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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幸福深处-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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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学后,他一坐进车里,我就想揍他。虽然我明知他不是一个喜欢读书喜欢写作业的孩子,天底下也没有这样的孩子,虽然我明知自己小时候也比他强不到哪里去,但我控制不住我的愤怒和我的手!在中国的学校,面对中国的老师,我不得不被中国家长的价值观念牵着鼻子走“巴图,巴图你为什么啊?为什么别的同学都写作业就你坐在那儿?妈妈为你难过死了,和你说过几百遍了你都不听,你是谁派来气我的啊?”巴图的校长非常喜欢他,虽然曾经亲自给他两个处分。校长办公室就是巴图的避难所。她告诉我:“宋丹丹你就偷着乐吧,我们从来没见过像巴图这么孝顺母亲的孩子。他调皮捣蛋的时候谁也管不了,但只要我们一说‘巴图,你再这样老师就要找你妈妈谈话’,他一下子就受不了了。他可以给老师写很长的信承认错误,他可以把老师堵在办公室门口说:”老师你说吧,我有什么缺点?我什么缺点都能改,只要你不告诉我妈妈!我就是一不小心没控制住!‘“校长还偷偷把巴图写给老师的信拿给我看:
  张老师:
  听您说今天下午要请我妈妈来以后,我心里非常着急。我知道要找她来是因为我上美术课的时候影响了别人,可是我实在不想让她来,不是因为我怕她打我或者骂我,而是我真的害怕她的心理会受不了。您一定会说:“你如果真的体谅她,就别干让她伤心的事啊。”我也真的非常后悔,我上美术课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这会使您把她请来啊!
  星期天的下午,我打完了球回到家里,看见她两只眼睛哭红了,躺在床上。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我问她是不是因为我的事,她还是说没事。我就猜到了是因为我的事,就问她到底是为什么。她说,到了英国,那里的中国孩子的父母都很有钱,他们会买车,买房,你可不能跟他们比。原来是因为那天中午我说过我很羡慕林子有好几个手机跟电脑。她怕我到了英国以后不学习,跟别人攀比。
  但她的苦恼不只在经济上,还有父母、姐妹、家庭,还有她的剧院都在不同的方面给她压力,她的精神、身体上都受着各种的折磨。但她最不放心的还是我的前途。我实在不希望今天您再给她一个沉重的打击。当然,这不怪您,是我不好,但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给您找麻烦了!我保证!
  求求您再帮我一次,谢谢!
  赵如镔
  2004。6。14
  听校长一席话,又看到巴图幼稚的笔迹写满了密密麻麻两页纸,我的心是暖的,也是痛的。10年了,我一直相信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女人,离开那个家庭后,又找到真正的归宿,找到一个好男人,疼爱我,并接纳我的儿子。然而一想到巴图,从6岁的孩子长成17岁的少年,我始终不能确定父母离异对他的伤害更多,还是督促他成长更多。
  今天的我,还是想劝做了母亲的女人们,哪怕自己多受些委屈,为孩子维护一个完整的家庭吧。
  给他一个他想要的人生
  巴图上初一,我试过陪读,他自己什么都学不懂。
  代数、几何、物理,已经依稀成浆糊的记忆全部重新清理出来,我陪他背长长短短的数学公式,教他算奇奇怪怪的长度角度,帮他画枝枝杈杈的受力分析图还有英语,我买了一本英文笑话给他,让他背诵然后默写,我戴副老花镜坐在台灯下逐词对照,少写一个s都不行。
  那时孩子们都还小,我们也正年轻
  一陪1年多,我一部戏也没拍,还累得精疲力尽。开始我打算坚持,因为我认为这是我在为自己的错误埋单,人生中没有哪桩错误不需要埋单。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发现再这样下去我既养不活他,也养不活自己。我给他联系了一所英国的中学,送他远走高飞,不爱学习的孩子在国外会愉快一些。那时他刚满14岁。
  他第一天在英国上学,我送他到宿舍就回酒店了。学校到酒店要坐1个多小时的火车。刚到酒店我就接到他的电话,
  “妈妈,我饿,我特别想你。”巴图在电话里哭。
  我不能跟他一起哭,只好很平静地告诉他:“巴图,你去找管生活的老师,问问他有没有面包给你吃,然后给妈妈回个电话,告诉我你吃到东西没有。”一会儿,电话打过来了。“妈妈我吃饱了,老师不光给了我面包,还给了黄油和果酱。”好像后来他就很少给我打电话。他很快适应了在国外的生活,不饿就想不起我。
  可以想象,假如我们身边来了一个外国人,我们可以跟他客套地聊聊天气,聊聊新闻,却很难和他成为知己。巴图对于他的英国同学,就是这样一个外国人,更何况那群小男孩儿连客套也没有,他们很喜欢恶作剧。
  刚开始巴图一进浴室,总有谁在外面“啪”地一下把灯关了,他只好穿上衣服,走出来打开灯,看见外面一个人也没有。然后他再进去,刚准备放水,“啪”一下灯又灭了,他又穿上衣服出来开灯,还是找不到是谁干的。直到那帮孩子看巴图被折腾来折腾去却不急不恼,自己觉得没意思了,他才能踏踏实实洗个澡。
  但他很快和他们打成了一片,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小时候向同学拉选票“行贿”那一套在国外还是否行得通,只觉得他在人际交往方面是个天才,或许和他的快乐开朗有关。
  由于女儿及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美国,巴图在英国的学校呆了不到3个月我就把他转到了纽约。
  巴图的英语口语真是好,刚到美国,老师几乎不相信他是一个外国孩子。但是真正上课的时候他就懵了,尤其是生物课,肝硬变、肺叶、心肌炎——很多词听不懂可以猜,这些词却没法儿无师自通。所以在美国的第一年,巴图有好几门课得了D,用中文讲叫“挂红灯”。但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成绩单上的字母就不再让我担忧了。
  巴图在美国的第一个情人节很特别(在中国,没有哪个成人认为“情人节”和十四五岁的孩子有关)。他告诉我在那一天,老师作为“爱的使者”,可能会敲开305宿舍的房门,带着一束花,告诉他们这是407的Helen送给Johnson的,你愿意今晚与她一起看场电影吗?
  于是我问巴图:“有人送花给你吗?”
  “目前没有,亚洲人都没得到花。”巴图措辞严谨,强调这种状况可能只是暂时的。
  “那你给别的女孩子送花了吗?”我忍住笑问。
  “目前没有,那些女生我都看不上。”这次他的回答理直气壮得多。依我猜,这孩子要是有钱,宁可拿去买“比萨”吃也懒得讨好哪个女孩子。
  随着儿子一天天地长大,我也在学习不再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否则我累,孩子更累。
  那天我闲来无事,打电话给巴图,是录音留言状态。“嘀”一声响后,我欢快地对着电话说:“巴图,妈妈给你打电话,妈妈很想你,你方便的时候来个电话好吗?拜拜!”等了俩小时,没有回应,我又把电话追过去,仍是留言:“巴图,妈妈一直在等你电话,你怎么不回啊?你给我回一个好吗?”我装成很可怜的样子。
  又过两个小时,我有些愠怒,心想这孩子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巴图,你怎么还不来电话?我告诉你,妈妈特别生气?你干吗呢?给我回电话!”打第四个电话时我的情绪已经要失控了。“巴图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妈妈不睡了!看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过来!”全部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的女人就是这样,很容易钻牛角尖。其实孩子能有多大个错呢?可能他听到第一个电话留言时正在和朋友玩儿,没工夫理我。听到第二个留言觉得妈妈又是老一套,没什么意思。然后稀里糊涂就接到第三个、第四个留言,妈妈已经气疯了,叫他还怎么回呢?这时候回电话,就必须瞎编,刚才为什么没有回,在干什么,和谁一起最后就变成了惹不起躲得起,任凭你怎么喊怎么骂,我干脆不回了,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
  1998年8月25日,妈妈、婆婆和巴图一起为我过生日,这也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
  而当他真的打电话给我,通常是遇到了什么麻烦:犯了错误、缺钱花,或是没考好。“妈妈!”电话里他一喊我,我的心“噗通”一下便落了地,“我跟你说件事”一听这开场白,刚刚落地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
  所以现在我再留言给他通常是这样措辞的:“巴图,你要是想跟妈妈说话就打个电话给我,实在懒得打就算了。妈妈很想你。”我无法要求一个16岁的男孩子每天思念我,每周都想听我说话,我必须接受的是他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会经常思念着另外一个女人。我养了两只小狗,照顾它们给我带来乐趣。至于儿子,我一定会让他过自己想过的人生。
  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离婚后的那个夏天,我要回了巴图的“监护权”。我们娘儿俩在亚运村租了一套公寓住下来,一室一厅,月租高得惊人。白天,我以泪洗面,晚上抱着枕头说话,逢人便哭诉自己的悲惨境遇。听的音乐不是充满宗教色彩,就是“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基本上离精神病不远了。
  这时候,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两个特别好的朋友:苏小明和张暴默。她们认为我不能一直以这副祥林嫂的形象示人,发誓要帮我一起开创新的生活。
  每天,苏小明就在我面前“哗哗”地翻她那本通讯录,边翻边发牢骚:“怎么他妈没一个未婚的!”她一心给我找一个可靠的男朋友,哪怕暂且不谈婚论嫁。
  第一个男朋友用现在的话讲是个“海归”,非技术型人才,外形很各色:体重200多斤,头上系小方巾,开大吉普,敞着天窗。
  “这人身体太好了吧”他硕大的体型使我不得不望而却步。
  “我靠,那你说清楚了,你喜欢身体不好的?”苏小明恨铁不成钢,很快给我介绍了第二个男朋友,此君高瘦儒雅,对我非常体贴入微。我与他约会过两次,除了吃饭和聊天,绝无“越轨”之举。
  苏小明知道后急了,一个电话打过去:“我说你怎么回事?有你这样的吗?你得‘扑’啊!(意指主动点儿)” 又回头对我劈头盖脸:“你也得主动点儿知道吗?今儿你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想找什么样儿的呀?”我想了想,条件有三。第一,我是非常注重交流的人,他必须跟我说得上话。第二,我不要他特别有钱,我可以养活他。如果我的条件在某一方面比他好一点儿,他可能就不会丢掉我。第三,他最好是丧偶的,于是他懂得珍惜我,知道有一天爱人会离去“得了得了,你这忒难了!”苏小明不耐烦地打断我,“还得先把人家老婆弄死!”如此这般折腾几回,我已经心灰意冷,决意与儿子相依为命了此余生。很久没有人找我拍戏,为了维持生活质量,我打算“出卖隐私”写书赚钱。于是在我家里是这样一幅情景: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地上,铺天盖地全是稿纸,稿纸中间有一个不洗脸、不梳头、面如菜色的女人正在含着眼泪奋笔疾书,旁边是她幼小的儿子,坐在那里寂寞地玩着玩具。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回顾前半生的血泪史,苏小明打来一个电话:
  “干吗呢?”
  “写东西呢。”
  “得了别写了,你今天晚上得出来跟我们一块儿吃饭。”
  “不行啊姐姐,你是不是又要给我介绍男朋友啊?”
  “你真没劲,我告诉你啊,绝对不会!就我们几个女的。”尽管她一口咬定只是普通的朋友聚会,我还是隐约觉得“有情况”。
  “姐姐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就是一个黄脸婆,还拖着个‘油瓶儿’,人家谁愿意理我呀?”话虽有几分玩笑,内心确是凄凉。
  这时候,正坐在床上玩儿的巴图说话了:“我妈妈不是黄脸婆。”小人儿抬脸望着我,表情颇认真。突然间,我的眼泪奔涌而出。电话里苏小明还在做工作:“哎我说,你在听吗?我跟你说你现在这样儿不行啊,这叫自暴自弃你懂不懂?”
  “行,姐姐,你说几点吧,在哪儿。”
  我们4个孩子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
  “今晚6点,建国饭店。你给我化点妆啊,见我们几个女的也不能拿自己不当人,听见没有!”当晚5点55分,我再次提前到达建国饭店。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我逢约会必提前,永远学不会摆谱儿,特露怯。还好,尽管我再次提前,却是最后一个。
  这伙儿人,果然被我猜中了。在座的除了苏小明、张暴默,还有一位英俊儒雅的男士,一眼望去相当赏心悦目。她们软硬兼施地哄我过来,我本有几分怨气,这会儿全打消了,脚下有些飘飘然,不过又立刻警觉起来——这人肯定是有什么毛病吧?要不能落在我手里?
  席间我与这位姓赵的先生比肩而坐,话语十分投机。我记得他问我老家是哪里,我说山东,苏小明为了活跃气氛赶忙举手说她也是山东人,可是人家根本就像没听见,注意力全在我这里。我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今天居然白拣一个大便宜,忧的是天下真有白拣的便宜吗?
  趁着我去洗手间的工夫,苏小明和张暴默也“噔噔噔”脚底生风跟了过来:“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他还行吧?”
  “这个人,条件忒好点儿了吧?是不是生理上有问题啊?”我其实特别不愿意这么不浪漫,但又确实不敢把现实想象得过于美好。“他要是没问题,怎么可能留给我啊?”
  “没问题,我跟你说,不信咱可以打个赌!”
  “多少钱?”
  “2万!他要是有问题,我给你2万!”
  “成,就这么定了。”三个女人重新入席,各自心怀鬼胎,玩笑间动辄就提到那个2万的赌。赵先生不明就里,还很真诚地问道:“你们打的什么赌啊?我也下个注好不好?”那天晚上我没开车,我的车坏了,于是赵先生送我回家。到了楼下他帮我打开车前盖看了看,弄了黑乎乎的两手机油。我说:“上楼洗洗手吧!”他犹豫着这是否合适。我告诉他没什么不合适的。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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