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战争通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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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叛将候景降梁，次年反，激战4年方平（参见侯景之乱）。在此期间，控制东魏的齐王高洋于武定八年（550年）废帝自立，改国号齐，史称北齐。同年，西魏宇文护亦废帝拥宇文觉立，改国号周，吏称北周。侯景乱后，梁国内讧：先有梁湘东王萧绎与宗室萧纪夺位之战，继有梁将陈霸先击王僧辩建康之战。陈霸先在肃清王僧辩残余势力及在建康大败北齐军后，于梁太平二年（557年）废帝自立，改国号陈。经短期恢复，联周攻齐，派部将吴明彻攻北齐，夺占了淮南。北周建国后，三次攻北齐均告失利，后乘北齐军淮南新败之机，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进攻，终于在建德六年（577年）击灭北齐，统一了北方。陈在齐亡后，继续北进，在彭城之战中败于北周军。北周军乘胜反攻，夺占了整个江淮地区，形成周、陈隔江相对局面。北周左大丞相杨坚专政，在武涉之战及成都之战消灭敌对势力后，大定元年（581年）废帝自立，改国号为隋。又经数年准备，北破突厥，继于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东晋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军阀混战开始，至隋统一中国的400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630余次。三国时期的军事统帅、将领及参谋人员，多为知识分子出身，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既精于治军用兵，又善于组织战役，兼备指挥、谋略才能，曹操、诸葛亮等军事家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所以三国战争呈现出斗智与斗力结合、政治与军事并重，以谋略制胜的突出特点。在“国家战略”上，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战略思想：重视建立稳固的战略基地，强调以政治、外交手段谋取有利的战略地位和力避两面作战。为扩大兵源，充实军粮，大量收编少数民族。如曹魏用乌桓，孙吴用山越，蜀汉用青羌等；实行世兵制、屯田制；注意修河渠，通粮道。因地理条件不同，曹魏以骑兵为主兵，孙吴以水军为主兵，蜀汉以步兵为主兵。在策略和战术运用上，已达于相当完善阶段：攻心、用间、伐交、示形，以及突袭、伏击、火攻、水攻等已普遍使用；地道战、攻坚战、山地战、江河作战，亦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火攻，三次战略性战役均为火攻制胜：官渡之战焚敌军粮，赤壁之战焚敌战船，夷陵之战焚敌营寨。又如水上作战，吴舰队不仅可进攻辽东实行近海作战，而且还远征夷州（今台湾）可进行外海作战。在军事科技方面也有所发展，出现了木牛流马、记里鼓车、指南车和快速连弩等。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政权，时兴时灭，虽称十六国，实际上还未计及冉魏、西燕、代、北魏，吐谷浑、柔然等政权。各政权统治者素质多与三国时不同，故在谋略运用方面不及三国。少数民族多为全民皆兵、骑兵为主，所建政权，为保持民族特点，多实行两种军事组织体系。随着战争发展，中原地区到处建起坞壁城堡，使骑兵难以攻坚，加之需扩充兵力，步兵渐多，但骑兵仍是主兵。少数民族本为轻装骑兵，采用机动战术。但在坞堡林立的中原，与用传统方阵战术的汉族军队作战，加之此时已有了马蹬，所以两种战法开始结合，出现了以密集方阵作战为主的重装骑兵，并出现了以掠夺人口、物资、摧毁敌方战争潜力的破坏战略。东晋仍沿袭魏晋兵制，部曲私兵更为发展。因位于江南，水军发达，不仅有了载乘2000人的连舫，并开始用指南针导航，还发明了接舷战时重型兵器拍竿。
南北朝时期的谋略及战术运用，较十六国时期为多。如刘宋部将萧承之守济南，西魏将领王思政在弘农，均用“空城计”退敌；刘宋征南大将军檀道济以“唱筹量沙”摆脱北魏追军（参见宋攻魏河南之战）；北魏在统万之战中，以示弱诱敌，使夏军脱离坚固城防工事，在野战中伏击歼敌；在攻柔然之战中，针对其“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的特点，于夏季以轻骑兼程、突然袭击大败敌军等。北朝仍以重骑兵为主兵，但渐向轻骑兵方向发展，且步兵数量大增，并出现府兵制。由于争城略地成为战争主要目的，所以攻守城战术、技术得到长足发展。尖头木驴、飞梯、火车、孢车、撞车、蛤蟆车、登城车、勾堞车、行炉、布幔等成为常用战具。如玉壁之战，西魏大将军韦孝宽守玉壁，东魏军使用各种攻城战具及地道战，强攻50日，仍不能破。南朝仍以水军为主，战争多在江河上进行，故水军亦有所发展。舰队构成，有载重万斛（约500吨）的主力楼船，有装80桨的快速战船，有被复牛皮防卫的装甲战舰，有用以远战、装有孢车的舶舰和用以火攻的火船等。
战争通史 ＇中国＇隋唐五代时期战争综述
隋（581—618年）、唐（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继续发展和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五代（907—960年）复又分裂。这时期的战争主要是：隋、唐、后周王朝的统一战争，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战争，平叛和削藩战争以及隋、唐末的农民起义战争。轻骑兵取代重甲骑兵。战略战术的运用更为成熟。少数民族优良战法与汉族传统战法相融合，使快速、突袭等机动战术有了明显发展。城池工程构筑和守城技术、战术均有提高和发展。府兵制的军事制度达于鼎盛。据史籍记载，这时期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文帝杨坚代周建隋之初，南有陈朝，北有突厥，东北有高丽，西北有吐谷浑，在战略上处于被包围态势。他们不时攻掠隋边，有的还与隋内部反对势力结合，形势较为严峻。文帝为巩固政权，打破包围，并进而统一全国，采取“内绥外御”的战略总方针，企图先灭陈朝，再攻突厥。但因突厥实力强大，又有奚、契丹等族相助，不仅联合原北齐营州剌史高宝宁攻占临渝镇（今山海关），而且出军40万大举攻隋，严重威胁北方，文帝被迫改取南和北战、先北后南的战略，并采纳奉车都尉长孙晟的建议，“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隋书》卷5“长孙览传附长孙晟传》），首先对付突厥（参见隋统一战争）。开皇三年（583年），派出重兵，分路反击，大败突厥军（参见隋反击突厥之战），促其内部矛盾激化，分裂为东西两部，使其各可汗间相互攻战不已。随后用兵江南，采纳尚书左仆射高颎等人建策，积极进行灭陈准备。八年十二月，集中水陆军50余万，以陈都建康（今南京）为中心，长江下游为重点，分兵8路进攻，次年正月灭陈（参见隋灭陈之战），取得了中国战争吏上第二次大规模渡江作战的胜利，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余年南北对峙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尔后，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实行征抚兼用之策，以维护统一，安定边疆。十九、二十年和仁寿元年（601年），隋几次出兵击败犯边的突厥军，突厥各部先后归服于隋。高丽入据辽东后，一直与南朝保持联系。陈朝曾任高丽王为宁东将军。高丽这种“越境外交”，对隋构成潜在威胁，而陈的灭亡，又使高丽增强对隋的敌意和戒备，双方矛盾渐趋对抗（参见隋与高丽的战争）。十八年，高丽进攻辽西，文帝遂发水陆军30万分路反攻。但因“馈运不继，六军乏食”（《隋书》卷81《高丽传》）及舰队遭遇大风，无功而还。炀帝杨广继位后，先遣左仆射杨素平定汉王杨谅的反叛（参见隋平杨谅之战），继于大业五年（609年）始，又出兵击败攻掠隋边的吐谷浑（参见隋击吐谷浑之战），并在其故地置郡屯田，以经略西域。为打击高丽，收复辽东旧地，炀帝营建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和开凿南北大运河，以便于控制江南和进行军运。八年至十年（612—614年），征发数百万人，三次大规模东征高丽，均未获胜（参见隋炀帝第一次攻高丽之战、隋炀帝第二次攻高丽之战、隋炀帝第三次攻高丽之战）。难以承受的徭役兵役，终于导致自山东、河北地区爆发而扩展至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参见隋末农民起义）。起义军在斗争中由分散走向集中，不断发展壮大。至十二年后，已形成河南李密的瓦岗军（参见瓦岗农民起义）、河北的窦建德军（参见窦建德起义）、江淮地区的杜伏威军等三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隋王朝终被推翻。当隋朝即将覆灭之际，太原留守李渊乘群雄竟起、关中空虚之机，于十三年五月在晋阳（今太原西南）起兵，北和突厥，南结李密，打着尊隋旗号，进军关中，十一月攻占长安（今西安）。次年五月称帝建唐，是为高祖。他采取巩固关中，“据险养威”，然后东出决战中原、南下平定江南的战略，展开长达7年的统一战争（参见唐统一战争）。在李世民、李靖等将帅的卓越领导下，历经浅水原之战、柏壁之战、洛阳、虎牢之战、唐平萧铣之战、洺水之战、唐灭辅公祏之战等一系列重大作战，先后击灭薛仁杲、李轨、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肖铣、刘黑闼、辅公祏等各种反唐势力。至武德七年（624年），除割据朔方（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的梁师都外，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九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帝位，是为太宗（参见玄武门事变）。由于东突厥屡犯唐境，一度深入至渭水之北，直接威胁长安，太宗遂积极进行北灭突厥的准备（参见唐与突厥的战争）。贞观三年（629年）遣兵部尚书李靖等率军反击，至四年二月，大破突厥军。北方各族纷纷归附，尊李世民为“天可汗”（参见唐灭东突厥之战）。随后，为恢复对西域的统治，于九年派特进李靖率军以远程奔袭击降吐谷浑，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参见唐击吐谷浑之战）。十四年灭高昌，置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庭州（治今吉木萨尔北），并于交河城（今吐鲁番西北）设安西都护府。十八年平定焉耆（今焉耆西南），二十二年平定龟兹（今库车），西域各族纷纷归唐。遂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并置龟兹、于阗（今和田县境）、碎叶（今吉尔吉斯伏龙芝北）、疏勒（今喀什）四镇，辖于都护府，称安西四镇，用以控制西境，保护商路。在此期间，高丽与百济连兵进攻新罗（参见唐与高丽、百济的战争）。太宗应新罗之请，于十八、十九年间率水陆大军，亲征高丽，攻占辽东大部州县。后久攻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不下而退兵。时北方薛延陀渐强，屡攻归唐的突厥各部，威胁北疆。太宗遂于二十年派特进李勣等率军击灭薛延陀（参见唐击薛延陀之战）。其余众及所部铁勒、回纥10余部内附。唐于其故地置6府7州，北方悉定。高宗李治继位后，首先加强对天山以北地区的统治，于显庆二年（657年）遣左屯卫将军苏定方率军击灭反唐的西突厥（参见唐灭西突厥之战），置濛池、崐陵二都护府，分统其地。尔后将打击目标转向高丽，并改变战略，在高丽后方寻求进攻基地，使其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五年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军l0万，击灭百济，分其地置5都督府，以经略高丽。乾封元年（666年），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军攻高丽，总章元年（668年）克平壤（今属朝鲜），置安东都护府统之（参见唐灭高丽之战）。后因高丽反抗，吐蕃攻扰，唐廷把安东都护府迁于辽东，将兵力转用西部。高丽故地遂为新罗夺取。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各部后，日渐强盛（参见唐与吐番的战争）。贞观八年（634年）曾进攻松州（治今四川松潘），十二年被唐军击败（参见松州之战）。后唐以文成公主嫁于松赞干布，唐蕃关系密切。高宗时，为争夺吐谷浑，双方于咸亨元年（670年）激战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西南）（参见大非川之战），唐军先胜后败，吐谷浑故地落入吐蕃之手。吐蕃进而攻占西域18州，唐被迫撤回安西四镇唐军。从此，唐连年遭到吐蕃攻扰。皇后武则天执政时期，边境战斗增多，主要是与突厥和吐蕃作战，奚及契丹亦不时攻掠边地（参见唐与契丹、奚等之战）。唐虽曾收复安西四镇，并一度击败契丹、奚，但时胜时败，直至玄宗李隆基即位时，边患仍然未除。东北之契丹、奚占据营州（治今辽宁朝阳）；东突厥不时攻掠，或支持契丹、奚反唐；突骑施取代西突厥，依吐蕃之强弱时反时降；吐蕃仍不断向外扩张，直接威胁唐陇右（约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河西（今甘肃、青海黄河以西）、安西（今甘肃安西以西）重地，欲与唐争夺西域。在此严峻形势下，玄宗决定对北方的突厥、契丹、奚及突骑施等，暂取守势作战，伺机击歼，并辅以有力的政治争取；而对威胁最大又最强的吐蕃，则采取攻势作战，集中主要兵力，实施连续进攻。为此，玄宗在发展经济、严禁奢靡、改善交通、置仓储粮之同时，整军经武，发展马政，调整部署，组织出兵，为巩固边疆进行了艰苦的长期战争。自开元二年（714年）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在陇右、河西、安西和剑南（治益州，今成都）各战场，屡次大败吐蕃，给其以沉重打击，并击灭了突骑施。突厥各部亦不断归服，天宝四载被回纥击灭后，其余部多内附于唐。在此期间，云南洱海地区的南诏起兵反唐（参见唐与南诏的战争），唐数次出征，均遭惨败，南诏遂与吐蕃联合，西南局势逐渐紧张。
玄宗后期，朝政日趋腐败。均田制破坏，府兵制为募兵制所取代。又因边境战争频繁激烈，为巩固边疆而设置的边镇节度使逐渐增多，至天宝元年（742年）已有l0个，拥兵49万余，使唐初以来居中控外的兵力部署，变为内轻外重的局面。这为掌握一个地区的军、政、财权的节度使进行叛乱和割据提供了可能。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参见唐平安史之乱的战争）。平安史之乱，历经玄宗、肃宗李亨、代宗李豫三代，七年又两个月，唐廷虽在战略指导上犯有错误，但在著名将帅李光弼、郭子仪、张巡等人的卓越指挥下，军民英勇抗击，终于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平叛后，唐廷无力消灭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