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深处-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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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我急急忙忙把写好的作文拿给他，他一边吃饭一边心不在焉地誊抄下来。
等到第二周的这一天，他们的语文老师——一位北大中文系教授在课堂上点评作文。
“在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的作文达到了可以发表的水平。他写的是自己在秋天里怀念一位老师”老师讲了很多文章中可圈可点的细节，他却一脸茫然，心想这是丹丹写的那一篇吗？
“我在北大教过这么多学生，还没有人写出这么好的文章。我给他打了96分。”等到作文发下来，他看到稿纸右上角果然写着一个鲜红的“96”，先是一阵狂喜，很快就又发起愁来，愁的是既然老师对他如此印象深刻，将来的作文他是没法自己写了。
后来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北京晚报》，真的发表了。我用了一个笔名叫做“小舟”。一来“舟”里包含着一个“丹”字，二来“舟”与他的姓氏“周”同音。那时候做任何事都一定要留两个人的痕迹在一起。
后来我们之所以分手，大概是因为再没有更多的缘分让我们继续共度更长的时光。现在想来每恋爱一次就建立一次婚姻并不太明智，但在那个年代、那个年纪，我能作出的选择无外乎此。因为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家，自己的床，自己的桌子，我想白天黑夜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不被打扰，无需躲藏，不必为了几天一次的见面仓惶等待。
分手以后他便消失了。各种机缘巧合让我遇见小学同学，遇见儿时邻居，遇见聚会时偶然相识的朋友，甚至胡同口卖冰棍的大嫂，唯独没能再遇见他。
不知他将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离婚后一年多，我遇见了英达。在我的三次婚姻中，英达这一段总好像不可触碰。然而既要写我所经历的过往，与他共同走过的10年便无法回避。他比我大49天，我们27岁相爱，37岁分手，共同度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光阴，从浪漫无忧的青年走到心事重重的中年。
分手时我曾经试图出一本书纪念那段旅程，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今天，当我同意了出版社的约稿，便又将那些尘封近10年的手稿找了出来。
重温以后我惊讶无比：时间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东西！太多的往事，太多的心情，我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假如当初没有记录下来，那段婚姻在记忆中将只余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所以我庆幸我写过并留下了这些文字。
但面对这真实得让人有些“难以接受”的历史，我又犹豫了。无论初恋，还是第一次不为人知的婚姻，想来我已十分淡然。而与英达共同生活的这一段却因当时正沉浸其中，色彩显得格外浓烈。如今我们已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出太远，再没有任何重合的足迹，翻回旧的一页是否仍有必要？是否会打扰别人的生活？更何况，即使一起走过的日子，他的记忆和我的记忆又能完全一样吗？
我不知道我应该仅仅留下那些故事，淡然地叙述，筛去彼时心情，还是应该保留既然已经保留下来的一切。我不知道应该将它们留给自己看，让自己记住曾经走过那样一段路，那么温馨那么动感情，还是应该说给别人听，告诉别人现在我早已不疼了，不在乎了。
最后我决定尊重历史，将逝去的那一段复原。所以现在的有关英达的文字大部分仍是出自10年前的我之手。
当然，在我们各自度过了又一个10年后回头看，37岁还是太年轻，那时的心境极端而热烈，红太红，黑太黑。于是只有到了一切都已平静的今天再去回首那段往事，冷静地，客观地，泰然地，看到的才是它本来的面目——没有是非对错，没有其他可能，海可枯石可烂，抑或新人笑旧人哭，其实不过是一个“缘”字。
必须坦白地承认：我每一次爱都是真正的和惊心动魄的。
每一次爱都是惊心动魄的
我和英达的相爱是在1987年，那年1月他母亲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奔丧。正好剧院要排一个新戏《纵火犯》，由林兆华导演，英达任副导演算作实习，也为将来能留在剧院做准备。我在里面演一个戏份很少的黑人小女仆。演出时我给自己梳了一脑袋小辫儿，满脸满手的黑油彩和一个大而厚的嘴唇，用尖而快的怯生生的声音讲话，可笑极了。那出戏演的场次不多，在我的艺术道路上没留下什么痕迹，但它却改变了我的生活。
建组的那天，在会议室讨论剧本，大家围坐在大桌子四周，我和英达挨着。我排戏从来不带水，因为我觉得无论坐下来谈什么都先倒上一杯茶那是老年人的习惯。英达的面前放着一个保温杯，满满的香喷喷的茶水。导演正在谈剧本构想，我渴得要命又不好讲话，就在纸上写了句：“我能喝你的水吗？我没病。”他笑了一下，在下面写：“当然能。但我有，AIDS（爱滋）。”他就是这样一个机敏幽默的人，不认识他的人与他的第一次谈话都会很难忘。他的聪明，他的博学，他的狂放和不可一世，让喜欢他的人一见钟情，让讨厌他的人不能容忍。
“有什么了不起！”常常有人会这么说，“不就是英若诚的儿子嘛，不就是去过美国嘛。”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排戏后大概两星期。有一天早晨他进排练厅直接走近我，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我的手上，松开是一个被他的手捂热了的煮鸡蛋。我笑着把鸡蛋磕开，连蛋清儿都还是水。
“你的手根本没把它焐熟！”我大笑起来。
然后是我请他在一个叫“白桦林”的小西餐厅吃饭。
然后是我接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一定要娶你！我一定会娶你的！”
“咱们得好好谈谈。”我说。因为我发现问题有点儿严重。
“好啊！我有套单元房，在水碓子13号楼，你来吧！”他的表情特别真诚。
约好下午5点见面，差5分钟5点我就到了。刚上楼梯我就听见有人在鼓掌，爬上来看见他换上了干净的白衬衫。
“我妈说女孩子跟人约会应该迟到。可我在大街上耗了半天还是早了5分钟。真够露怯的！”我说。
他笑起来。我说什么他都笑，他好像特别爱听我说话。
我们相爱了，像两个18岁的少年。每天在剧院见面我们都大喘着气。中午休息时我们跑到新侨饭店吃饭，整顿饭他都在教我唱英文歌。我那会儿一句英文都不会，靠死记硬背我的发音居然还特别准。4年后我第一次去美国时给美国人唱过那些歌，有个美国人无论如何不相信我根本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意思，他简直不能想象我那时不会说英文。
我不是那种把爱情一点儿一点儿给出去的人，我不在乎也不考虑是否自己像个傻瓜，我完全缺少女孩子的疑虑和谨慎。一旦爱上了就全心全意。爱会使我的理智消失，智商为“零”。人们常说：“真正的爱只有一次”。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每一次爱都是“真正”的和“惊心动魄”的。
热恋时记得有一次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英达在看报纸。电视里演的是“世界名模大赛”。每一个模特走出来我都惊呼一声，然后我说：“快看呀英达，太漂亮了！这些女人真是‘上帝的宠儿’！”英达漫不经心地抬了一下眼皮，嘟囔了一句：“比你还差得远啦！”能想象我的智商吗？不撒谎，当时体重近130斤的我差一点儿就相信了他的话！
他还告诉我，我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儿。“大学里的那些女孩子可能会读书，但她们绝大多数都没你‘聪明’，‘聪明’不一定会读书，就像有文化不一定灵魂高贵一样，你经常会看到一个文化人有一个小市民的灵魂，而你是既聪明又灵魂高贵。”这些话我听了心里可太舒服了！我深深地把它记了10年。
后来他回美国继续读他的学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他的信。他还给我写了好多特棒的“情诗”。他说他写的诗老在“韵”上，他不会不押韵，而在“韵”上就不能算好诗。我自视为文学青年，同样以诗回赠给他，同样地每一句收尾都在“韵”上，这很糟糕：
刚生下儿子，我是个人见人笑的大胖子。
穿一件雪白的毛线衣，
拿一张正方的小纸躲在角落里，
用诉不尽的思念折一只纸鸟寄给远方的你。
我把纸鸟放在唇边装进无数的吻，
又轻轻搂在怀里装进我心中的秘密，
带着我的嘱托，
带着我潮湿的梦，
带着那一段无声的乐曲
飞吧，飞吧，
但千万不要歌唱，
记住啊，
做我和他的使者，
你要默默地，
默默地。
嫁给英达
英达以最快的速度在美国读满了学分。1989年7月13日，我们终于在东城区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了。
我真正走进了那个家，卷起衣袖开始做“家庭主妇”。我首先打开壁橱，将英达的母亲生前存放多年的“宝贝”都翻了出来：大捆的布匹、大叠的口罩，以及许多永远不会再用的，每一个经历过“困难时期”的母亲都会保留下来的生活用品。我把它们分送给邻居和亲戚。
然后，我作出一个更为惊人的举动：我铺开了那张虽已购买多年却依然如新的仿古地毯。那是一张漂亮的地毯，是英达的父亲托朋友买的。它常年卷在沙发根处。从前只有来了重要客人他母亲才会把它打开，然后命令所有的人光脚。
我打开它的时候，英达的父亲还在看报纸。他吃惊地看着我，愣了半晌才问：“天天都铺着啦？”
“啊！”我坚定地，头都没抬。
“脏了怎么办？”他小声地说。
“洗！”我说。
“坏了怎么办？”他声音渐高。
“再买一个！”我动作麻利地收拾着。
“倒也是！”他嘟囔了一句，再没说话。
我把家里一个最大的黑衣柜里所有的东西清理出来，然后从街上叫来了收购旧家具的小贩。
“能卖多少钱？”我问。
他敲了敲木头，摇了摇头：“不要。”
“5块钱你拿走。”我着急地说。
他还是摇头：“都是三合板，卖不出价。”
“不要钱。”我狠狠心，“送给你了！你拉下去吧。”他还是不要，他走了。这个衣柜根本没有后挡板，多年来它直接靠在墙上，里面的衣服都会蹭上白灰。我把它抬下楼，扔在了垃圾箱旁边。
8月底，我正准备接一部由滕文骥导演的电影《黄河谣》。我演女主角，英达当时还没有工作，就跟我一起去了西安，准备做那部戏的副导演。我们在西安为剧本的丰富出了一些主意。修改剧本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北京，就在那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要这个孩子吗？”我问英达。
“要吧！”英达坚定地说，“反正早晚得要。”
“戏怎么办呢？挺好的机会，我应该再演几年。”
“也是，”英达说，“那就别要了。”
“为什么你不想要我们的孩子？”我盯着他，“为什么你想杀了它？”我开始无理取闹，开始有了做母亲的恐慌，开始撒娇和找理由哭。英达哄了我很久，我们决定生，并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滕文骥。
我非常兴奋地准备做母亲。八九月份北京还很热，我穿上宽松的孕妇服，每天都在毫无顾忌地大吃。终于可以不担心发胖了。我以最快的速度在长肉，并且十分得意地每天下午在楼下晒太阳。
“丹丹怀孕啦？”楼里的邻居见我穿着孕妇服都在问。
“当然！”我自豪地回答。
“多久了？”人家看我挺着肚子。
“1个多月了！”我努力控制着幸福的表情。每一个听见我回答的人都放声大笑，因为此时孩子大约只有一颗黄豆那么大，而我的肚子已经不小了。
就这样，我在家里准备做母亲，英达在陕西拍《黄河谣》继续做他的副导演。戏还没有拍完，英达就回来了，说滕导让他先回来写下一个戏的剧本。英达果真在写了，而且非常认真，然后很快发现人家只是找了个借口把他撤了。从来没人要用他写的东西。我想他第一次进摄制组，一定工作特别“认真”，一定显得特别“聪明”，一定给不少人提了不少意见，一定有滕导老班底的人问：“哪儿来个不知深浅的，跑这儿来指手划脚。他不走，我们走！”一定是滕导没招了，怕戏拍不下去，就想了个不伤英达自尊心的办法，把他先发配回来了。尽管情理上是这样，我还是像一个孩子被人欺负了的母亲一样被激怒了。我对后来到我家来给英达送稿费的制片主任说：“请你转告滕文骥，宋丹丹说他是个虚伪的小人”
1991年，我和英达在《爱你没商量》
我不知道那个制片主任是怎样转告滕导的，没过多久我们收到了一封滕文骥的来信，字迹很工整，两页纸，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君子分手不带脏字儿”。
那时候英达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从中学、大学到出去留学他都没有走出过校门，没有接触过社会。他常常会喋喋不休地显示他的记忆力和他那些“无用的知识”。如果一群人在谈论一个观点，他一定会找出一个人来争论。我永远为他捏把汗，因为最终他的观点常常是正确的，而对方会很下不来台。如果一大桌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我常常会踩他的脚或掐他的腿。
“你为什么不能闭上嘴呢？”回家的路上我总在抱怨，“为什么你就不允许别人‘聪明’一次？”
“我不行！”他说，“我不能眼看着那个人企图踩着梯子和我一边高。”当我深知自己不可能去改变他的时候，我就改变了策略：“英达没有社会经验，他不大会为人处世，但他人特别好。”我常常会告诉第一次见他的人。
不过几年以后，他经历了许多事，自然成熟了许多。他在离婚前还经常对我说：“我成熟了吧？现在你不替我捏把汗了吧？”1990年3月20日上午，我被推进了手术室，剖腹产下7斤1两重的儿子。那时候我以为孩子得有个八九斤重，因为我的体重已经180多斤，我胖得谁见了都哈哈大笑。当医生把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