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撤退逃难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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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给发走了，这才得知过中底细。原来是我们工厂这八节车皮，没有用钱去“孝敬”车站上那些老爷们。简言之，就是没有去养肥那些肥猪，这些肥猪老爷们，趁国家有难之际，大发国难财，他们根据你给钱的多少，来安排你发车的顺序。你这个车三、四十万，他那个车四、五十万，揣满了他们的荷包，你不给钱，就休想车行。
　　我们这八节车皮，是工厂机关的坐车，都是拿薪水过日子的穷员工，薪水刚够糊口，那里有余钱养肥他们。后来工厂派了几名代表去交涉，仍然无济于事。第二次，代表们带上八节车皮的守护卫兵，荷枪实弹，而且声明车上装的是军用物资，给了他们一点厉害看看，这才答应一星期后给我们挂车，最后算是我们得到了胜利。
　　通过这件事情，可见当时政府是多么腐败，官员们在自己的同胞有难之际不是帮助他们迅速逃离火海，而一心想的是如何中饱私囊，养肥自己。
　　第四章　父子俩平生第一次做买卖
　　在死亡笼罩的柳州车站，苦苦挣扎了一个多月，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火车才离开了那又脏、又臭、又乱，并充满恐怖和死亡危险的魔窟，驶向了田野，使我们重又呼吸到新鲜空气，享受那大自然的美景。列车又一次次的跨过铁桥；穿过山洞；驶过峡谷，向着我们的终点站——金城江，奔驰前进。
　　这一段，相对桂林到柳州段，则少了那么一些危险、悲惨和事故，但火车缺煤少水的事，仍时有发生。有一次，火车肚子又闹饥荒，停在了一片荒野之上，附近又无小溪与河塘，只好派人到最近一个车站，挂电话请求再派车头来，这就不是一个小时能解决的问题。于是有一位同车的同事，向父亲建议，要父亲同他一起，到附近一小镇去贩肉来卖。他告诉父亲，战前他去过那里，肉很便宜，买上二、三十斤，不愁卖不出去，因为逃难的人，已好长日子没尝过肉味了，只要有肉卖，肯定都抢着买一点。可父亲就是担心卖不出去，若卖不了，这么大热天，自己也不可能都留着吃，再说也舍不得那么大吃，但心里又还是很想做这笔生意，能有机会赚几个钱，贴补一下生活，也是一件好事。就是这种矛盾心理，使父亲犹豫不定。最后还是在那位同事的再三鼓动下，才下定决心，试他一笔。父亲从母亲那里要了几千元钱，就与那位同事上路了。两个小时过后，只见远处的山路上，出现两个人影渐渐走近，可以看清，两个人手中都提着沉甸甸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父亲买肉回来了，我立刻下车去迎他们，并接过父亲手中的肉，大概有十好几斤，都是一串一串分开称好的。
　　肉买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谁去卖。父亲是一名职员，用现时的眼光来看，属知识分子范畴，对于做小生意的叫卖，确实难以启齿。这叫卖的差事，自然而然就落到了我头上。然而我也是个读书人，对于做小生意叫卖这档子事，认为是低等的，至少是穷人家干的，而我现在是名技术员的儿子，干这挡子事情，似乎是件丢面子的事。所以当父亲把我叫过去，要我去叫卖时，好像打翻了五味瓶，心里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父亲把肉分两半，把一半装在脸盆里，交给了我，并向我交待：
　　每串肉要卖多少钱；怎样与人家讲价钱；至少要卖多少钱，如此等等。
　　正当我心情紧张，转头准备去叫卖时，忽听汽笛响了，知道要开车了，顿时，我像得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松了一口气，于是我和父亲上得车来。虽然这时我的心情暂时缓解了一下，但我却没心思欣赏那美丽的田园风景，却是一门心思的想，想我马上就要开始做小生意了，一个学生家去做小买卖，那多不好意思呀！但转念一想，逃难的日子才开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不设法赚点钱，往后的日子又怎么过？我做小生意，不偷不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但不管怎么想，怎么安慰自己，总还是很紧张，很害怕，离下一站越近，就越发心慌。汽笛长鸣了，到站了，这做小生意的第一步，终究是要迈出去的。
　　临下车叫卖前，父亲又叮咛了一遍，我端着盛肉的脸盆，抱着一种喘喘不安的心情，走得离我们工厂八节车皮远远的，因为这附近认识我的人太多了，而且还有我的同学，我怕他们看见，我怕他们说：
　　“一个技术员的儿子，还出来卖东西。”
　　最后，我还是壮着胆子，扯着嗓子，终于喊出了这艰难的第一声，
　　“卖肉啦！”
　　“好新鲜的肉啦！”
　　这一声音发出去，立刻招来四、五个人围了上来，价也不还，提了肉就走。还没走三、四节车厢，肉就卖完了。因为车站上就我一个卖肉的，列车上那么多的难民，多少日子没吃肉了，都蛮想买一点。再说我卖的肉，价钱也算公道。第一次做买卖，就胜利而归，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一路小跑步的回到车上，父亲一看就知道肉全卖出去了。他一手接过钱，一手抚摸我的头夸奖道：
　　“伢子真不简单，才十一岁的人，就会赚钱了。”
　　接着父亲将剩下的一半肉拿出来，并从中取出一块后说：
　　“这一块留着自己吃，其余的都拿去卖。”
　　这时我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已经完全没有紧张感、自卑感和怕人笑话等，有的倒是赚钱的喜悦，我迅速接过脸盆，就下车去了。每当一个人喊我，
　　“卖肉的小孩过来。”
　　我的心就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很有把握的会将我的货销出去一部分，我就可以从中赚一点，享受着那赚钱的喜悦。不多时，我脸盆里的肉又全部卖完了。我蹦着，跳着回到了车上，把钱交给了父亲，父亲将前后的钱一清点，共八千元，除去六千元本钱，净赚了两千元，也就是有33％的利润。此时，父亲不是愁肉卖不出去了，而是闲肉贩少了，父亲后悔的说，
　　“早知如此，多买五斤、十斤的，还能多赚点钱。”
　　火车在这个站停了大约一个小时，不仅把肉全卖了，母亲也将饭弄好了。
　　车开了，我们就一起围坐着，品尝着母亲用刚才留下来的那块猪肉，做的美味菜肴，边吃边说笑，不仅净赚了两千元，还赚了一顿吃的。这顿饭，也就算是庆祝我们第一次生意的成功。饭后趁余兴，开了一个小型家庭联欢会，几个妹妹跳一个舞，我唱了一支歌，是我小时候常唱的“小夜曲”
　　“铃儿响叮当”一支小提琴曲。式这是我们逃难以来，最快活的一天。
　　第五章　一片火海后的金城江
　　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到达金城江＇现为广西河池市＇，这是火车的终点站。尽管那时湘桂黔铁路已铺轨到贵州都匀，但那一段并未通过车，火车到金城江以后，就不再走了，然而到达我们工厂的转厂新厂址——贵州独山，还要在此换乘汽车。金城江火车站相当的大，有十好几股道叉。但使我们很奇怪，既然是火车终点站，但停驶的大多数火车上的人并未下车，因而车站上做小生意的人非常之多，每到一趟车，他们就涌上来，问你要不要这，要不要那，用期盼的眼光，希望你能买他一两样东西，他们那种近乎乞怜的样子，也是由于生活所逼。
　　待车停稳以后，又一件奇怪的事使我们产生疑团，车站没有正规的砖瓦结构的站房，只有几间芦席搭盖的草棚，这是我们途经几十个大小车站，从未见过的现象，究竟是何缘因，暂且不去管它，我们不慌不忙的清理好东西，把所有的杂物装在一个网篮里，连同一口箱子，一个背包搬下了车，立刻就有许多挑夫跑上来与我们讲生意，我们雇了一个年青的，帮助我们把东西挑到工厂驻金城江办事处。大约步行半个时辰，我们来到了一个似小工厂模样的地方，所谓似小工厂模样的地方，无非是用竹篱笆围了一个小院子，院子内有那么几间芦席棚房，这就是工厂办事处的所在地，守门卫兵检查了父亲的证件，就让我们进去。父亲找到一个同事家，把东西暂时放下。给了那挑夫一百元力钱，打发他走了。我和父亲、母亲在同事家稍事休息，一边喝水，一边向父亲同事提出我们刚才产生的疑团，就是金城江一场大火，全城一片火海，就成了今天这幅模样，然后，我们就听他细细介绍金城江那场大火的情形。“一个月以前的一天下午，先是车站失火，后来又将我们工厂的弹药库引爆了，弹药的爆炸又使得整个金城江陷入一片火海，火烧了整整一天，损失惨重，也死了不少人。”稍事停顿，那位同事接着又说：“起火的原因，是那天下午四点钟，有一个汽车厂的车皮进了站，车上满载着汽油，上面也坐了人，车到以后，车上的人做饭后，将剩下的柴火又带上了车，这年景，柴火又贵，逃难的人处处节俭，一点剩柴也舍不得丢弃以便留着下次再用。可谁知，他们不小心，没有将火星熄灭，又渐渐燃烧起来，引燃了汽油，油温升高，又引起其它油桶爆炸，而且那日事也凑巧，大风狂起，火趁风势，越烧越大，加之这里又没有好的消防设备，临时慌了手脚，人们虽然尽力抢救，也无济于事，后来烧到了我们的弹药库，这下可更遭了，各种炮弹、子弹、手榴弹的爆炸声，比过年放鞭炮还要热闹，震动了整个金城江。这又烧又炸，人们简直没有了一点主意，都只顾逃命，那里还敢去救，就一天功夫，整个金城江就变成了如今这种情形。”父亲同事一口气介绍完了这么一大堆情况，喝了一口水，接着他又说。“如今是街上找不着房子住，人们都自己搭草棚子解决问题，工厂办事处也塞满了人，想走吧！也走不成，因为运输的车太少，得轮着来，这就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看来你们还得在这里呆些时，也就只好你们自己去搭棚解决住的问题。”怪不得火车上还有那么多人没有下车，火车站没有象样的站房。
　　休息片刻，我和父亲到办事处环视了一周，确实是针都插不进了，于是我和父亲便上街去，想碰碰运气。街上到处是一片废墟与瓦砾，几乎看不到一栋用砖瓦砌的房子，高楼大厦则更不用提，店铺也都是临时搭盖的草棚，简单至极。虽然大火已过了一个多月，但还是没有一栋用砖瓦砌成的新房子，也许是人们认为：“反正日本鬼子不久就要打来，盖好了也是要被他们烧掉，所以干脆不盖。”后来，我们在街的边沿找到了一家旅社，这恐怕是全城唯一保留下来的一栋用青石砌成的房子，可是里面住得满满的，连过道也睡满了人。
　　失望的我们就只好自己动手了。我们在街上买了一些竹帘子、竹篙子、木柱子、麻绳等搭盖茅棚的材料，并雇人搬到了办事处，然后又同父亲去寻合适的地方。在离办事处不远的一条马路边，选择了一块两平方丈的地皮，栽上一块木牌，就算是我们占用。
　　父亲又回到办事处，并请了两个工友，帮助扛来了材料。父亲是个读书人，一辈子也没干过这种重活，可现在也不得不自己动手，可扛着四根小柱子就踉踉跄跄，好像压得喘不过气，我赶紧上去帮了一把。材料搬来了，又借来了锯子、刨子、钳子、锄头、铲子等。我们四人用了约半个小时，简单地平整了一下，然后父亲就绘制了一张草图，边指挥边自己动手，先将四根一人高的柱子，打进地里，作为四个墙角，中间再埋上两根两人高的柱子，绑上房梁，再架上几根中粗的竹篙子，上面盖上一层芦席，铺上稻草，就算是房顶，四周围上席，就算是墙壁，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努力，一间简易的茅草屋盖起来了。不过盖得实在有点蹩脚，门窗不是正正的长方形，而且整个房子还有点歪，但总算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父亲又同两位工友回到了办事处，帮助母亲把弟妹和行李搬到这刚刚造起的“新居”。两位工友临走前，父亲掏出两千元，分别给了他们。后来父亲又到办事处借来了四条板凳，两块铺板，架起了床。也就大半天时间，一个临时的家就全部安顿完毕。此时，天已擦黑，而且是一陌生位置，做饭也来不及，就到街上买了些烧饼，一人两个，算是临时应急。饭后，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我们点燃了一盏煤油灯，那暗淡的灯光，照着这一群疲惫不堪的身影，使小屋显得格外凄凉而毫无一点生气。也没有热水来洗一洗，这一身的疲劳，就都去睡了。我和两个大妹妹挤在一张三尺宽的铺板上，又硬又挤，而且是个陌生之地，但我仍然不大功夫就进入了梦境，因为这一天实在是太累太累。
　　到金城江的第二天早晨，父亲只吃了一个冷烧饼，就算用了早餐即到办事处去了，母亲脸上露出老大不高兴的样子，也不言语，也没吩咐我去做饭，大家也就没去想吃饭这档子事情，这种不快，似乎显示着某种不祥的事情将要降临。大约十点多钟，父亲从办事处回来，带着一脸的愁容，跨进门坎，就一屁股坐到了床沿，大叹一口气的说道：“唉！我们提前运来的行李，全都烧光了，一件也没抢出来。”母亲听了，立刻瞪大眼睛，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她缓过气来，则是嚎哭似的诉说：“这是我们十几年的积蓄，现在全烧光了，叫我们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拿什么穿呀！”“这么一大家子，哪来那么多钱制呀？”的确太使人痛心了，全家八口人，十好几件包裹行李，就这么付之一炬，但父亲怕母亲哭坏了身体，强忍着自己的悲伤，劝慰着母亲，“算了，东西已经烧光了，哭也没有用，只要人还在，东西将来还是可以制的嘛！”“制个屁！拿什么制？”这是母亲的气话，也得让她老人家吐吐这口伤心的怨气。于是我和妹妹一声不响的到屋后烧火做饭去了。
　　因为柴火太湿，不好烧，对于我们小孩子，则更是难题，所以烧起好大一股烟子，这时母亲强忍着内心痛苦前来顶替，并打发我去买菜。我提了个篮子，母亲给了我三百块线，出了家门，东问西问，跑了许多冤枉路才找到菜场，我买了几块豆腐，二斤白菜，一斤豆芽菜，半斤猪肉，钱就很快用完了。回到家母亲的饭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