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私了-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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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同事、打电话，”李一凡拿着电话耳机，也像哑女那样比划着，“我没有、钱——了！”
“啊啊。”她还是不松手，不让她打。也许，她是怕她给公安打电话。
“叮铃铃……”电话机突然叫了，那声音好像比平时要响亮些。哑女吓了一跳，压叉簧的手缩了回来，铃声断了。李一凡急忙把电话耳机放在耳边，说：“请讲。”
“我是……”不等对方说下去，哑女又压下了叉簧，电话断了。
“丁铃铃……”电话机又叫了，哑女不松手。
“你放开！人家在工作。”李一凡急得不行，伸手去拉她压叉簧的手。
哑女死死地压着。李一凡站起来拉。铃声还在响。这样相持了几秒钟，“嘭”的一声，那叠文件和电话机掉到了地板上。
“砰、砰！”又是谁在敲门。
李一凡一面收拾着掉下去的电话机和文件，一面气咻咻地说：“请进。”
庞总推门进来了：“怎么了，我老打不进来？”
“我、她……”李一凡不知说什么好，显得有点狼狈。
胖子看见二人这个样子，又见到桌子上一派零乱，狐疑了，看着哑女问李一凡：“她是谁？”
“我不认识。”李一凡指着电脑前那幅《嬉戏》说，“她，可能是卖画的，强迫我买。”
“市场经济嘛，买卖公平，怎么能强迫呢？”胖子问哑女。
“啊、啊……”哑女又恢复了原状，比划起来。
胖子刚才已猜到了几分，不给她钱，她是不走的。有的还拿着真假难辩的残联开的证明，说是残疾人生产的艺术品，说这是义卖，给某某治病集资，云云。这无异于活抢人。还好的是，这一帮人不“抢”老百姓，专门到机关单位磨你的钱。蚀钱消灾，花点钱把她打发走。免得她在这里影响工作。胖子伸手掏钱，李一凡说：“庞总，我给她十元，她还嫌少了。”
“十元，她当然不走啊。”胖子苦笑了一下，“你要多少？”
“啊。”哑女伸出右手食指，两个瞳仁泛着光，脸上挤出一丝笑意。
“好。”胖子抽出一张新版的“老人头”递给哑女。
李一凡大吃一惊：“庞总……”
胖子没有理会。哑女伸手拿钱。胖子手中的钱没有松手，看着她说：“你告诉你同伙，我这里只准来这一次。再来取闹，我就不客气了。你听懂没有？”
“你这是、这是对……”李一凡突然觉得不该说对牛弹琴这句成语，赶快换了一句，“她听不见。”
胖子笑了笑，继续说：“你再来闹，我就叫公安来。”
哑女“啊、啊”着，一副百依百顺的样子。她从胖子手里接过一百元，笑眯眯地向他鞠了一躬，背起挎包，走了。
“庞总，她听懂了？”李一凡看着哑女的背影问。
“她怎么听不懂？现在，打着残疾人出来的非残疾人多。他们要利用国家、社会、人们对残疾人的关照、关心和同情来渔利。你没有看见街上要钱的残疾人，十之八九不是残疾人。有钱能使鬼推磨。只有钱，才能把他们打发走。”胖子沉思了瞬间，突然说，“今后，要是鲲鹏垮了，我就去卖画，保证比她卖得多。”
“庞总，你太舍得了。”李一凡还是觉得给得有点冤，“一张破画，地摊上也就一二元钱。”
“那是地摊。”
“打电话找派出所的人来，他们有义务保护我们。”
“这是理论上的。来，会白来吗？”胖子叹了口气，“到时，就不是一百了……”
“她这是来讹诈我们呀！”李一凡还是没想通，“这种哑巴卖东西的风气不可涨呀。”
“讹诈我们的多！”庞总语重心长地说，“这只是一百元。他们只是小混混……”
李一凡没再吭气。庞总经历的事情多，也许他是对的。胖子走到门口又像想起了什么，返回身来，站在一凡旁边指着那叠刚理顺的文件，问：“还有多少？”
“嗯，”李一凡有点窘，就是那卖画的哑女耽误了时间，不然，至少处理了两个。她头也没抬，十个指头不停地敲击着键盘，“马上要，庞总？”
“这个，不着急。”他在一凡右肩处勾着头，看着电脑屏幕说，“你先把、把那份传真，就是要发给上海公司的那份，打出来，我急着用……”
“砰”的一声，门又被推开了，接着是一个中年女人急冲冲的声音：“好哇，我终于撞上了！”
胖子回过头，吃惊地问：“你？”
红颜薄命
意大利政府援助给市红十会急救中心的依维柯响着撩人心魄的警铃，在拥挤的公路上穿行，车顶上的红灯不停地转着，那尖利的刺人耳鼓的声音，有人说是叫的是：“救人”、“救人”，有人说喊的是：“死人啦”、“死人啦”，有人又听成了“让开”、“让开”……急救车的声音都成了现代派音乐，各人听出各人的感觉和意思。真的是应了“一百个观众有一百个哈姆雷特”那句名言。
尽管来往的大车小车摩托车还有把公路当成人行道的市民把路塞得很少有缝隙，但一听见这叫声，就知道不一定是好事（虽然有时叫着是假公济私，但其他车的驾驶员、行人也无法搞清楚，抢救伤者病者，那是人道主义，就是战争的双方也要遵循的），一辆辆的大小车就主动让它，就连军车也不例外。摩托车、行人更是赶快靠到路边。
骑着“羚羊”在车缝中快速穿行的仲秋听见“救人”、“救人”的声音从脑后传来，就马上降低速度，把方向一打，向左边路边靠了过去。依维柯从他身边擦过。
仲秋没有看清楚里面。车窗蒙得严严实实的。本来，做记者的是见多识广的，当记者这么多年，而且大多数是跑社会新闻，可是，说来惭愧，急救车里那个神秘的世界他却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探视过。此时，里面装的是谁？受伤的？患重病的？难产的？猜不透，说不清。他瞅准水泥车和一辆凯斯鲍尔之间的一个夹缝，猛一加速，穿了过去。他也心急如火。
昨天晚上，他失眠了，可能是喝了妻子冲的雀巢咖啡（因为要看一部美国大片《爱国者》的录相，就高兴了）。早晨起来，眼睛又酸又涩。喝了一瓶酸奶，就骑车赶到办公室。尽管记者上班自由，不分上下班时间，但他是头儿，得准时去，每天有大量的事情要处理。他处理完两个部下的电话，让他们去采访后，就开始做清洁。做了不到一半，电话机又响了。他左手捏着湿漉漉的抹布，右手抓起电话：“晚报社会生活部，请讲。”
“我找仲记者。”大而急切的声音把送话器震得发抖，在门口也听得见电话里那个男人的声音。
“我就是。”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新闻，你快点来！”
这些来，读者给报社提供新闻素材的越来越多，但也夹杂着个别恶作剧者，要么提供假新闻，要么把蚊子说成是老鹰。有的记者就上了当，不去核实，不去现场，为了赶时间，就将假新闻或夸大的新闻登出来，造成很坏的影响，为此，还被通报批评过。有一次，仲秋也上当了。他赶到报料者提供的发生地去一看，根本不是一个新闻，而是那里的人大惊小怪。现在，他要问清楚：“你是谁？”
“我是一个你的忠实读者。你不认识我。”
“什么事？”
“我们这里有一个女的自杀了。就住在我楼上。”
自杀，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已不新鲜的话题，也是日趋紧张、激烈和多元的城市发生的常见现象。仲秋处理和亲自写的这方面的稿件已很多了。即使要写，也只是个简单的小消息。
对方见仲秋没吭声，急急地说：“真的是个新闻。她几年前租我楼上的房子，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说他两口子还是北京哪个学校的大学生，毕业后就到我们这里来发展。后来，那个男的不来了，就她一个人住。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个四十多岁，头发稀毛稀毛的，反正有点老的男人。这个男人一周来个一二次，但总是天不亮地不亮的就走了。”
仲秋觉得他在编故事，感到好笑，插了一句：“你怎么晓得？”
“我们住的是老房子，是木楼板，上面的响声听得一清二楚。”他讲到此，仲秋不仅想到了马三立那个始终不丢第二只鞋的相声。电话那头还在继续说着，“昨晚上听见上面一直在闹，弄得楼板噼哩砰咙地响。到天要亮的时候，没有声音了。我在迷迷糊糊中睡了一哈儿，就醒了……”
仲秋突然感到有些恶心，觉得这个讲话的人神经不正常，至少心里有一些阴暗，有好听壁角之嫌，心里荡起一波冷笑。
那人继续说着：“由于没有睡好，双眼涩得厉害，就躺在床上看天花板。楼上走动，弄得楼板响，为了遮灰尘，去年秋天，我用白纸把屋顶上那楼板全糊了，白净净的，一点迹印都看得到……”
仲秋真想挂断电话，但又觉得不妥，人家是对报社的信任，对自己的信任。也许是个神经病人，在说他的癔想。但不管是什么，都只有耐心地听下去了。不少名记的体会中就有坚持接听各色人等的报料。从这些报料中，有时是会获得有价值的新闻的。在美国，有的普利策新闻奖作品就是这样得到的。前年他的一篇文章得了个市里的一等奖，就是一个民工打电话提供的。等他说吧，他左手的抹布在办公桌上抹着。对方可能感觉到什么，问，“仲记者？”
“呃。”
“你在听？”
“我在听。你说。”
“你猜我在楼顶上看见了什么？”
“不知道。”
“在我头顶的左上方的白纸上有一团中碗那么大的湿的痕迹。我仔细一看，是红的。我吃惊了，未必是血？我翻身下床，对正在弄早饭的老婆说，你来看，那是不是血？她仔细看了看，说，是。我吓了一跳。血？未必上面出人命了？再一看，那血印扩大了，有大碗那样大了。我拉起老婆就跑上楼去。敲了好多次门，里面没有响声。我急了，一脚把门踢开了。冲进去一看，屋里有点乱，那女的斜躺在沙发上，左手颈处血一滴滴地流着……”
仲秋的职业敏感忽地升起：“真的？”
“这种事情，我能乱说？”那人大概是在对他旁边的人说什么，完了着急地说，“算了，信不信由你……”
仲秋打断了他：“人呢？”
“还好，我老婆是医生，她抢救去了。我就给急救中心打电话，然后就给你打。”
“啊！”仲秋想了想，这也是近几年来屡见不鲜的新闻了。不过，自传媒业诞生以来，火灾、车祸、地震、洪灾、抢劫、强奸……都是记者此不疲地追逐报道的焦点。从来没有因为过去报道过，现在就不报道了。这位读者提供的材料是个新闻。如果他没有加油添醋，那么那女人的婚姻或者爱情或者心路历程应是这篇文章的亮点，自杀只是个新闻由头。他很快清理了头绪，决定不放过这个热心读者提供的新闻：“我马上来。”
“我等你。”
仲秋突然想起，他在什么地方？赶紧对着送话器大声说：“喂！你还没有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对。差点忘了。我们在中山路牛角巷八十八号附五号。老式的红砖木楼房。”他在那头又加了一句，“我姓高。”
仲秋急如星火地赶到牛角巷口，一辆依维柯头朝外，屁股向内，把巷子塞得满满的。车顶上的红灯还在转着。肯定是刚才自己主动让的那辆依维柯，没想到朝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只好下车，把摩托车从车身与墙壁的缝隙中推了过去，然后再骑上车，用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的速度前进着。走了不一会儿，巷道里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估计快到了。这些人，十有八九是看热闹的。人说，两只鸡打架，市民都要看半天，何况这种事？这些年，他见到的这种情况多了，记者、警察一到，人们七嘴八舌给你说个没完。他飞腿下车，把车靠在左边电线杆和墙之间，就朝出事地点跑去。刚跑拢，一个担架就抬着一条鹅黄色毛巾被盖着的女人出来了。他只看见那人长长的头发垂在担架外边。围着的人群急忙闪开了道。
摩托车在人缝中穿行，那速度还不如大步行走来得快。他在一根靠近一栋二楼一底的穿逗楼房的电杆下停了车，把“羚羊”靠近它。然后健步如飞，拐过一个弯儿，看见人群把一幢四层楼的老式红砖房围得严严密密的。多年的采访经验证明，这种事情，不要打听，人围得多的地方，就是目的地。他正想向旁边一个在专注看的妇女打听点情况，忽听人群中发出“让开”、“让开”的声音。他朝人群中挤去，同时，伸手进挎包里打开了SONY录音机，从包里取出了采访本和签字笔。围得密密实实的人群已经自动让开了一条道，一个担架从里面被抬了出来。担架上面盖着一条鹅黄色的毛巾被。仲秋赶快闪在一边，打量着从身边抬过的担架上的人。除了一张苍白的脸和长长的可能是染过的但又不像黄又不黑的头发散乱在外面外，其他什么也看不见。手拿话筒的电台记者，跟在担架后面，边走边问一个穿白大褂的人。
唉，来迟了。不该听他说了半天。也是怪自己，犹豫了。肯定是有人又通知了电台的记者。不过不要紧。和电台抢时间不是报纸的优势，要和它比质量，比内容。反正要明天才见报，有的是时间。他关上了录音机。
随着担架的远去，围观看热闹的人也很快散了。一些人像送贵宾一样送担架去了。也许，他们也想看一看平时在大街上疯跑的现在停下来的依维柯，看一看它里面的内容。
等门口还剩下三四个人了，他走到一个正在说话的胖乎乎的中等个子男人面前，问：“同志，我找一个姓高的。”
他停下说话，转过头，看着仲秋问：“你是？”
“我是晚报的。”
“啊，仲大记者！我就是。”他向旁边的人炫耀，“这就是晚报的大记者仲秋。他的文章我篇篇都读。”随后埋怨道，“你啷个现在才来吗？人家电台的都采访走了。”
“不要紧，我们慢慢吹。”仲秋又打开了录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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