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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

曹操秘史-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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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完这个故事,《晋书》还怕有人不相信,于是又讲了一个:司马懿前面骗过了曹操的密探,但从此也就得装下去了。有一天,他们家在院子里晒书,突然来了暴雨,司马懿一着急,忘了自己在装病人,起身跑过去收书,这件事恰巧被家里的一个婢女看到了。司马懿的老婆叫张春华,她很厉害,不仅亲手把这个婢女杀了灭口,并且“亲自执爨”。“爨”的意思是烧火做饭,表面看来似乎是说婢女被杀之后,家里没人做饭,张春华亲自做饭。
  但这有什么好写的呢?司马懿那时候是个二十多岁没有工作的小青年,在外人眼里还是个重病在身不能动的残疾人,老婆下厨房做个饭也值得写进史书里吗?仔细看看,这几个字里恐怕隐藏着令人恐怖的事情。
  “爨”的意思还有烧和煮,张春华把人杀了,怎么藏尸灭迹呢?干脆把人弄到锅里煮了,她亲自烧火。
  这种事别的女人未必能干出来,但司马懿的老婆张春华绝对可以。她也是河内郡人,父亲是个县令,母亲姓山,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姑奶。张春华最大的贡献是生下了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俩,她伴随司马懿一生,帮了司马懿不少忙,但也绝对是一个悍妇,把司马懿治得服服帖帖。
  司马懿后来宠幸一个姓柏的小老婆,弄得张春华想见他一面都很难,张春华于是使出杀手锏:绝食。
  张春华想自杀司马懿倒不怕,关键是张春华发动了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一块绝食,司马懿害怕了,赶紧赔礼道歉。司马懿对人说:“这个老太婆死了不要紧,关键是毁了我的好儿子啊(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
  司马懿的这一番做派确实显眼,为了不出来做曹操的官,不惜装病杀人,看来意志是够坚定的。如果以后汉室复兴了,追记谁曾经跟奸臣曹操做过坚决斗争,这些无疑会成为他的光辉业绩。
  可惜,这些故事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
  一个二十二岁的郡政府上计吏的随员,即使出身名门且有点小名气,至于让曹操花这么大的心思非把他弄出来工作不可吗?司马懿与众不同且坚定无比的政治信念又来自于哪里呢?他的行为缺少说服力。
  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弟弟司马孚都在曹营做事,且事业一帆风顺,他却特立独行,非要耍点酷,让人有些不解。
  而且司马懿并没有酷到底,他还是出来做事了。据《晋书》说,曹操当了丞相后,征他到丞相府来当文教处处长(文学掾)。这一次曹操不客气了,命令说:“再要得瑟,就抓起来(若复盘桓,便收之)!”司马懿害怕了,乖乖出来就职。
  这个故事也仅见于《晋书》,是为司马懿最终出仕圆场的。但这样一来更加说不过去了,当初不出来,现在一吓唬就出来了,这不是承认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欺骗领导吗?司马懿难道现在不害怕了?
  司马懿到了曹操身边后,工作干得挺出色,一来他确实有些本事,工作也努力,二来他迅速给自己找了个好靠山,即后来当了太子的曹丕。
  司马懿被人称为“太子四友”之一,这再次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他不是死读书、认死理的人,不会只拉车不看路,先前关于汉室衰微、不肯屈事曹氏的话都是假的。
  假设《晋书》里的记载是真实的,那就是司马懿在做秀,通过“拒曹”抬高身价,增加知名度,目的是更好地“事曹”,他的目的基本上都达到了。
  但更为可能的是,《晋书》里关于司马懿“拒曹”以及为了让这件事看起来更加真实而讲的那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目的是塑造司马懿“反曹”的形象,以解释最后取代了曹魏的晋朝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五、可怕的分歧】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去世,他所担任的大将军一职,理论上也空了出来。袁尚虽然以袁绍的接班人自居,但许县朝廷不可能给这个年轻人发来大将军的任命。
  次于大将军的军职是车骑将军,之前献帝任命他的老丈人董承担任该职,董承上任没有几个月,就被发现策划了谋反事件,董承被杀,车骑将军一职也空了出来。
  在文官方面,曹操担任司空,并明确司空为三公之首。现任的三公还有司徒赵温,而太尉一职,曾给过袁绍,袁绍改任大将军后按理不会再担任这一职务,但这一职务也没再任命给其他人。曹操曾有意让荀担任三公,指的可能就是太尉,但被荀坚决拒绝了。
  所以,到曹操担任冀州牧时,在职务上能与他同列的只有赵温一个人。曹操应该还有一个头衔,这是他初到洛阳迎驾时被授予的:录尚书事。这是一个加官,即兼职,以前说过这个职务很重要,类似于“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官职大到三公乃至大将军,如果没有这个加官,权力也大打折扣。
  献帝刘协在他位于许县的宫殿里,开始还能看到赵温、荀、孔融、赵歧、杨彪、张俭、陈纪、桓典等人,后来赵歧、陈纪、张俭、桓典等先后去世,对于朝廷里空出来的这些职位,曹操并没有及时补充的打算,所以许县朝廷班子越来越小。
  曹操对司空府的建设非常重视,机构逐渐庞大,内设部门不仅涵盖了经济、民政、司法、人事等,还设置了军师、军师祭酒、参司空军事、军谋掾等军职,以服务战争的需要。此时虽然曹操没有再担任大将军或车骑将军,但他的司空府实际上具备了军政合一的职能,成为事实上帝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先后不同时期里投奔曹操的主要文士,除荀等极少数人外,都在司空府任职或曾经在司空府任职。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占邺县,兼任冀州牧。这时,有人建议他恢复古代的九州制(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原因是在古代九州里,冀州的面积最大,曹操现在担任冀州牧,那样一来势力范围更大,更容易为天下信服(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
  对于这个建议,曹操有点动心。占领冀州后,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处理与许县朝廷的关系,如果把大本营还放在许县,将会有许多不便,不管怎么样,刘协都是天下人公认的皇帝,自己作为三公之一,理应履行做臣子的本分,比如按时上朝、有事上报、天子随招随到等等,这又是曹操不可能做到的。
  一想起那次南征张绣前,天子的虎贲卫士把冰凉的铁戟架到自己脖子上的情景,曹操就觉得脊背嗖嗖发凉。他已经打定主意跟许县的天子“分开过”了,但那样一来,必须给自己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和一个恰当的操作模式。而且,传统概念上的司空府也不掌兵,以司空府来统领天下的军政大权,时间长了也容易被人说三道四。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恢复古代九州制的时候,曹操认为这倒是个好主意,可以破解当前的政治难题。冀州在古代九州里面积最大,曹操担任冀州牧,从而可以更好地号令天下。
  九州是人们对古代中国的另一个称呼,这其实是它的虚指;它还有一个实指,指的是九个州,即九大行政区。但是,这九大行政区指的都是哪些,一直存在不同的版本。
  最早提出九州概念的是《周礼》,但它说得比较含糊,是根据大方位确定的地理概念:东南叫扬州,正南叫荆州,河(指黄河)南叫豫州,正东叫青州,河东叫兖州,正西叫雍州,东北叫幽州,河内叫冀州,正北叫并州。但周朝属于诸侯联邦的形式,九州并不是行政区划。
  《吕氏春秋》认为:河、汉之间为豫州,是周天子;两河之间为冀州,是晋国;河、济之间为兖州,是卫国;东方为青州,是齐国;泗上为徐州,是鲁国;东南为扬州,是越国;南方为荆州,是楚国;西方为雍州,是秦国;北方为幽州,是燕国。但在春秋争霸的局势下,这个九州也只是一个说法,不是行政区划。
  最通行的“九州说”出自《尚书》里的《禹贡篇》,九州的名字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它是用山川河流为界限划出的地理分野,也不是行政区划。
  以“州”为单位的行政区划始自汉朝,但已经不是九个州,而有十来个州,陆续增加了幽州、并州、益州、交州等新的州。目前,天下共有十三个州,“梁州”的名字改为“凉州”,未设雍州,增加了一个司隶校尉部,管辖两京地区,被视为一个州。
  也就是说,九州制作为行政概念从来没有施行过,现在要恢复它,依据是什么呢?仅仅为了增加冀州的面积,似乎又有点过于兴师动众了。毕竟,行政区划的调整历来都不是一件小事,涉及各方面的技术困难和各派势力的利益冲突,更何况有些地区还不在“曹统区”,能否推行下去都是一个问题。
  果然,身在许县的荀听说后,立即写信给曹操,表达不同意见:“现在如果依古制,那么冀州的管辖范围将包括现在的河东郡、冯翊郡、扶风郡、西河以及幽州、并州的全部,这些地方本来人心就不稳,让他们归属冀州,将会使大家更加不自安。如果因此引起叛乱,那么天下大业就不好说了(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
  荀建议曹操先平定黄河以北的地区,修复旧都洛阳,之后南下荆州,讨伐刘表、刘璋等不肯朝贡的军阀(责王贡之不入),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些想法,从而人人自安。等到天下大定之后,再来议古制。
  荀的这番表态,让曹操吃了一惊。
  其实,曹操坚持恢复九州制的真实原因倒不是增加冀州地盘这么简单,其背后还有玄机,可惜荀没有看到。
  九州制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者说是一个规划中的行政概念,它是整个古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把它与整个古制联系起来看才能洞悉曹操的心理。恢复地理或行政区划上的九州制不是曹操想法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部分,借恢复九州制进而恢复已经废除的其它一些政治制度才是要害。
  现行政治制度大都因袭于汉初,这一套制度由高祖刘邦初创,经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等君主不断改造,与最初的形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比如目前推行的三公制与最早的丞相制就区别很大,三公分了丞相的权力,有了制衡却丧失了效率,东汉三公又长期被尚书台等内朝官分权,有时竟形同虚设。
  在曹操看来,即使高祖刘邦定下的制度有些也值得商榷,比如封爵制度,以前是五等爵制,即公、侯、伯、子、男,刘邦非要来一个白马盟誓,称“非刘氏不得封王”,断了一般人的封王之路,异姓的臣子功劳再高,封到县侯也就到顶了,逼得王莽这样的人只好另立朝廷单干。
  曹操想恢复九州制,行政区划调整才是第一步,后面还会陆续推行以恢复古制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是进一步加强自身集权,同时在爵位分封等方面有所突破。
  但是,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便遭到了荀干脆利索的反对。
  而且,继荀之后皇家事务部部长(少府)孔融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九州制是古制,王畿制也是古制,恢复九州制,王畿制要不要也恢复?
  所谓王畿制出自《周礼》:“方千里曰国畿,其外五百里侯畿。”意思是:以首都为中心,方圆千里以内的是“王畿”,方圆五百里之内的是“侯畿”。“畿”的意思是直属管辖区。孔融认为,按照这个制度,以许县为中心,千里之内的地区都应该划入天子直接管辖区里。
  这样一来王畿就包括了豫州、兖州和司隶校尉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包括冀州、并州、荆州的一部分地区。孔融端出王畿制来,显然是跟九州制对着干,诚心让你弄不成。
  孔融最近以来一反初到许县时的良好合作态度,在很多事情上都喜欢跟曹操唱反调。就孔融的这番谈论而言,曹操完全可以不理,也可以追究他的责任,问问他的动机是什么。但现在的问题比较复杂,中间还夹着荀。荀的表态让曹操不能不认真对待,荀不仅是自己事业上的第一功臣,而且在士人中很有号召力,自己手下相当一批官员都来自于荀的推荐。
  或许荀没有看出来自己的真实动机,因为仅就行政区划调整本身而言,费那么大的劲确实有点不值当,荀及时提出建议是他一贯责任心强的表现。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心思而执意反对,如果是那样就麻烦了。这表明,荀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与自己想法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将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恢复九州制的提议都不能再进行下去了,曹操下令终止关于恢复九州制的讨论(遂寝九州议),他写信给荀说:“不是先生及时提出反对意见,我要失去的可能更多了(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
  【六、还是当了丞相】
  荀、孔融等人的反对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即赤壁之战的前夕,帝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没发生什么变化,曹操仍然担任司空,恢复九州制的建议也没人再提起。
  这段时间,除了在外面征战以外,曹操都住在邺县,以避免回到许县跟天子碰面。但是,这种不方便是显而易见的。据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介绍,东汉司空府的编制原本只有七十多人,这显然满足不了现实需要,但要大规模地增加内设机构和编制,必须得有个说法。
  建安十三年(208年)六月,曹操下令改革朝廷政治体制,废除三公,恢复丞相。
  汉代的中央政体是三公九卿制,但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在西汉和东汉并不一样。西汉因袭秦制,三公分别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相互不统属,但有制约,都直接向皇帝负责;九卿分别指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卫尉(掌管皇宫保卫)、郎中令(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典客(掌管少数民族事务和外交)、廷尉(掌管司法)、治粟内史(掌财政税收)、宗正(掌管皇室事务)、少府(掌管山河湖海税收和手工业)。东汉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九卿指太常(掌管典礼)、光禄勋、卫尉(掌管宫省禁卫)、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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