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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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响应赵世炎加入旅法小组 1
一九二○年五月九日，又一艘名叫“阿芒贝利”号的轮船驶出上海港，前往法国。
在码头送行的人群之中，站着又瘦又高的毛泽东。
船上赴法青年之中，有许多湖南青年，内中有毛泽东的好友萧三。同船的也有四川青年，内中有一位十九岁的不大爱笑、言语不多的小伙子，名叫赵世炎。
赵世炎是四川酉阳县人，字琴生，号国富，笔名施英。后来，他还取了个俄文名字，叫“阿拉金”。那是因为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十二位革命者在法庭受审。当赵世炎一九二三年由法国去莫斯科学习时，同行者正巧十二人。于是，这十二人各取一九○五年十二位俄国革命者的名字为自己的俄文名字。赵世炎取了阿拉金作为自己在俄国使用的名字。赵家是多子女家庭。赵世炎兄弟姐妹九人，他是“老八”。他的妹妹，亦即“老九”，比他小一岁，名叫赵君陶。赵君陶便是李鹏之母。
十三岁之前，赵世炎在四川酉阳度过童年，在龙潭镇高级小学毕业。
他的父亲赵登之，是酉阳地主兼工商业主。一九一四年，赵登之得罪了当地的恶霸，不得不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迁往北京。到了北京之后，赵世炎和四哥赵世琨一起进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学习，而姐姐赵世兰、妹妹赵君陶则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女中。赵世炎上中学时，很喜欢英语课。学会了一口流畅的英语，使他受益匪浅。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王光祈、曾琦、周太玄等六人，在北京顺治门外岳云别墅开会，讨论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推选王光祈为主任，并决定邀李大钊列名发起。后来，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回回营陈宅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成为“五四”时期中国进步青年的重要团体。
赵世炎在一九一七年结识李大钊。在筹备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期间，李大钊让赵世炎也参加一些活动。这样，赵世炎开始走出学校，投身于社会活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三天——五月七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成立学生会，赵世炎便当选为干事长。这年七月，赵世炎在附中毕业，正式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不久，赵世炎进入吴玉章在北京主办的法文专修馆，学习法语，为去法国勤工俭学作准备。他有很好的英语基础，所以学法语进步甚快。出国之后，他还学会了德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确是一位勤奋而又富有才华的青年。
赵世炎在一九二○年四月结束法文专修馆的学习，便与萧三等结伴前往法国。他在路过上海时，看望了陈独秀，跟陈独秀建立了联系。正在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表示赞同。到了法国之后，他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研读法文版的《资本论》和法共中央的机关报《人道报》。
一九二一年二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关系，跟张申府建立了联系。两个月后，陈公培收到陈独秀的信，去见张申府。这样，如同张申府所说：“于是我和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这个小组，如今被称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在一九二二年，他和周恩来等组织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笔者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访问了郑超麟先生，他亲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据他回忆：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八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二十一岁的郑超麟，当时在法国蒙达尔勤工俭学。蒙达尔离巴黎不算太远，坐火车三小时便可到达。蒙达尔有许多中国学生。郑超麟和李维汉、尹宽作为蒙达尔的代表，来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里，郑超麟结识了一个穿黄色大衣的年轻人——周恩来。主持会议的便是赵世炎，他有很好的口才。出席会议的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余立亚、袁庆云、傅钟、王灵汉、李维汉、萧朴生、萧三、汪泽楷、任卓宣。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个圆圈。会议十分热烈。郑超麟记得，周恩来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之所以不同意“少年共产党”，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但是许多人认为“少年共产党”有“少年”两字，即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许多人不知宣誓是什么意思，也引起热烈的讨论。后来，在讨论党章、党纲时，郑超麟说：“党章、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两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笑他没有常识，连党章、党纲都分不清楚。会议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也就在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赵世炎任中国共产党法国组书记。这年，赵世炎甚至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诗人萧三在一九六○年曾回忆了其中的详细经过：“（一九二二年）九十月间，世炎、若飞、延年、乔年和我五个人，由阮爱国同志（即胡志明同志）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胡志明同志当时是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当中，他也起了作用。我们是怎样认识的呢？当时法国党经常组织工人、市民在巴黎示威游行，我们也去参加。在示威游行中，碰到一个越南人，看来像一个广东人，相互间便打招呼。当时他的中国话说的是广东话，我们不懂。但他的中国字写得很好，我们便用笔、广东话、法语混杂着进行交谈。以后便请他到我们住处去交谈。相互熟识了，他便介绍我们五个人参加法国共产党。……”萧三：《对赵世炎事迹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第五部分：响应赵世炎加入旅法小组 2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名成员陈公培是与赵世炎同龄。虽与陈公博只一字之差，两人其实毫无瓜葛。他是湖南长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寿康，曾用名吴明、无名。在《赵世炎旅欧书信选》中，好几封信写给“无名”，亦即写给陈公培的。陈公培在一九一九年去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在一九二○年六月他经沪赴法。在上海，他与陈独秀见面，赞同陈独秀关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七月，他前往法国。
陈公培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回国。一九二四年北伐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潮汕失败后，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他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期，担任了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的代表，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彭德怀取得联系，商谈反蒋抗日，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条。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他退到香港。
一九四九年后他来到北京，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尊重，担任国务院参事，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在北京去世。那位与张申府结合的刘清扬，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中唯一的女成员。刘清扬是回族人，生于天津。她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女性，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者，担任过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是觉悟社社员，与周恩来、邓颖超都很熟悉。
一九二○年十二月，刘清扬与张申府同船前往法国。
一九二一年一月，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
刘清扬后来转到德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从事爱国妇女团体的组织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她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仍投身于妇女界爱国运动。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一九四九年后，刘清扬担任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一九六一年，刘清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九日，她以八十三岁高龄在北京去世。值得在这里顺便提一笔的，是当年“二十八画生”贴出《征友启事》时，所得到的“半个朋友”，也来到了法国。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跟斯诺谈话时，这么说的：“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引者注：据罗章龙回忆，一个姓萧，一个姓黄）。‘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其实，李立三头一回跟毛泽东见面，一则因为比毛泽东小六岁，二则刚从县城来到长沙，一时语塞，所以什么也没有说。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原名李隆郅，笔名唯真。他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抵达法国。李立三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庄、刘伯坚等，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曾在法国准备成立“共产主义同盟”。李立三这么回忆：“当时我和赵世炎商量成立一个劳动学会。我们本想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会’，但因为当时的八个人中有的还不完全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所以叫做‘劳动学会’。”李立三：《对世炎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李立三也曾和蔡和森、赵世炎商量，打算在法国筹建共产党。不过，由于他们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卖国行径的学生运动，李立三、蔡和森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无法实现预定的计划。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四日，李立三、蔡和森等一百零四名中国学生被押上一艘邮船，驶往中国。其中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陈公培。一到上海，陈公培便带着李立三、蔡和森去见陈独秀。他俩当即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一九二七年，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赴苏，受到斯大林三次接见。中国共产党“六大”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一九三○年由于推行“左”倾的“立三路线”，给中国共产党造成莫大的损失，从此他受到批判。后来，他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部长，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直至在“文革”中——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受尽凌辱，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而痛苦地离开人世。一九八○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他昭雪平反。
第六部分：聚首维经斯基圆满完成来华使命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头，写下了这句话。
在一九二○年，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维经斯基所率领的那个“记者团”的中国之行是成功的：在北京，与李大钊携手。在上海，帮助陈独秀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首先响应，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会谈归来，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李汉俊给董必武写信，加上陈独秀派刘伯垂去武汉，促成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王尽美跟李大钊的接触，又使“幽灵”在济南落脚，在那里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维经斯基派往广州的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虽然一开始找错了对象，但由于来自北京大学的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南下广州，加上陈独秀转往广州，终于在这南国名城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着在上海入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去日本，又在东瀛建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小组成员张申府赴法，在旅法的中国学生中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
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法国八个小组相继宣告成立。虽然当时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还有的干脆没有名称，但这些小组都已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都是以列宁的俄共（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共产主义之火，已经在中国点燃。
据一九八○年第四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所载K。Β。舍维廖夫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透露，在一九二○年底，维经斯基曾从上海前往广州。舍维廖夫写道：“关于广州小组。在一九二○年九月至十月小组成立时，除共产党员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外，小组中还有七名无政府主义者（引者注：如前所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否认自己曾加入过这个小组），他们也没有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一九二○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维经斯基前来广州，他建议小组成员赞同其中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份提纲，但许多成员拒绝了。小组只好解散了。”不过，不论在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刘石心的回忆中，还是陈公博的《我和共产党》一文中，都没有提及维经斯基曾经去过广州。
舍维廖夫是以当事人佩尔林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为依据的。不过，佩尔林回忆说，维经斯基在“一九二一年二月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