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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曹操秘史-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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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孙度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公孙康和公孙恭。就在曹操任命公孙度为武威将军的当年,公孙度死了,他的儿子公孙康继位,朝廷任命他为辽东郡太守,实际控制着公孙度留下的地盘。
  不管怎么说,此时整个黄河以北地区,除了塞外少数民族部族之外,已全部纳入到“曹统区”的版图。长江上游的益州一带由刘璋占领,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分别由曹操以及刘表、孙权、刘备分别占领,而长江以南的地区,分别由刘表和孙权等人占领。
  这是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平定并州后的天下大势,与十年前相比,现在的局势更为清晰简单,因为在这十年里,陶谦、公孙瓒、袁术、孙策、袁绍等人先后逝去,弱者被淘汰,强者更强。
  对曹操来说,这是将士们奋死拼杀的结果,自从己吾起兵以来,几乎每一天都有战斗,每一仗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流血牺牲,胜利来之不易,功劳应该归于大家。在北方大势初定之后,曹操下令对死去将士们的家属、遗孤给予抚恤,对有功的将士们给予封赏。
  曹操开始起兵时的身份是奋武将军,勉强算个杂牌军的军长,当时的骨干只有曹仁、曹洪以及夏侯渊、夏侯等几个,他们的身份是奋武将军属下的司马或别部司马,类似于团长。后来,随着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加入的将领越来越多,曹军的组织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到官渡之战时,夏侯他们已经升为军长一级的各种名号将军,或者师长一级的校尉,其中夏侯担任的是建武将军,可以看做是少将军长;夏侯渊担任的是督军校尉,可以看做是个大校师长;曹洪先是鹰扬校尉,后担任扬武中郎将,可以看做是个准将副军长;曹纯统率虎豹骑,具体军职不详,应该是校尉这一级。而曹家的年轻一代曹真和曹休,都是“虎豹骑宿卫”,即虎豹骑部队里的军官。
  曹氏和夏侯氏兄弟们进步都很快,但相对于其他的异姓将军们,他们还算是慢的。
  在官渡之战前后,于禁等人已经晋升为将军或偏将军、裨将军了,其中于禁是偏将军,乐进是游击将军,李典是捕虏将军,程昱是振威将军,张辽是裨将军,张、徐晃是偏将军,他们担任的这些职务,可以看做是军长或副军长。军衔较低的许褚,担任的也是校尉,可以算做是师长这一级。
  这些情况说明,在曹军中曹氏和夏侯氏兄弟的地位并不是最高的,起码现在仍是这样。他们晋升的速度并不比其他异姓将领更快,甚至还稍稍有些落后。
  曹操的用人方略历来受到后人的推崇,其中一条就是奖罚分明,平时建立有严格的军功考核、登记制度,该奖的时候必奖,不该奖的时候决不滥奖,避免了奖惩和职务晋升的随意性。
  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从壶关回师许县,考评各位将领官渡之战前后的功劳,结果是于禁、乐进和张辽三个人的功劳最大。曹操上表献帝,对他们三人予以表彰,曹操在表彰命令中说道:
  “乐进、于禁、张辽武力高强,谋划周密,品质专一忠诚,有节操和大义,每次临敌交战,都身先士卒(每临战攻,常为率督),有时亲自擂鼓助战,没有他们攻不破的坚阵。每次派他们出征,都坚决执行命令,安抚士卒,遇事当机立断,从未有过任何疏失。”
  于是擢升于禁为虎威将军,乐进为折冲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
  除了这些武将,谋士们也功不可没,功劳最大的自然是荀。
  早在建安八年(203年),曹操就根据荀前后所立的功劳,上书献帝表荀为万岁亭侯。曹操在给献帝的奏章中写道:
  “侍中兼尚书令荀,积德累行,从少到长均无过失(少长无悔),遭遇纷扰的乱世,却怀抱忠诚,力创太平。我始举义兵,四处征伐,与荀戮力同心,帮助朝廷谋划,他所提出的建议,付诸实践后没有不成功的(发言授策,无施不效)。有荀的功业,我才得以成功,如同拨去浮云,才显出日月的光明。陛下到许县后,荀在陛下身边地处机要,他忠诚尽职,如履薄冰,不管处理什么事务,都准确而精当。现在天下平定,是荀的功劳,应该授予他很高爵位,以表彰他建立的功勋(宜享高爵,以彰元勋)。”
  但荀坚决推辞,他是朝廷的秘书长(尚书令),有关文件需要从他这里传递,荀自作主张将其扣下不发(不通太祖表)。
  曹操只好专门给荀写信说:“与君共事以来,建立朝廷,是先生你从中辅助,你帮着提建议,出谋划策,建立的功勋已经很多了,愿你不要推辞。”反复劝说,最后荀才肯接受。
  不久,曹操又表奏荀攸的功劳,说“军师荀攸开始辅佐我以来,无征不从,前后克敌,都是荀攸出的主意”,于是献帝封荀攸为陵树亭侯。
  荀之所以坚决辞让,是因为封侯通常需要有军功,在战场上杀敌通常是最直接的条件,而文士封侯通常是很难的。一般来说,封侯不以职务和地位高低为取舍,职务高的人即使位至三公,没有特别的功绩也难以封侯,职务很低,如果有特殊贡献的,也可以封侯。荀认为自己没有“野战之功”,不配封侯。
  曹营的武将中封侯比较早的是乐进,在破张超的雍丘之战中,他第一个攀上城头(先登),因此被封为广昌亭侯。后来,于禁在征张绣之战中功劳显著,被封为益寿亭侯。张官渡前线临阵倒戈,加速了袁绍的灭亡,被封为都亭侯。曹氏和夏侯氏兄弟里,似乎只有夏侯一个人较早被封侯,那是在献帝刚到许县时,献帝任命夏侯为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
  还有一个人的情况特殊,他就是徐晃。徐晃原是杨奉的部下,献帝东归路过安邑时,杨奉护驾有功,手下人也跟着沾光,封了不少官职和爵位,徐晃在那时被封为都亭侯。除了上述几个人外,张辽、乐进以及曹氏、夏侯氏其他兄弟还都没有被封侯。
  建安十二年(207年)二月,曹操在邺县表奏献帝,大封功臣二十多人,全部封为列侯,其余的也都评出等级予以封赏。曹操在命令中说:“以前赵奢、窦婴为大将,得到千金重赏,一天之内就全部分给了部下,所以他们能够成就大事,永世留声。我读到这样的文章,无法不对他们产生敬慕。我和诸将、士大夫共同征战,依靠大家不吝其谋、不遗其力,才夷险平乱,得到了朝廷的重赏。这事,让我不禁追思起窦婴散金之义,所以我要把封地的租税拿出来分给将士们,以酬谢大家的功劳。对死亡将士的遗孤,也要评定等级,分给租谷。如果年成好,国力充足,租税全部收齐,当尽其所有,与大家共同分享。”
  这次受封的二十多个人名单不详,根据现有资料看,曹纯的高陵亭侯、张辽的都亭侯等都是这次受封的,想必其他战功显赫的武将们也都封了侯。除了武将,谋士里至少郭嘉在这次也得到了封侯,他受封的是洧阳亭侯。
  荀当初被封为万岁亭侯的时候食邑是一千户,此次又加封一千户,共计二千户。曹操在上献帝的奏章里又一次追述了荀的功劳,说他在官渡之战时鼓励自己坚持作战;官渡之战后自己想先征刘表,还是在荀的正确分析和判断下才决定北征冀州。曹操认为,如果当时不听荀的这两条重要建议,局面将完全不可想象,荀的这两项建议“以亡为存,以祸致福”,是自己所不及的。
  荀又再次谦让,曹操多次写信给他,让他不要推辞。曹操甚至想让荀担任三公,荀让荀攸出面谢绝,前后达十多次,曹操才放弃了这个想法。在这次大封中,已经被封为高安乡侯的夏侯根据新立的功劳,被增封食邑一千八百户,合计达到二千五百户。已经被封为陵树亭侯的荀攸,再增食邑四百户,合计为七百户。
  【二、人才鼎盛】
  曹操用对了两个人,使河东郡以及并州从此不再让他操心。这让曹操更加觉得抢人才比抢地盘更重要,他要梁习多向他推荐并州的人才,梁习先后向曹操推荐了常林、王象、杨俊、王凌、仲长统、荀纬等人。
  这些人里只有王凌是正宗的并州人,其他人都是避难到并州的,其中常林、杨俊、王象、荀纬是河内郡人,仲长统是山阳郡人,曹操全部任命他们为县长,这些人后来干得都不错。
  常林字伯槐,河内郡温县人,跟司马懿一个县。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但他很好学,一边耕田,一边坚持研习经学(带经耕),虽然是个乡间农民,却处处以士人的风范要求自己,与妻子相敬如宾。
  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时,常林的叔父因为发表了一些对时局不满的话被王匡抓了起来,族人们都很害怕,不敢相救。当时本县在外面做大官的人里有一个叫胡母彪的,常林跑去见他,说服他出面将叔父救出。常林看到河内郡没法待下去,就跑去依附河间郡太守陈延壁。军阀张杨贪慕河间郡的财物,派兵前来攻打。常林辅佐陈延壁拒敌,坚守六十多天,令张杨无计可施,常林由此出名。高干想请他帮忙,给了一个骑都尉的官职,但常林不答应。
  梁习听说他是个人才,就推荐给曹操,曹操任命他为南和县长。常林工作很出色,后来升为博陵郡太守、幽州刺史。
  杨俊字季才,河内郡获嘉县人。他是被曹操杀掉的名士边让的学生。杨俊跟司马朗、司马懿兄弟俩同郡,在司马懿十六七岁时杨俊就认识他们,当时司马朗已经有点名声,而司马懿还默默无闻,杨俊认为司马懿将来更不得了,成就将超过司马朗。杨俊识人赏才的眼光还不止此一例。本郡人王象从小是个孤儿,给人当奴仆,地位低下,但他发愤刻苦,一边放羊一边坚持自学。杨俊看出他是个人才,就把王象赎出来,接到自己家里,还帮他娶妻成家,王象后来果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本郡的审固、陈留郡的卫恂都是当兵的出身,被杨俊发现后给予资助扶持,后来审固成为郡太守,卫恂成为御史。
  曹操任命杨俊担任曲梁县长,后来杨俊还担任过南阳郡太守等职。
  荀纬字公高,以后跟杨修、丁仪等人来往密切,死于曹丕执政后的第四年。他是河内郡人,跟荀、荀攸不是一个家族。
  上面这些从并州出来的人里有两个很特殊,一个是王凌,一个是仲长统。王凌是前司徒王允的侄子,王允被杀时也在长安,当时他年龄很小,为了逃命,他和哥哥王晨居然从高大的长安城墙上翻了出来。在曹魏后期,司马懿专权,王凌是少数几个手握重兵又心系曹氏的旧臣之一,后来他发动兵变反抗司马懿,失败后自杀。
  仲长统字公理,此时约二十六七岁,豫州刺史部山阳郡人,是个大哲学家、政论家。他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从二十岁开始,游学于北方各州郡。他性情倜傥,不拘小节,时人称为“狂生”。
  在游学期间,他结识了高干,高干很厚待他,并且向他请教时事。仲长统以敢于直言著称,在这方面恐怕跟祢衡有一拼。他不怎么看得上高干,就对他说:“你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在这些方面应当深以为戒。”话说得这么直白,搁谁都不会爱听,好在高干修养还行,只是不再理他。
  高干死后,仲长统滞留于并州。荀知道他是个大才,推荐他到许县朝廷工作,担任尚书郎,后来还曾被曹操调到身边担任军事参谋。仲长统不喜欢刻板的生活,他与曹操同年而死,他生前参与曹操军事、政治事务方面的记载很少,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研究学问上了,整天都在思考政治和哲学,著有《昌言》一书,浓缩了他思想的精华,是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上里程碑式著作。
  在《昌言》中,仲长统发挥了他始终如一的直言风格,对社会政治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批判,矛头指向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各个方面,从外戚和宦官专权,到贪欲昏聩的天子,他都大胆予以抨击。
  按说仲长统这样的言行和脾气简直就是祢衡第二,但他却活得挺滋润。原因可能是他比祢衡更有真才实学,不仅有一定名气还有一定的人缘,荀等人对他颇为赏识。同时,曹操杀了边让以后引起了连锁的副作用,对于边让这种类型的名士,曹操可能认为他们也就耍耍嘴皮子而已,对他们舞刀弄枪反而成全了他们名垂青史的理想,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在仲长统的政治主张里,对现行的三公制很有意见,认为应当恢复汉初的丞相制,理由是“由一个人集权才能更好地发挥权力的效力,多人共同执政容易互相依赖;集权反而容易和谐,相互依赖则容易出问题(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这恰好与曹操眼下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
  在平定河东郡以及并州的战事中,除了钟繇、杜畿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贾逵,一个是张既。
  贾逵前面已有提及,官渡之战前后,钟繇坐镇关中,贾逵当时是绛邑县长。袁尚派袁氏任命的河东郡太守郭援南下,在高干和南匈奴单于的配合下从曹军的左路出击,势头很猛,所过之县均被攻占,到绛邑县时却被贾逵挡住。
  但终究实力悬殊,贾逵后来被俘,他大义凛然,斥责郭援,郭援想杀他,但全县官民听到消息后一起站在城上喊:“要杀我们的贤君,我们愿意一同死(杀我贤君,宁俱死耳)!”郭援怕生变故,没敢杀贾逵,而是把他关了起来,后来把他放了。
  据《三国志贾逵传》说,高干反叛的时候,弘农郡张琰起兵响应,这个时候贾逵正好在张琰那里,贾逵听说张琰叛乱,仍不动声色,帮张琰谋划,取得张琰的信任。后来贾逵以城池不够坚固为由建议张琰修城,然后伺机掌握兵权与张琰相拒,曹操大军赶到,将张琰杀了。
  据《魏略》说,贾逵当初被囚禁于壶关,关在一个土窖中,上面用车轮盖住窖口,有人把守。有个姓祝的看守深感贾逵的节义,夜里把他偷偷放走了。
  据《孙资别传》说,贾逵在河东郡时有个朋友叫孙资,在郡政府担任驻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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