有的刀叉一齐落在盘子里，所有的面孔同时甩向窗外的运河，所有的右手同时伸向桌下的摄影装备。窗外，红海饭店东北方向运河的尽头，茫茫沙漠上已赫然出现一簇庞大的雷达天线，继而是高高的舰桥。蓝灰色舰体栅栅而来，上层建筑上七八具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碟状天线旋转不停。
几十架叠起双翼的F14、F18、EA…6B、与与E一2C鹰眼雷达预警飞机整齐地排列在甲板上。这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号，“尼米兹”级航母中最新的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为最大军舰，满载排水量9。5万吨，舰载高性能作战飞机90架左右。已装备海军的为“尼米兹”号CVAN68，“艾森豪威尔”号cvAN69，“卡尔·文森”号cVAN70，“西奥多·罗斯福”号cVAN71）。此时，只有广角镜头才能装下她庞大的舰身。
游出非洲
1993年12月3日，我最后一次将我的大吉普开进苏伊士城南端的陶菲克港，这里是苏伊士运河在红海的出海口。在这里，我无数次面向大海呆坐凝思，追忆我早已逝去的无限空虚的青春。在我停车的位置，有非洲的青山，与其隔海相望的是亚洲西奈半岛。再过两个星期，我就要结束三年的中东记者生涯，“走出非洲”。望着滔滔海水，我不禁产生一跃而入的渴望。
突发奇想的我不禁连蹿带蹦地扒掉衣裤，锁好大吉普，纵身跃入滚滚红海。
冰凉彻骨的海水扑面而来，河口浮游生物招来的沙丁鱼象无数支银箭从我身旁射过。右侧，又一队巨轮在海面上泊碇排列，准备过河，头顶蓝天上的片片白云正飞快地从非洲滑向亚洲。万吨轮螺旋桨推进器卷起的浮油粘在我的脸上，在眼镜片上结成七彩的光。深海翻卷而来的冰冷暗流令我清醒，我能听到自己骨节因为恐惧而发出的咋咋声，也许一条觅食的姥鲨已经盯上了我，可我喜欢这感受。
我自知我不是勇敢的人，可我追求生命的质量，盼望有限一生能尽量体验多种感受。持续的冒险使我饱尝恐惧的悲哀，同时刺激我狂热的工作激情。在与自我拼搏了40分钟之后，筋疲力尽的我终于爬上西奈半岛。一种痛快的解脱感油然而生，我又有了新的体验：我从非洲游到了亚洲。
第9节 铸剑为犁的拉宾
1991年2月1日夜，我乘一架以色列“阿尔法”式运输机冒着海湾战争的炮火在本——古里安机场着陆。这是我头一次跳上这块神秘的国土，当时以色列尚未与中国建交。
我径直爬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顶层的阳台上，成为有史到来第一个用“新华社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中国人。入夜，我跟着一帮胆大妄为的西方记者守在楼顶上等“飞毛腿”，喝威士忌，数遍古今的各国英雄。美国CBs摄影师海古德津津乐道地称赞以色列总长伊扎克·拉宾，仿佛他是圣乔治。可当时我对以色列的全部知识仅为一本田上四郎的《中东战争全史》和一张以色列地图。想不到在此后的三年里，我数次前往以色列，每次都与这位大名鼎鼎的拉宾将军有关。
（一）
1992年6月22日，我第二次去以色列，奉命采访以色列大选。历史上的6月22日不是法国工人起义就是希特勒进攻苏联，而我则在这天连人带车都被扣在加沙与阿什克隆间的沙漠里，整整两车以色列国防军把我和我的大吉普押往西奈。在押解我的路上，南方军区的一位中校还执著地要与我打赌，是沙米尔赢还是拉宾赢，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沙米尔，可中校说我准输。
好在弄清楚我的种种苦衷之后，押送我的军警宪特迅速放我上了路。《以色列消息报》还为我的莽撞登了条特写：“250名外国记者来以采访大选，31岁的中国记者让南方军区跳了起来。”
次日凌晨，当我从耶路撒冷驱车60公里赶至特拉维夫哈美利兹投票站时，只拍到瘦小枯干但总精神抖擞的沙米尔，而工党领袖拉宾则在几公里外的另一投票站投票。我急忙发动汽车，可《以色列之声》的记者偏举着个话筒横在我那因闯边界被传媒炒得火热的大吉普前，问我昨天是否遭到军警非人道待遇，由此是否会影响中以关系。我一面挂档、松离合器，一面歪着脖子告诉他：“士兵不是以色列，我更代表不了中国。”想不到这段由吉普马达伴奏的采访在电台播出时，竟被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林真的秘书录了下来，林大使夸我回答得很有外交水平。
待我驾大吉普风驰电掣赶到投票站时，只见拉宾正躬身钻进一辆破旧的“沃尔沃”绝尘而去，至此，我追拍拉宾大选投票的任务就这么不体面地以失败告终。
好在当晚以色列工党在丹·特拉维夫饭店工党总部集会助选，我还有机会再睹这位拉宾将军的风采。从黄昏等到午夜，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就是不肯露面。天快亮了，兴奋的工党党员还在等待大选的统计结果。直到有人宣布工党以12席之差击败对手利库德集团后，姗姗而来的拉宾才露了面。
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内端详拉宾这张比关公还红的大脸。还是“六日战争”中那种躬身向右前方微倾的习惯姿势，只是黄军裤换成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暗条纹西装，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错觉，可一开口，浑厚吵哑的男低音立即将刚才的羞赧之气一扫而光，颤抖的语音浸透了工党饱尝15年在野党的辛酸和大选胜利的激动。拉宾的讲话一再被震天的欢呼声和工党党歌打断，他一一感谢支持他的同事和选民，直到有人齐呼“佩雷斯”时，他才想起这位与他素有芥蒂而又风雨同舟的同事。
四天之后，拉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多功能厅正式庆祝工党获胜，还是那辆老掉牙的“沃尔沃”轿车，还是那身黑西服。这位由突击队员、野战排长升至以军总长、驻美大使及1974年～1977年内阁总理的老者，终于重新回到权力的顶峰。面对记者围剿，这位鹤发童颜、下野15年之久的花甲老人侃侃而谈，一双深逢的蓝眼睛似乎永远带着一丝忧伤。
（二）
拉宾在《回忆录》中回忆自己的出生时说：“有的婚姻是天造之合，我的父母就结合于圣城耶路撒冷。”拉宾的父亲鲁比佐夫生于乌克兰，俄国革命后只身逃往美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想当英雄的鲁比佐夫报名参军保卫耶路撒冷，由于平足被刷了下来。可固执的鲁比佐夫趁人不备将自己的姓改为拉宾，走向另一位矮个大头的体检官，竟奇迹般地混了过去。多年以后，成了以色列首任总理的本——古里安拍着拉宾的肩膀：“小子！要不是让你爹通过体检，你就不可能生在耶路撒冷啦。”
就这样，老拉宾进了英军第38营。可惜时运不济，等他的部队开到巴勒斯坦时，战争已近尾声。尽管一个敌人没见着，但毕竟朝天放了许多空枪。在镇压一场阿拉伯人骚乱之后，好歹也算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老拉宾没有白上战场，他俘获了惊人的“战利品”——一位楚楚动人、含情脉脉的犹太姑娘。她原是彼得堡一位颇有教养的富商，十月革命后来到巴勒斯坦。她先在加利利基布兹垦荒，天生丽质受不了斯巴达式的磨练，只好到耶路撒冷当了护士。
那年阿拉伯人发动袭击犹太移民的骚乱，高大健壮的犹太军人老拉宾用胸脯护住了她。老拉宾发扬参军时的那股犟劲，趁热打铁与姑娘成婚。一年后的1922年3月1日，酷似其父的蓝眼珠的伊扎克·拉宾诞生于耶路撒冷。
拉宾的母亲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当老拉宾还是金属工会积极分子时，她己当选为特拉维夫市政委员了。小拉宾先后在幼儿园、工人子弟学校长大成人，15岁考进了卡多里农技学校。课余，拉宾在加利利基布兹务农，白天种地，晚上在农场当警卫。从卡多里农校毕业时，拉宾由于成绩优异，得到英国7。5镑的“农具奖金”，可他根本没把钱用在农具上，至今还自称欠英国政府7。5镑。
象当时所有基布兹社员一样，拉宾对土地本能地眷恋，为垦荒地甚至放弃了去美国伯克利大学留学的机会。假如不是隆美尔打到埃及的阿拉曼，拉宾肯定在海法基布兹里当一辈子老农了。1941年，当一名神头鬼脸的大汉找到正在基布兹食堂喝汤的拉宾，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帕尔马奇（希伯来语，意为突击队）时，拉宾对此还一无所知。
1941年5月的一个黄昏，拉宾和其他二十多个同样激动的小伙子开进了南黎巴嫩破坏电话线，这是他参加帕尔马奇的第一个战斗。
1943年，21岁的拉宾出任帕尔马奇排长，很快他的排成了帕尔马奇九个排中火力最猛的一个。一次演习之后，拉宾顺手牵羊将一枚未打响的迫击炮弹藏进背包，混上公共汽车运回海法，因为他的排只有迫击炮而没有炮弹。不料就在他为自己的所为洋洋得意时，一纸盗窃弹药的传票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原来他偷走的那枚哑弹，是当时全帕尔马奇的最后一发炮弹。
1947年联大通过巴以分治决议，可联结耶路撒冷至特拉维夫的公路一开始就被阿拉伯军队切成几段，耶路撒冷成了一块飞地。为了保障以色列与耶路撒冷的联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命令26岁的帕尔马奇上校旅长拉宾打通这条70公里的生命线。脾气暴躁但却雷厉风行的拉宾立即以自己的方式工作，他不仅打通了纵穿“地狱之门”阿雅龙山谷的特拉维夫至耶路撒冷公路，还以暴力另开出一条“缅甸路”。
1991年1月到1993年9月，我先后四次拉赴以色列采访，特拉维夫至耶路撒冷公路是我的必经之路。驾大吉普穿行于阿雅龙山谷之间，当年拉宾亲手改装的装甲汽车还扔在路边，被火箭榴弹击中的弹洞张着血盆大口，被后人涂上暗红色防锈漆，提醒人们牢记前辈付出的鲜血代价。
（三）
帕尔马奇队员拉宾在婚恋问题上一扫穷追猛打的职业雄风，更没有他老爹趁热打铁的魄力。
1944年，22岁的拉宾与亭亭玉立的丽哈邂逅于阳光明媚的特拉维夫街头。双方只是相互一瞥，就把一切全说明白了，其后是默默相向而立，深情凝视，丽哈一对明眸当即泪花滚滚。拉宾忙从军裤口袋中掏出皱巴巴、满是汗味烟味的大手绢递过去，可丽哈收下了手绢却没擦泪水。次日清晨，丽哈把洗得干净无比、洒了香水并绣了一颗心的手绢还给拉宾，拉宾当即心慌意乱，迈开军靴跨上一步，展开猿臂把丽哈抱了起来。
可战场上雷厉风行的拉宾并不愿立即明确两人的关系，在长达四年的恋情中若即若离，不时玩弄“敌进我退”、打了就跑的帕尔马奇战术。其实，拉宾始终狂恋着丽哈，只是身为一名帕尔马奇军官，死神的黑翼一直笼罩在头顶，拉宾不愿承担自己无法承担的责任。在现代军队中，帕尔马奇军官死亡率历来居世界第一，我在以色列看过一部描写六日战争的纪实片，片名为《跟我来》整部影片全是战地记者火线实拍的，影片字幕上圈了十几个黑框，因为这些记者早已笑卧沙场。影片中有达扬、沙隆、拉宾等人的实战镜头，战斗中的帕尔马奇军官从不说：“给我冲！”而是一马当先说：“跟我来！”拉宾深知自己职业生涯的危险性，他不愿让漂亮纯洁的丽哈把青春耽误在一个低级军官身上。
睿智的丽哈却偏要把一生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