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坠落-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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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白宫东翼的早餐餐桌边坐着莱克、他的代表塞缪尔·R·伯杰、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玛德琳·K·奥尔布莱特。然后他们陪着奥克利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Oval Office）。在办公室中还有总统、副总统、克里斯多弗、阿斯宾、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和几个顾问。
会议持续了6个小时。讨论的核心就是：我们现在应该作什么？已经有一名美军士兵的尸体被极尽揶揄之能的索马里人在街上拖来拖去。18名美军士兵阵亡，73人受伤。还有几百名索马里人被打死。杜兰特成了俘虏。公众愤怒了，而且国会也要求撤军。
尽管在摩加迪沙主持联合国工作的退役海军上将乔纳森·豪和游骑兵特遣队的指挥官威廉·F·加里森少将认为埃迪德的力量已经遭到了重创，他们无需再花费多大的力气就可以完成任务，但是继续呆在摩加迪沙进行抓捕埃迪德的行动已经不可能再被提到议程之中了。根据情报，埃迪德的支持者正在逃离城市，他们的武器库中的RPG…7已经耗尽。其他的帮派也已经开始提出和平的建议，并且愿意帮助他们对付埃迪德。但十分清楚的是，美国已经对在摩加迪沙的进一步行动失去了胃口。
会议结束的时候，他们做出了一项决定：美国将撤军。为了加强那里的武力威慑，游骑兵特遣队将继续呆在摩加迪沙，但是也将于来年的3月份撤离。这样的做法有助于保持颜面。同时，抓捕埃迪德的所有工作将被叫停。
克利被派往摩加迪沙传达这个消息，并准备尝试着解救杜兰特。
在摩加迪沙，将不会有任何同埃迪德的谈判。奥克利接到的指示是向埃迪德传达这样一个强硬的信息：美国总统要求他立即释放飞行员。
10月4日，星期一，游骑兵下士吉米·史密斯的父亲——吉姆·史密斯正在新泽西州长谷的一家银行开会。当时他老板的妻子出人意料的走进了会议室。
“我刚刚接到卡罗尔（Carol）的电话，”她说，“赶快给家里回个电话。”
显然史密斯的妻子，卡罗尔，有紧急的事情。她给他的老板家里打了电话，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找到史密斯。
“到底怎么了？”史密斯给卡罗尔回电话的时候问道。
他永远不会忘记妻子接下来的回答。
“我这里有两名军官。吉米阵亡了。你赶快回家。”
吉姆回到家的时候，卡罗尔对他说：“也许他们搞错了。也许吉米只是失踪了。”
但是作为一名曾经在越战中失去一条腿的游骑兵上尉，史密斯知道，在摩加迪沙，在像他儿子的那种严格的作战单位里，他们不会轻易的通知家属阵亡的消息，除非他们的手中有他儿子的尸体。
“不，”他静静的告诉他的妻子，尽量的使他的话语能够被理解。“如果他们说他死了，他们一定是确信了。”
几个小时之内，新闻记者的摄影队开始陆续抵达。当每一个直系的亲属都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史密斯走出了门前的院子，开始回答记者们的提问。他被记者们的态度和几种问题激怒了。他的感觉如何？作为一名失去儿子的父亲你说他的感觉应该如何？他告诉他们，他为十分的悲痛，同时他也为他的儿子感到骄傲。他是否觉得他的儿子接受了充分的训练并且得到了正确的指挥？是的，他的儿子接受的是超一流的训练和指挥。他应该谴责谁？这算什么问题！他还能够谴责谁？美国陆军？，索马里？，还是上帝？
史密斯告诉他们，他并不十分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他无法去指责任何人，他的儿子是一名士兵，他的死是为国捐躯。
两天之后，他们收到了一封内容刻板的电报，上面有一名不认识的上校的签名。尽管在读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信的内容，但是这封信仍然让史密斯痛彻心肺。同每一名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父母一样，他最终经历了与战争同样古老的伤痛的洗礼。
信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代表美国陆军参谋长的正式的个人通知。您的儿子，一等兵詹姆斯·E·史密斯于1993年10月3日，在索马里，摩加迪沙阵亡。你的任何问题都将的到您的伤亡援助官员的直接回答，请您接受我们对您失去亲人的最深切的同情。”
〃THIS CONFIRMS PERSONAL NOTIFICATION MADE TO YOU BY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ARMY； THAT YOUR SON； SPC JAMES E。 SMITH； DIED AT MOGADISHU； SOMALIA； ON OCTOBER 3； 1993。 ANY QUESTIONS YOU MAY HAVE SHOULD BE DIRECTED TO YOUR CASUALTY ASSISTANCE OFFICER。 PLEASE ACCEP MY DEEPEST SYMPATHY IN YOUR BEREAVEMENT。''
斯蒂芬妮·舒加特最终得到了关于他丈夫兰迪·舒加特的消息。10月4日，星期一的那天早晨，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布拉格堡，她给她的老板打电话，告诉她家中有紧急情况，她不能去上班了。
她的老板知道兰迪在部队服役，而且也听到了有关摩加迪沙的报道。于是她开车直接来到了舒加特的家中。
两个女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CNN。 从前一天到现在，斯蒂芬妮一直被焦虑的心情困扰，一名特战队员的妻子已经告诉她，他们中的一名士兵阵亡了。就在她和她的老板交谈的时候。两个侧影在门外出现了。
斯蒂芬妮打了开门。那是两个和他丈夫隶属同一个秘密特种部队的人。其中的一个是她的好朋友。这是真的，她想，兰迪死了。
“兰迪在行动中失踪了”她的朋友说。
斯蒂芬妮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心，她不再绝望，兰迪一定会没事的，他是最有希望活下来的人。在她的印象中，索马里是一个到处是丛林的地方。此刻在她的脑海中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他的丈夫正在向救援的直升机发出求救信号。当他的朋友告诉她兰迪是和加里·戈登一起进入战区的时候，她更加放心了。他们此刻一定是躲在什么地方。如果有人从那里活着出来的话，那一定是他们两个。
第二天，更多的死亡通知传到了布拉格堡：一级军士厄尔·菲尔莫尔和军士长蒂姆“格瑞兹”马丁阵亡了。接着，死去的士兵被人在街道上拖行的画面在电视和报纸上出现。妻子们、父母们还有兄弟姐妹们一边拿着报纸上的图片，一边看着电视中的画面，试图辨认出那名士兵到底是谁。
消息传来，加里·戈登的尸体已经被找回来了。但是杜兰特当还活着并且已经被俘虏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后，斯蒂芬妮的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兰迪一定也在他们手上，只不过他们没有给他摄像罢了。她一次又一次的祈祷。斯蒂芬妮参加了其他几名士兵的葬礼，坐下来同其他战士的妻子们一同悲伤。这样的葬礼，她在同一天就经历了两次。最终，所有失踪的士兵都得到了确认，除了舒加特。他们都死了，尸体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斯蒂芬妮让她的父亲陪着她。她的朋友们轮流接手她的工作。这几天她就是这样度过的。那是地狱般的噩梦。
当一辆载着牧师的汽车停在她的车道上的时候，她知道，这是真的了。
“他们来了，爸爸，”她说。“兰迪的尸体被认出来了，他们已经把他交还回来了。”
“你确定么？”他的父亲问。
是的，她非常确定。部队建议她不要去看兰迪的尸体，而作为一名护士，斯蒂芬妮知道这是为什么。尸体已经用飞机送回来了，她让一个朋友去了一趟特拉华州的多佛，代替她看一看尸体。当他回来的时候，斯蒂芬妮问他：你还能认出那是他么？”他摇了摇头。
“他的尸体是完整的，”他告诉斯蒂芬妮。
兰迪和斯蒂芬妮曾进有过关于死亡的谈话，特种兵们管这样的谈话叫“遗言（death talk）”。兰迪告诉她，他要被葬在家乡，宾夕法尼亚的纽维尔（Newville）。在葬礼上有太多的图片记者和采访记者，她甚至没有办法静静的在墓前独自的呆上几分钟，和丈夫说一声再见。她的朋友，两名来自特种部队的士兵，陪着她离开了葬礼，将记者们挡在外面。
兰迪·舒加特和加里·戈登将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
被俘虏了几天之后，杜兰特心中被处死或被虐待的恐惧已经减少了很多。自从那天坠机后被愤怒的民众围在中间，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被索马里民众发现。法瑞拜也有同样的担心。
这个“宣传部长”已经对他产生了一些好感。这可以说是杜兰特努力的结果，也是求生训练的一部分。两个人日日夜夜的呆在一起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法瑞拜说意大利语，而杜兰特可以说一些西班牙语，两种语言有足够的相同之处，可以让他们进行最低限度的交流。
法瑞拜把杜兰特当作战俘。他相信只要人道的对待这名飞行员，那么在他被释放的时候，就会使身处美国的索马里人的形象得到改善。
杜兰特尽力的迎合这名看守他的“狱卒”，问他问题，纵容他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法瑞拜非常喜欢阿拉伯茶——一种咀嚼起来可以令人兴奋的索马里植物。一天他给了守卫一些钱，让他出去多买一些回来。那个男人回来后，开始将阿拉伯茶平均分成3份。一份留给自己，一份给法瑞拜，还有一份给另外一名守卫。
“不”法瑞拜说。“四份”
守卫奇怪的看了他一眼。法瑞拜指了指杜兰特。杜兰特很快明白了他的意图，他向守卫点了点头，表示他也想要一份阿拉伯茶。
当守卫离开的时候，法瑞拜将两份阿拉伯茶合在一起，都放进了自己的腰包。然后对杜兰特使了个眼色，咧开嘴闪出一道会心的笑容。
法瑞拜的生活和这名飞行员保持高度的一致。当杜兰特拒绝吃饭的时候，他也不吃。当杜兰特因为伤痛睡不着觉的时候，法瑞拜也无法入睡。他让杜兰特向他保证，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他将告诉世人他受了很好的对待。杜兰特说他会的。
当美军的直升机在夜晚从头顶上飞过，不停的广播时，法瑞拜说：“你的朋友正在找你呢，麦克·杜兰特”。法瑞拜让他翻译广播中的内容。当杜兰特将那些话的意思翻译给他之后，法瑞拜开始抱怨：“但是我们已经对你非常好了。”一名医生为杜兰特断掉的腿打上石膏。开始的时候他们只给杜兰特吃过期的野战口粮（MRE：Meals Ready to Eat）。后来这间房子的女主人杀了一只山羊，给他做了一顿肉和意大利面条。结果杜兰特得了严重的痢疾，更加遭罪了。
法瑞拜帮助卧床不起的飞行员保持清洁。
“你想要什么？”他一直不停的问杜兰特
“我要一张回美国的机票。”
“你要不要一台收音机？”法瑞拜问杜兰特。
“当然，”杜兰特说。他得到了一台小小的黑色塑料收音机。收音机的音量实在是太小了，他不得不把它举在耳边才能听清。那台收音机成了他的生命线。他可以收听到BBC的全球广播和一些关于他被俘的报道。那些英语，那些来自属于他的世界的声音给了他无尽的安慰。
在悲惨的俘虏生涯的第五天，杜兰特迎来了探访者。房间突然被清理得很干净，床单也换了。法瑞拜给他清洁了身体，重新矫正了伤处，然后给了他一件干净的衬衫和一条ma…awis——索马里男人穿的一种传统的裙子。房间里散发着香水的味道。
杜兰特的希望陡增。他的第一个探访者是圣安妮·霍夫施塔特，一个在国际红十字会工作的挪威人。杜兰特将她的手紧紧的握住。她所带来的全部家当就是几张可以写信的表格。在信中杜兰特描述了他的伤势，告诉他的家人他一切都挺好的，并且告诉他们为其他的人祈祷。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他的机组和救援他的两名三角洲特战队员舒加特、戈登的命运。
他在信中写道，他十分想吃比萨饼。然后他又问法瑞拜，可不可以给他在飞机棚的兄弟们写一封信。法瑞拜同意了。在心中他说他一切都还不错，还告诉他们不要动他帆布包里，杰克·丹尼尔（Jack Daniels）的瓶子。杜兰特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他只是想要用一种轻松的方式转达一种轻松的心情——他一切都好，这样可以减轻兄弟们对他的忧虑。在信的底部他偷偷的写上了“NSDQ” 四个大写字母 （这是160特种航空团的格言，Night Stalkers Don’t Quit）
The Lord knows the way I take；
and when He has tested me；
I shall come forth as gold〃
后来，红十字会的官员担心传递包含密码的信件会破坏他们严格的中立态度，于是他们将这几个大写字母涂掉了。
霍夫施塔特离开之后，两名记者被带了进来。他们是英国卫报的马克·哈班德和法国解放报德斯蒂芬·史密斯。哈班德看见飞行员裸露着胸口，仰面躺在那里。很显然，他受了伤，并且十分痛苦。与霍夫施塔特的会面对杜兰特有很大的触动，直到现在他还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曾经一直握着她的手，直到最后。他不愿意看到她离开。
哈班德和史密斯带着录音机。他们告诉杜兰特，他可以什么都不讲。哈班德真的十分同情杜兰特，也很想能够使他安心。
杜兰特权衡再三，最终他同意只讲他坠机之后发生的事情。他想让他的家人和他的部队尽可能多的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杜兰特讲述了他坠毁和被捕的经历。后来当哈班德问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斗发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被打死的时候。杜兰特说了一些让自己后来感到后悔的话。
“太多无辜的人被杀死了。人们愤怒是因为他们看到太多平民被杀。我觉得，一个没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是无法理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的。美国人的意愿是好的，我们真的是想要帮助他们，但是事情已经走向错误的方向。“
就是“事情已经走向错误的方向”这句话让他在记者离开之后倍感愧疚。他到底是谁啊？哪里有权利去对一个美国的行动盖棺定论。他本应该这样说：“我是一名士兵，我只是服从命令。”
杜兰特变得十分沮丧。虽然他确实相信这些事情已经走向错误的方向。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所说的已经越界了。
一天之后，令杜兰特重整旗鼓的是他的妻子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