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深处-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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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哦，刚过一个礼拜啊。”有一年我迷上了炒股。白天在大户室，我一个人守着四台电脑。先生中午来给我送吃的，见此架势一惊：我也管理挺大一个企业，你却比我还像个大领导！回到家里，我的电脑首页永远是股市行情。
那天婆婆走进我们的房间观摩“大领导”炒股。“丹丹，你这个东西它怎么看呢？”我教她看屏幕：“您看这些个红线绿线，它一奔上翘，儿媳妇就赚钱了，它一耷拉下来，儿媳妇就赔钱了。”说完我就出去了，留老太太自己在那儿琢磨。
过会儿我回来，就听房间里传来抑扬顿挫的念经声，进门一看，好嘛——地上摆着一个念佛机，喇叭对着电脑，我婆婆正跪在电脑前面磕头呢！
我和黄宏在走穴途中，牛群为我们拍的照片
“嘿，您这是求啥呢？快起来快起来，您没瞅那些线还都耷拉着呢？”我把婆婆从地上半搀半拽起来。她拍拍手上的灰，一脸神秘的笑：“你瞅着，一会儿就翘起来！”婆婆教我怎么做母亲，跟她在一起太舒服了。对我们的生活她永远缄默不言，没有意见，没有评论，没有任何指导，哪怕我们做错了。
那年我去拉斯维加斯赌钱，我妈快急疯了，不停地给我净化思想：“丹丹你不能赌钱，万一赌输了呢？万一被人录下来呢？”婆婆就在一旁轻轻按一下她的手，使个眼色，“她还玩儿了呢。”我和巴图在家的时候，我一看见他大冬天光着脚在大理石地板上走来走去就起急：“巴图，麻烦您把鞋穿上行不行？”每当我说完这话就会立刻想到我妈对我的点评：“丹丹，把胸挺起来！”
“丹丹，不要穿露脖子的衣服，你会咳嗽。”如果等到我老了，将和孩子们一起生活，我要做一个像婆婆这样的母亲，闭上我的嘴。我一定不以为我有多少人生经验他们应该借鉴或愿意借鉴。
婆婆一生结过3次婚。第一个丈夫20多岁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她带着大儿子嫁给了第二个丈夫，是个总工程师，生了我先生和他的弟弟。第二个丈夫在“文革”中自尽，她独自拉扯大3个孩子，又在60多岁时与她多年的老邻居结了婚，没过几年，老邻居也去世了。
怕婆婆寂寞，这些年我经常给她张罗：“您身边有没有差不离的老头儿啊？”
“丹丹你快别提了。我这人啊，就好跳个舞，这些年学的都是男步，有的是老太太愿意让我带着，我还找个老头儿干吗呀？”看吧，这才是真正的“胸包太虚”呢。
奶奶，一个几十载不忘的梦
小时候，大姐和二姐总在争论一件事：到底是谁梦见奶奶在南河沿骑自行车。二姐说是她梦的，奶奶满头白发，裹着小脚，然后她讲给大姐听，时间长了大姐就以为这是自己的梦。大姐不承认，她说是谁梦的就是谁梦的，怎么可能把别人的梦“以为”成自己的？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最近回想起来，不对，那梦分明是我做的！我还能记起梦中的场景：在南河沿那条街上，奶奶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女车，颤颤巍巍，晃晃悠悠，由远及近我坚信没人给我讲过这些细节。
于是我感慨时间的残酷和记忆的不牢靠。时间使你记得一部电影的情节却不记得是看过电影还是仅仅看了影片简介，时间使你记得一句箴言却不记得它是一本书里写的还是一首歌里唱的，时间使你记得一个场景却不记得它是真的还是一场梦。时间使一切过去了的都不再真实。
但是又很奇怪，一个时期的经历，无论在岁月涤荡中如何斑驳，总会在另一个特定的时期被清晰地回想起来，譬如当我记起那梦其实是我做的，我的两个姐姐或许也发觉她们当年的确是弄错了。
所以，趁往事苏醒、正无比鲜活时，我必须用文字记录下那些尚未被时间混淆的记忆。既说起那个梦，就写写奶奶吧，她为我们这个家承担了太多，付出了太多。
我们4个孩子都是奶奶带大的。自从妈妈怀上大哥，奶奶就到了我们家，4年间接连添了仨孩子，再过6年又生了我，可想而知奶奶的工作量有多大。白天，爸爸妈妈上班去了，她除了拉扯几个孩子，还要做饭、洗衣服、拾掇屋子。晚上我们缩在她怀里睡觉，她背上长着一个“肉鬏儿”，成天被我们揪来拽去。
小时候家里的笑话全是关于奶奶的。奶奶是山东蓬莱人，普通话她听不太懂。她经常问我妈：“今天星期几？”
“星期日。”我妈说。
“哦，星期一。”山东话把“日”说成“一”，“那明天呢？”
“星期一。”
“哦，星期一。”然后想想不对，“那今天呢？”
“星期日。”
“也是星期一，那明天呢？”
“星期一。”
“还是星期一，怎么都是星期一啊？”
“文革”期间，街上遍是花花绿绿的传单。有一天我兴奋地跑回家，顶着一脑门子汗大喊大叫：“奶奶——奶奶——外面撒传单！那么多传单！”
黄宏说，我没上春晚那4年，他就像个离了婚的单身汉一样飘零
“你怎么不抢一个啊？”奶奶急切地问。
“我没抢，特别多，满地都是！”
“哎呀，你快去抢啊！”我就又转身朝门外跑，奶奶也急匆匆挪着小脚跟在我后头。我冲到大街上正准备捡呢，只听奶奶在身后叹了口气，“哎呀，俺以为是床单呢。”大概在我10岁那年，哥哥姐姐们有的上山下乡，有的进了工厂。中午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我自己在王府井附近一家红卫食堂“包伙”，吃完带一份回来，爬到奶奶床头把饭放在她床边上，她睡醒了自己吃。
有一天她病了，忽然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便把我叫到床前。她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只对我指了指枕头底下。我伸手一摸，摸出一个纸叠的钱包，里面有5块钱。她的意思是这钱全都留给我了。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哭完我赶紧去找爸爸妈妈，他们把奶奶送进了医院。
过了几天，奶奶病好了。她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向我把钱要回去。我已经花了3块多了。
我妈3岁上就没了母亲，总把奶奶当亲妈来孝顺，也希望奶奶能像疼闺女一样疼她。她在我爸面前受了委屈，或者对我爸有什么意见，就跟奶奶说，巴望着奶奶给她主持公道。哪知在奶奶心里妇女的“三从四德”根深蒂固，每当我妈向她抱怨我爸的“缺点”，她就幽幽地叹上一声“哎呀”，然后绕着弯子暗示她男人永远无错，有错全在女人，令我妈一度非常失落。
每天放学回家，我准能看见桌上摆着一个大碗，上面扣着一个盘子，用手摸摸，热乎乎的。那就是奶奶给我爸做的油茶面，等他下班回来吃。我经常偷偷掀开盘子，把脸埋进碗里迅速“吸溜”一口，再飞快地把盘子盖上。
因为我偷吃，家里有几样东西奶奶不大让我去买。一个是芝麻酱，我拿碗去打，回来的路上边走边舔，舔得碗边上全是。一个是醋，我一路走一路小口小口地喝，全然不计后果，到家以后胃里火烧火燎的。
据说几个孩子里面，奶奶最宠我大哥，但大哥和我年龄相差太远，所以我对他得宠这件事没有太多感觉。我只记得大哥对奶奶非常孝顺。奶奶70岁那年突然因中风而半身不遂，大哥每天中午背着奶奶去医院扎针灸，身后跟着一大串胡同里的小孩儿起哄，编着歌儿嘲笑他。大哥怕奶奶为此伤心，干脆自学针灸，在家给奶奶扎。我看见过他那个方方正正的包，一打开，全是长长短短的银针，给奶奶扎之前，他就对照着书本，在自己身上做试验。
奶奶1973年去世，我13岁。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她没能享上我的福。
梦见奶奶在南河沿骑车的时候她还活着。我在梦里惊愕无比，拼命向她摆手，叫她赶快下来，危险，但我喊不出声音来。没想到这番梦境我竟然记了几十年，并且成为了今天我为奶奶写下这些文字的线索。
我自己的“奥斯卡”
2005年8月25日是我和先生结婚8周年纪念日。我们请来了近100位朋友，在屋后的草坪上“派对”狂欢。烤肉飘香，我们搭起一个舞台，支起10顶大篷，请来了歌手和乐队捧场。我亲自担当主持人，因为我需要圆一个梦。
“各位好朋友，从我做演员那一天起，我就梦想得到奥斯卡奖，25年来我这脑子里一直在组织那两三分钟的获奖感言。眼瞅着年纪大了，这奥斯卡得不上了，我这感言憋得挺难受。今天我就自个儿弄一个典礼，站在这儿跟大家说说。”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一个儿时伙伴，她叫张旗。”
说感谢谁谁谁是标准的奥斯卡“范儿”。那天我请来很多童年时的朋友，我向张旗伸出了右手。她站起来，大家为她鼓掌，然后听我继续说。
“25年前的一个下午，张旗拿着一份《北京日报》来找我，她说丹丹，北京人艺在招生呢，我觉得你应该当演员。我问她，北京人艺是干吗的？她告诉我是演话剧的。我又问她，演话剧用唱吗？她说不用唱，你去报名吧，你学老师、学同学学得太像了如果她不来，就没有今天的我，那么此刻到场的大多数朋友我都没有机会认识。”
本山多才多艺，常常无师自通在那个下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演员，因为我长得不好看。但我还是跟着张旗一起去了首都剧场。招生通知上说招20个学员，我心里想象，应该是20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到了那儿才知道，男女比例为3：1，也就是20个人中，只招5个女孩子。报名费两块五，我只有5毛，另外两块钱是张旗帮我垫上的。
其实我认为自己一点儿戏也没有。剧场外的年轻人乌央乌央占据了整条街，个个青春逼人，闪亮夺目，还有个刚刚上映过的电影里的女主角。我相比她们什么也不是。但钱已经交了，不考也不能退。
初试那天，我拿出家里的火筷子在灶膛里烤烤热，卷了卷娃娃头前面的刘海儿，又从床底下掏出我二姐的一双半高跟皮鞋，鞋跟儿已经磨“坡”了的，穿上，在镜子前转着照照，就出了门。
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初试考场，走廊里挤满了心里没谱儿的考生。叫到我的名字时，我走进其中一间，包括田冲老师在内的三四个男老师都在等我。“怎么全是老头儿？”当时我心里想。其实他们不过是和现在的我年龄相仿。
刚到门口，田冲老师说：“这位同学，请把鞋脱了，我要看看你有多高。”所以我的高跟鞋白穿了，初试是光着脚考的。我不会跳舞，就做了一节广播体操，上肢运动，证明身体协调性良好，然后大声念了一段报纸。考完我穿上鞋，撒丫子往家跑，叫我二姐发现我偷穿了她的皮鞋就瞎了。
没想到，初试这一关难倒了前去报名的90％，而我是其余那10％中的一个。很快，我收到参加复试的通知，竞争对手只剩下100多人。
这一次的主考老师多为女性。狄辛老师站到我身边，跟我比了比个头。我朗诵了一首诗，李婉芬老师的评价却与诗无关：“这孩子——将来准是个大胖子，得比我还胖。”她边说边打量我，上上下下，前前后后。
我急了，连忙恳求道：“老师您收下我吧，不是能试读半年吗？我半年肯定瘦下来，我要是瘦不下来您再不要我！”性格决定命运，此言极是。换了其他女孩子可能一听说自己胖，早灰溜溜地回家哭去了。我却不肯，因为我在孤注一掷，考不上北京人艺，我当时的处境用走投无路形容也并不过分。
那是1981年初，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很多知青、社会青年回到学校，和应届生一起挤独木桥。我也不是应届生。我1979年考过一次大学，因为被初恋搞得五迷三道，差20多分没考上。第二年再考，我爸每天中午都从单位往家跑，给我冰上一瓶北冰洋汽水，做一顿饭。后来我受不了，临阵脱逃，跑到青岛姑姑家去了，没几天又被我爸接回来。我连大街上给人看车的老头老太太都羡慕，起码他们有个职业，干活儿干得理所当然，也没人嘲笑他们。每一个孩子，在这种生命的转折期都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只是成年人不知道罢了。父母总叫孩子再努力一点，再用功一点，哪管孩子已经够茫然和无助了，哪知孩子的心早就飞到男朋友那儿去了。
我还并不知道人艺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只是第一次看到首都剧场那气派就暗自惊叹：“这个单位不得了！”于是考上北京人艺是我惟一的出路，如果我还不打算真去卖酱油的话。
“老师，我还有好多本事呢，我会学老太太！我就是从来没减过肥，您让我试试吧！”我一再地恳求着，根本不考虑面子不面子。
就这样，我也通过了复试，并在三试之前把报考人艺的事告诉了父母。
我爸听说我考演员过了前两关，完全不责备我三心二意，领我去见一位名叫周稷的阿姨。周稷阿姨是“文革”前的中戏表演系学生，我爸请她辅导我怎么做小品。她教我朗诵，给我辅导小品。临考的前一天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丹丹你记住，你走进考场的时候，自自然然的，朴朴实实的，大大方方的就行。”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一直将它深深埋在心里。它不仅指导着我如何演戏，也指导着我如何做人。
会哭就没问题！
人艺三试是在一个大的排练厅里，全体老师一同出席，考生则参加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考试。专业课考试时我先朗诵了一首泰戈尔的散文诗，他的诗充满幻想。然后我接到了我的小品题目：妈妈病危，给爸爸打电话。
我的右手食指在空中急急划圈儿，作拨电话状。写到这儿，我不得不向大家说说我爸的名字。
我爸小时候在老家叫宋明东，十几岁时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就给自己起了个革命的名字。这名字学问太深了，“汎”，字典里没有，一般的汉字输入系统里也没有。念起来要多气人有多气人，叫“送饭”。光是“送饭”也还好了。小时候，和同学一起参加公审大会，身负各种罪名的犯人一一拉出来示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