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战争通史-第2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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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经过3天的休整和准备之后，于二十二日发起总攻。施琅改变战术，分三路进攻。随征都督陈蟒、魏明、副将郑元堂等率船50艘，由东畔直入鸡笼屿、四角山；随征总兵董义、康玉、外委守备洪天锡领船50艘，由西畔内堑直入牛心湾；施琅与朱天贵、吴英等率船56艘，分作8股，每股7船，各作3迭，居中主攻；约定以5船合攻1船，各自为战，直捣娘妈宫；又以80船分两股继后，担任后援。第二次大会战开始。此时，刘国轩却一反常态，督船迎战。“巳刻，南风大发，南流涌起，（施琅）遂下令扬帆联进。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流上风之势，压攻挤击，一可当百；又多用火器、火船，乘风纵发，烟焰弥天”。（阮曼锡：《海上见闻录》）两军酣战竟日，声闻数百里。刘国轩发火箭喷筒，毒焰冲天，清将朱天贵战死。施琅督清军拚死力战，待后路援兵涌至，以众击溃，用火船乘风纵发，共焚毁、击沉和俘获郑军大船37艘、赶缯及其他船只107艘，郑军死伤各级头领300余员，士兵约1。2万名。刘国轩惨败，浮尸遍海。郑军仅余小炮船3艘、小鸟船2艘、赶缯及双帆船26艘，由刘国轩率领逃往台湾。澎湖陆上守备部队官165员，兵4853名投诚。清军官兵阵亡329人，负伤1800余人，船只无损失，可谓大获全胜。
澎湖之战的胜利，为清军进征台湾创造了良好条件。施琅在歼灭郑军主力后，立即慰问居民，安抚降众，对郑军将领以礼相待，士卒给以钱粮，负伤者代为医治，有欲归见妻子者派小船送至台湾。施琅以澎湖为据点，整船治军，拟于八月或十月，乘北风进军台湾。台湾闻郑军在澎湖惨败，人心惶惶，兵无斗志。此后，清廷对台湾加紧招抚。施琅派员以厚爵游说刘国轩，促使刘国轩极力主降，并派兵监视郑氏子孙。郑克填于是上表请降，驻守上淡水的虎卫镇何义也向施琅投降。八月十一日，施琅留水陆官兵3000名、大小战船30艘守澎湖，亲率舟师开往台湾。十三日，到达台湾鹿耳门港。十五日，举行受降仪式。二十三日，施琅率吴英、刘国轩等巡视台湾南北两路。十一月二十二日，清军班师至澎湖。二十七日返抵厦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施琅等人的据理力争下，清政府决定将台湾收入版图，置台湾府，下设诸罗、台湾、凤山3县，与厦门合设道官1员，拨兵1万名防守。自此，台湾成为福建省的1个府。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始分立为台湾省。
此次作战，历时6月余，清军击沉大小郑船294艘，焚杀郑氏官员300余人，兵1。2万余人，完成了统一台湾的使命。
点评：此战，交战双方的兵力大体相当，郑军经营澎湖多年，设防据守，以逸待劳；清军渡海作战，远来疲惫。郑军处于有利态势，而结果却一败涂地，全军覆没。除政治腐败，士气不高以外，指挥上的失着应是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是防御部署上的错误，郑军只注意防守八罩水道以北的北大山、西屿、北山等大岛，而忽视了在八罩水道以南的八罩、虎井、桶盘、花屿、猫屿等诸小屿设防，这就使南来的清军水师得以乘虚入据，成了清军驻泊、休整和出击的前进基地。其次是消极防御，贻误战机。当清军水师经过30多小时的航行，抵近澎湖时，郑军宣毅左镇邱辉对刘国轩说：“乘彼船初到，安澳未定，兵心尚摇，辉愿领烦船十只，同左虎卫江胜贯阵却之。”建威中镇黄良骥也说：“先发制人，半渡而击，正合兵法。”刘国轩却说：“炮台处处谨守，彼何处湾泊？当此六月时候，一旦风起，则彼何所容身？此乃以逸待劳，不战可收全功也。”遂按兵不动，使清军水师得以顺利到达澎湖，环泊花、猫二屿。邱辉又建议“乘夜潮落，冲舟宗击之”，又遭拒绝。十六日，清军出战不利，千帅受伤。邱辉建议乘胜夜袭，刘国轩仍以等待飓风使彼自覆为由未予采纳。邱辉说：“兵法有云：半渡可击，立营未定可击，乘虚可击；今敌患三者，而不乘其势，若早晚无风，合万人为一心而死战，将奈何？”刘国轩不听部属的合理建议，三次放弃歼敌的有利战机，把取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可期而不可必的风暴上，结果是风未至而兵已败。第三是冒险决战，全军覆没。战史上因主帅胸无全局，迁就眼前事变，由消极防御变为冒险决战的事例时有发生。郑军的作战方针本来是以澎湖为重点设防固守，刘国轩本人也不愿主动出击，而是指望海上风暴会使清军不战而败。既然如此，那末就应该充分利用防御工事，保存有生力量，避免与清军决战。刘国轩见不及此，当施琅发起总攻时，亦率全部海上兵力迎战，终于全军覆没。
在澎湖海战中，清军之所以取胜，除战船装备精良，将士作战勇敢之外，也是与作战指挥的正确分不开的。清军水师统帅施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清史稿·施琅传》），因此在指挥上有许多独到之处。在渡海时间上，他一反在东北风季节渡海的传统，选在西南风始发的六月中旬。有人间这是什么原故，琅曰：“北风日夜猛，今攻澎湖，未能一战克，风起舟散，将何以战？夏至前后二十余日，风微，夜尤静，可聚泊大洋，观衅而功，不过七日，举之必矣。”（同上）这种选择曾经遭到姚启圣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施琅始终不为所动。实战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它保障了清军水师在发起总攻前的安全锚泊。在渡海航路上，以往从大陆到台湾，都从金、厦出航，而施琅又一反惯例，把出航点选在靠南的铜山岛。因为水师从铜山出航后可利用西南风，直取澎湖以南郑军未设防的诸岛屿，以作为前进基地，然后向北转入澎湖海域，这样便始终处于顺风顺流的有利阵位。实战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战术上，集中兵力，速战速决。澎湖海域六月多风，深谙海情的施琅是知道的，在初战小挫之后，便立即抓紧再战准备，并不失时机地发起总攻。施琅除分兵二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佯动和箝制以外，在主攻方向上集中了56艘主力战船，并以五船合攻一船，逐次歼灭了郑军主力，而清军水师却无一船损失，这在海战史上是不多见的。
施琅不仅是一员智勇双全的战将，而且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澎湖海战结束后，他对郑军官兵无论是归顺的，还是被俘的，一律采取优待政策；对澎湖居民，除多方抚慰之外，还宣告免除3年徭税差役，以利休养生息。所有这些，对安定台湾的民心士气，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对台湾郑氏集团的上层人物，开展了政治攻势，把重点放在郑军的统帅刘国轩身上，使台湾可不战而下。施琅在率领清军进入台湾时，严申纪律，严禁骚扰，严禁犒师，买卖公平，减租四成，并且不念杀父杀弟之仇，亲到郑成功祠告祭，情深意笃，言辞恳切。通过这些措施，迅速地安定了人心，维护了社会秩序。
施琅的重大功绩，还在于他一贯坚持台湾必须保留在中国版图之内。郑氏集团归顺清朝以后，朝中出现了关于台湾弃留问题的争论。内阁大学士李光地认为“应弃”，“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荷）兰所有亦听之。”（《榕村语录续集》卷十一），甚至连康熙帝也一度错误地认为：“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十二）施琅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保留台湾。他说：“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在经济上，“台湾野沃土膏，物产利博……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他还驳斥了把台湾让给荷兰的谬论，指出荷兰若重返台湾，“必合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据此，施琅得出结论，台湾“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必永固边圉”。他大声疾呼：台湾“断断乎不可弃。”（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他的意见终于被康熙帝采纳。施琅积极主张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并率兵攻取澎湖，进军台湾，以后又竭力坚持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创建了不朽的功绩。
中国战争 清统一的战争
清顺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清军攻灭农民军和南明军，统一全国的战争。
顺治元年四月，清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于山海关击败大顺军（参见山海关之战），五月，占领北京城。九月，顺治帝福临由盛京（今沈阳）迁至北京，十月初一日，清朝正式定都北京。这时，清朝控制的兵力共20余万，控制的地区仅为辽东和京畿附近。而与清军并存的，尚有三方势力：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豫陕的李自成大顺政权，以及四川的张献忠农民军，其兵力均超过清军，且占据着南方及西北全部。这种四方相争的格局，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叉，异常激烈。清摄政王多尔衮审时度势，采取了一系列团结汉族知识分子、故明官将的战略性措施，如为崇祯帝发丧、开展尊孔活动、任用故明官将、整饬军纪、减轻徭赋等等，并为清军制定了稳固京畿，先收西北，后定东南的战略方针，即集中兵力，先于巩固北京周边地区的同时，向西北进攻威胁最大的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将其攻灭后，以广大北方为依托，向东南进攻南明，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李自成大顺军于山海关战败后，被迫撤离北京，退往豫、陕，以西安为都，组织山西、河南、陕西、湖北各地大顺军抗清作战。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兵3万余，经山西入陕；命豫亲王定国大将军多铎率兵2万余，由河南趋陕，两路合攻西安（参见清灭大顺之战）。十二月，多铎部从孟津渡过黄河，连破洛阳、灵宝等地，进逼潼关。大顺军于潼关设重兵防守，力图拒清军于关外。清军在潼关连战十余日，后调来红衣大炮攻关。二年正月，攻占潼关（参见潼关之战），直指西安。此时，阿济格部亦已由山西渡过黄河，攻占绥德、延安等地。为脱离腹背受敌的危局，李自成主动放弃西安，率部退入豫陕鄂三省交界的商洛地区，继续抗清。清廷见大势已定，便抽调多铎部转兵东南，命阿济格部继续追击大顺军。五月，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大顺政权亡。清军相继攻占豫、陕、鄂。大顺军余部在李过、郝摇旗、高夫人等率领下，后与南明联合继续抗清。大顺军占领北京后，腐集在江南的明朝官僚于五月间扶植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拥兵数十万。朱由崧命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督师扬州，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分守江北，企图保住半壁河山，与清朝分南北而治。然而，弘光政权建立伊始便陷入激烈的党争，同室操戈，无暇防务。唯有史可法忠于职守，积极备战。二年正月，多铎由西安转兵东南，进攻弘光政权（参见清灭南明弘光政权之战）。三月，清军攻占归德（今河南商丘）；四月，分兵进攻徐州、亳州（今安徽亳县），兵锋直指两淮。明督师史可法于扬州指挥军民拚死抵抗，坚守l0天，后城破被杀（参见扬州之战）。此后，清军几乎未遇抵抗。五月，清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在芜湖（今属安徽）俘获朱由崧，弘光政权亡。由于清廷强制推行“薤发”政策，江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剃发斗争，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多尔衮先后调兵24万，镇压了江阴号称40万军的反抗；旋又三次屠杀上海嘉定抗清民众，史称“嘉定三屠”。不久，清廷改变政策，在分兵掠地的同时，派兵部尚书洪承畴经略江南，以汉治汉，实施摺抚，方安定了江南局势。
当清军占领北京，开始向大顺军进攻时，张献忠于当年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控制四川，威胁陕、鄂。二年十一月，江南已定，多尔衮命驻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并派固山额真巴颜等率部相助，由陕西往攻大西政权（参见清灭大西之战）。该部清军在汉中地区遭到大西军拦阻，进川未果。三年（1646年）正月，清廷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击败汉中农民军，于十一月入川（参见豪格平川陕之战）。张献忠率众数十万北进西充，豪格命鳌拜、准塔等为先锋，自率主力随后，于二十七日黎明追及大西军，张献忠被射杀。接着，清军分兵出击，连破大西军营130余处，杀伤数万人，占领四川。大西政权亡，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转入云、贵地区继续抗清。
弘光政权被消灭后，明唐王朱聿键于二年闰六月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鲁王朱以海称监国于绍兴。浙、闽地区抗清斗争日益高涨。三年二月，清廷命博洛为征南大将军，率部进攻浙、闽。五月，清军至杭州，陈兵钱塘江上。朱以海沿江设防连绵数百里。六月，清军渡江，占领绍兴，朱以海逃亡海上，鲁王政权亡（参见清灭南明鲁王政权之战）。清军占领浙江大部。八月，博洛兵分两路，由衢州（今浙江衢县）、广信（今江西上饶）进攻福建（参见博洛平福建之战）。操纵隆武政权的郑芝龙秘密降清，撤除入闽关口仙霞岭（今属浙江）之防守。博洛部长驱而入，二十八日攻占汀州（今福建长汀），俘杀朱聿键，隆武政权亡（参见清灭南明隆武政权之战）。九月，清军占领福州，分兵抚定全闽。
隆武政权灭亡后，当年十一月，广东建立了两个南明政权：唐王朱聿？称监国于广州，年号绍武；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继位，年号永历。二者互争帝统，相煎火并。此时清廷已命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率部进攻湖广（参见孔有德平湖南之战）和两广。命佟养甲、李成栋领兵由闽南攻广东。十一月，李成栋攻占潮州（今广东潮安）、惠州，十二月占领广州，朱聿？自缢身死。绍武政权亡。时大顺军余部李过、郝摇旗等及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先后与南明联合抗清，军势大振，与清军在赣、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