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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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以这么理解。”
“你踩的时候能听见猫在叫吗？”
“当时头脑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没想过，也没有感觉到什么。”
“你没有意识到脚下这是个生命？”
“没有。”
“你后来为这件事情自责过吗？”
“嗯。”
“你曾经有过极端的念头吗？”
“有过，我总感觉我内心受的伤，好像任何人都帮不了我，这些不谈了，我不想谈这些。对不起。”
她哭了。我知道她痛恨在别人面前流泪，对她说：“你去房间休息一会儿吧。”
她起身离开，我们几个在房间里等着，没人说话。过了十几分钟，我去敲她的门，没有反应。我突然想起，她的同事提过她有美尼尔综合征，这种病受到惊吓或是情绪极激动时可能会发生晕眩，我大声叫来服务员打开房门。
她蜷在床上，缩作一团，手指僵硬痉挛，撕扯着枕头。我蹲下来，给她把脖子上的丝巾解开，她皮肤滚热。我试着去触摸她的手，她挣开了我。
我们叫来医生，注射了十毫克的安定，她才平静下来。
我和老范坐在床边看着她。
慢慢地，她睡着了。
回去路上，大家都许久不说话。
小宏说：“你的问题太刺激了，让她窘迫了。”他看了看我，又安慰性地补了一句：“当然，你也不能不问。”
之后谁也不再提这件事，包括老范。夜里，老范睡了，我睁着眼睛，台灯的光拧得很微弱。本子上什么也看不清，我还是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下来：
“作为一个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但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在这个职业中，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不安。”
放下笔，我给王发了一条短信，希望她了解这个采访对我来说绝不轻松，但是我希望，承受痛苦对我们都是一种清洗。
她没有回。
后来我才知道，老范在机房编这段的时候也很挣扎。王的脸作了遮挡，但镜头里可以看见她脸上带着的那点笑容，侧影的弧度。
老范说一直不敢看那笑容，总是下意识地用机器挡住眼睛。她知道很多人都期待着王在镜头面前低头和忏悔，以便宽恕她。
“她的表情即便不是哭泣，最少也应该是沉痛的。”老范写道，“可是她居然笑着。”
机房的深夜里，老范再次面临“双城的创伤”时的选择：要不要把这些人性复杂的状态剪上去？会不会违背观众的愿望甚至触怒他们？
她说后来想起我告诉她的一件事。
非典的时候，小鹏目击过一件摧折我心的事，当时我转身走了，他没来劝我，去跟大家会合吃饭了。我找了个地方坐了一会儿，也去了。
张洁有记录的习惯，他让小鹏拍一些大家的资料，小鹏就拿个DV问各人无厘头问题，大家闹哄哄。
问到我，他说：“你怕什么？”
我跟边上人说笑，没理他。
他说：“我知道你怕什么，你怕眼泪流下来。”
大家哄笑：“靠，太作了太作了。”
我嬉皮笑脸把DV接过来，倒转镜头对着他问“那你最怕什么呀？”
他看着我，说：“我最怕看见眼泪流下来。”
这帮坏蛋笑得更厉害了：“你俩是不是相爱了？”小鹏也一笑，把机器收了。
老范说她坐在机房的屏幕前，想起这件事，看着王的脸，理解了“有的笑容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
最终她剪了上去。
虐猫事件中，有网友发起人肉搜索，公布过这三个相关人的个人信息，有人把这几个人的照片制成通缉今，以五十万买他们人头。我们采访了搜索的发起者，他问起我郭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我简单说了说，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你为什么要关心他的处境？”
“他现在的处境吧，多多少少跟我有一些关系，我这边想跟他说一声抱歉。”
“有的人觉得，如果一个人可以直接对动物做出很残忍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语言来攻击他呢？”
他说：“当初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后，就已经是错了，既然他都错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跟着他一起错呢。”
“你说的这个错是指什么？”
“他攻击了动物，而我们攻击他。”
“攻击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在发泄，发泄当时愤怒的感情。”他说。
片子播出后，有人给老范留言说：“踩猫拍猫的人不见你谴责，倒让正义的人道起歉来了，这是什么逻辑？”
有天翻书，看到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说：“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
初做记者，我有过一个习惯，问那些被指证的人：“你不对这件事感到抱歉吗？你要不要对着镜头对当事人表达一下？”总觉得这样才能收场。袁总有一次批评我：“媒体不能介入，只能在对方有需求时提供平台。”这个界限细如一线，但决不能迈过。
有次采访一位老人。十六年前他是校长，被人勒索，未答应条件，对方强迫未成年少女诬陷校长嫖娼，并作伪证，校长上访十六年，才得以脱罪。
当年的少女已经是母亲，在我们镜头前面掉泪后悔，向校长道歉。
校长并不接受：“这么多年，你只需要写封信来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呢？”
办这个案件的是一个当年二十出头的警察，冷淡地说工作太忙，没空考虑此事。
老校长长叹一声：“原谅他吧，原谅他吧……他跟我三小子一样大，不要处分他，我尝过处分，那个滋味不好受。”
诬陷者现在是一个整天坐在门口太阳地里的老人，六十四岁了，脑血栓，满脸的斑，已经很难走路，也不会讲话了，但能听懂我说什么，拿棍子在地上划。
我拿张照片给他看：“你能帮我回忆一下吗，十六年前在派出所的时候曾经指证过这个人说他嫖娼，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
他拿棍子狠狠敲地：“有。”
“您亲眼见着的吗？”
他点头。
“警察说，那个小姑娘是你找来的。”我说。
他不答，勾起眼睛扎了我一眼。那一眼，能看到他当年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他身后的房间，他住在一个柜子大小的三合板搭成的棚子里，被子卷成一团，旁边放着一只满是积垢的碗，苍蝇直飞。邻居说他老婆每天来给他送一次饭。
我问他：“你现在这个病有人照顾你吗？”
他摇头。
“孩子呢，不来看你？”
摇头。
他脸上没有悔恨，也没有伤感。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一个片子里的人，心里有什么，记者只要别拿石头拦着，他自己会流淌出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这话太硬了，我消化了好久。
他界定“观察”的实质是：“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虐猫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收到王的短信。
看到她名字，我沉了一下气，才打开。
她开头写“老妹”，说：“节目我看了，非常感谢你们尊重我的感受，看了节目我有一种轻松感，心里也没有太大的压力，请你放心。”
她要的并不是同情，节目也没给她同情。采访对象对一个记者的要求，不是你去同情和粉饰，她只期望得到公正，公正就是以她的本来面目去呈现她。
有人说，那么她内心的暴力和仇恨怎么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郁积和化解，我不太清楚怎么办，也不敢贸然说。
二〇一〇年，在云南大理旅行，当地朋友约着一起吃饭，当中有一对父子，儿子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黑瘦男孩。从小失母辍学，看了很多书，跟大人交谈很敏锐，也很尖刻，往往当众嘲弄，一点情面不留。他坐我边上，说常常折磨小动物，看着它们的眼睛，说垂死的眼睛里才有真实。
“有时候……”他逼近盯着我说，“甚至想杀人。”
他带着挑衅，想看到人们会怎么反应。
我问他，为什么想杀人？他靠回椅背，说讨厌周围虚伪的世界，只能在暴力中感到真实。
我说：“你说的这种真实感要靠量的不断累加才能满足吧。”
他看着我，意思是你往下说。
我说你可以去看一本书叫《罪与罚》，讲一个人认为只要上帝不存在，杀人就是可以的，是意志的体现。这本书就讲了他真的杀了人之后全部的心理过程，最后发现杀人满足不了人，“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很丰富的，需要有强大的能力才能看到，光从恶中看到真实是很单一的，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
他问我：“什么是洁白？”
我被这问题逼住，无法不答，想了一下，说：“将来有一天你爱上一个人，她也爱上你，从她看你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就是真正的洁白。”
一桌子人都是旅客，深夜里雨下起来，没有告别就匆匆散了，我挡着头回客栈的路上，背后青石地上有个人踢踢踏踏跑来，是这个孩子，过来抱了我一下，什么也没说，倒退了几步，就头也不回地在微雨打湿的光里返身跑走了。
当年我们拿到的河南斗狗的线索，有一位叫马宏杰的摄影师也在拍，拍了好几年，他跟组织斗狗的老板是朋友。对方不久前还给他打过电话，很熟稔的口气：“哥很不幸啊，又娶个新媳妇。”
很明显他不是站在动物保护者的角度去拍的。
我问他：“你没有那种难受吗？”
他没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不轻易用谴责的方式，他想“知道为什么”。
《耍猴人的江湖》，他陆续跟拍了八年。跟农民一起扒火车出行，带着馒头和十公斤自来水，众人躲在下雨的敞篷车厢里，头顶塑料布站着。猴子套着绳索，钻进人堆里避雨，都瑟缩着。
有张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响，一个路人上前指责猴戏艺人虐待动物，要驱逐他们。下一张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样子，捡起一块砖头向耍猴人老杨扔过来，又从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击，撵得老杨满场跑，围观者开始喝彩，把石头和水果放在猴子手里。收工之后，老杨说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表演，鞭子响，不会打到猴子身上，否则打坏了靠什么吃饭？这场戏有个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
收的钱有张五十元是假币，老杨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饭蹲在窝棚边吃，大公猴拿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菜都打翻了——因为每天回来吃饭，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老杨这一天忘了。
最后一张照片，是老杨的小儿子，搂着小猴子睡在被窝里，小猴子露出一只小脑袋，闭着眼睡着了，一只细小黑毛手掌搁在孩子的脸上。
生活就是生活。他没有只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在赤贫的中部乡村，历史上的黄河故道，土壤沙化后的贫瘠之地，猴子和人共同生活了六百多年。人和动物就是这样，心里磨着砂石，相互依存，都吃着劲活着。
刊登这些照片的《读库》主编老六说，他选这些照片的原因是：“预设主题进行创作，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往往大家认为拍弱者，都要拍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
我跟六哥说，做节目常犯的毛病是刚爬上一个山头，就插上红旗，宣告到达，“马宏杰是翻过一座，前面又是一山，再翻过，前面还是，等到了山脚下，只见远处青山连绵不绝。”
马宏杰说他会一直把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们死，或者我死。”
我问他的原则是什么。
“真实。”他说。
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 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一天傍晚时分，史努比打来电话：“吃饭？”
“行。”我说，“我请你，正打算下楼吃呢。”
他顺竿上：“不成，你做。”
我气笑：“凭什么呀，只有方便面。”
“不行。”
“那就下挂面。”
“挂面成。”
朋友太老就是这样，连理都不讲。
只好去超市，买只鱼头、料酒、一袋木耳，走到市场买点红尖椒，又返回身买了两只丝瓜与青椒。下完面，炒只蛋放在里面，再拍根黄瓜。
他靠着门看，又伸手在灶上一抹。我从锅里拿剁椒鱼头，白他一眼：“你再戴个白手套擦擦。”
他嘿嘿一笑：“怕你这两年忘了生活。”
吃完饭，我俩喝茶。他带着一点认真的苦闷，说看一本杂志每期的最后几页，都很受刺激。那里的文章写自己父辈，大都说父母尽管清贫，但是一生正直什么的，告诉了自己什么样的人生道理。
他说自己的父亲也老了，却是个不反思的红卫兵，老了对保姆还不好。他跟老朋友说话没有遮掩，带着困惑还有心酸：“难道就我爸跟别人不一样？”
我跟他说，恐怕是媒体选择的结果吧。七八年前看北京电视台一个谈话节目。一个小姑娘跟她的父亲，谈父女之间的沟通问题。谈到快一半，现场的嘉宾和观众就开始劝这个姑娘了，说你父亲是何等不易，你怎么能只看他的缺点呢，他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尊敬他如何如何。女孩一直听着。后来她说了一句话：“我到这儿来就是来谈我俩之间的问题的，你这节目如果是非要听我跟我爸怎么好的，我也能给你谈成五好家庭。”说完站起来走了。
陈虻有次骂人，就是骂这种选择。
记者拍了个片子，说一个中学老师辞掉工作，在家里收留了一些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为他们钉作业本，判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