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战争通史-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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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争 晋秦争霸战争
春秋中期，晋为独霸中原，阻止秦东进图霸而进行的重要战争。
秦是西周初年赢姓氏族，迁至西垂（今甘肃天水南），以游牧经济为主的一个分支，后成为周室附庸。周平王元年（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被平王封为诸侯，并将已被戎狄占据的岐及其以西的周室土地赐秦。秦正式建国。文公时（前765年—前716年），秦击败据岐之戎，收抚未随平王东迁之“周余民”，大力发展农业及畜牧业，国势逐渐壮大。至穆公时，秦已建立一支由战车、步兵、骑兵三兵种组成的军队，兵力达10万，并先后征服荡社、邦戎、冀戎、小虢及彭戏氏等，控制了西垂至华山间整个渭水流域，成为西方大国。秦穆公雄心勃勃，不甘局处关中一隅，急欲争霸中原。桃林、崤函是晋、秦两国向外发展必经的战略要地。秦穆公继位第一年（前659年）即率军进攻茅津之戎（今山西平陆一带），企图控制该地。因该地北有虞国、南有虢国，暂无力长期占据，遂于取胜后撤回。
晋献公在奉攻茅津后不久，即“假途灭虢”（参见晋假途灭虢之战），一举兼并虢、虞两国。控制了茅津渡口及桃林、崤函，抢先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献公死后，晋国内乱，公子夷吾逃秦。他深知穆公有控制桃林等地之企图，愿献虢略（今河南灵宝）至华山间“河外五城”以换取秦对其争位的支持。在秦协助其返晋为惠公后，他背约不肯将该地拱手送秦。穆公曾谋划杀夷吾另扶重耳为君，因事泄未果。
周襄王七年（前645年），秦发兵攻晋，在韩原（今山西河津、万荣间）击败晋军，俘惠公，迫其以太子为质，并割河西八城予秦，乃释其返国，致秦疆域扩展至黄河西岸。晋惠公死时，晋太子圉由秦私逃返国继位为怀公。秦穆公接晋公子重耳来秦，准备助其与怀公争位以控制晋国。重耳投其所好，表示拥护穆公东进中原称霸，如能助其返国为君，当使晋以秦封国之位追随秦后。穆公遂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韩非子·十过》）护送重耳回国为君，即晋文公。文公流亡”年，经多识广，才智出众，争霸雄心较穆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肯真正奉秦为霸主，但又尽力维持晋秦联盟，采取措施使秦不仅不成为晋争霸中原之阻力，且使其成为助力。当周王出现权力危机向秦、晋求援时，晋文公坚决拒绝秦军参与勤王，高举尊王旗帜独自出兵平定了王子带之乱。为此获得了南进中原的另一战略要地——南阳（今河南沁阳以南，温县、孟县地区，参见，并在中原诸侯中提高了威望。为巩固秦晋联盟，晋出兵支持秦攻取楚附庸鄀（参见秦攻鄀之战），使穆公认为晋拥护秦国争霸，而真实意图则在诱导秦南进攻楚，以利于晋在中原与楚争霸。
城濮之战后，穆公感到晋秦联合结果只利于晋，遂在二十二年（前630年）与晋联合攻郑时背晋而与郑盟。文公从战略全局着眼，立即由郑撤军并继续与秦结好，以避免在晋楚争霸战争中陷入两面受敌之不利境地。郑是中原各国中位置适中且农业、商业经济均较发达的国家，为大国争夺之焦点。不论晋、楚或秦，欲称霸中原必先控制郑国。穆公在背晋盟郑时，已预有安排，以协助郑国加强防务为名，留部分兵力于郑都新郑。
二十四年，晋文公、郑文公先后去世。秦乘两国新丧之机，于次年派遣大军潜越晋桃林、崤函，远程奔袭郑都。因途遇郑商人弦高犒师，以为郑已有防备，遂灭晋边邑小国滑（今河南偃师南）撤军。晋先轸等认为秦系晋争霸中原之潜在敌人，双方战争在所难免。为挫败秦东进中原之战略企图，消除隐患，晋军联合姜戎于崤山（今河南陕县东）设伏，全歼秦军（参见崤之战）。晋秦联盟破裂。
崤之战后，秦立即将其在攻鄀之战中所俘楚将斗克释放，与楚结好，共同抗晋。秦晋双方展开了长期的争霸战争。二十七年，秦派军开始攻晋。晋襄公亲率主力迎战，在彭衙（今陕西白水北）附近击败秦军后（参见彭衙之战），即率宋、陈、郑联军反击，攻占彭衙及汪（今陕西澄城）。二十八年，秦穆公集中兵力亲自统帅攻晋，渡过黄河，攻占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参见王官之战）及鄙（今山西临猗西南）。晋军为避免决战，坚守城池，拒不出战。秦军遂转由茅津渡河，进至崤山，积土立封（标志），“发丧哭之三日”（《史记·秦本纪》）。
此役，秦军虽获胜，并深入晋腹地，但并未与晋主力决战。秦孤军深入，难以长期立足，只得经桃林返国。秦穆公有鉴于此，为进一步扩大疆域、充实军力，暂将主要战略方向转至西方，尽灭绵诸（今甘肃天水）及犭原（今甘肃陇西东）等西戎各国，“辟地千里”（《新序·善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史记·李斯列传》）。此后，秦再将进攻矛头转回东方，继续对晋作战。但规模均不大，互有胜负。
周顷王四年（前615年），秦康公集中兵力攻晋，曾连续攻占羁马（今山西永济南）及瑕（今河南灵宝西），企图夺取桃林、崤山，控制东进中原的战略走廊，但均被晋军击退，未达目的（参见河曲之战）。晋在战后立即增加驻瑕兵力，并在桃林建筑城塞，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与防守能力。由于晋更加牢固地控制了桃林与崤山等战略要地，又有号召诸侯的威望及实力．能联合多国军队与秦作战，所以秦军始终被阻于关中，未能将势力伸入中原。
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秦乘晋与赤狄、潞氏作战之机，曾发兵攻至河东之箕、郜（均在今山西蒲县附近），但在晋军反击下，败于辅氏（今陕西大荔东）（参见辅氏之战）。周简王八年（公元前578年），秦再次努力，准备联合狄、楚共同攻晋。晋得知后，先发制人，厉公亲率主力及齐、鲁、宋、卫、郑、曹、邾、滕联军攻秦，深入关中，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北）击败秦军后撤回（参见麻隧之战）。
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秦乘晋主力在郑，后方空虚之机，以援郑为名，发兵进至河曲，在栎（今山西永济西南黄河东岸）击败晋军。晋为报栎之役，于灵王十三年率鲁、齐、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及郑等国联军攻秦，进至木或林（今陕西咸阳北），后因内部矛盾撤军。此后，双方未再交战。晋在城濮之战后，有可能继续给予楚打击，使其无力北进。因秦晋联盟破裂，晋长期致力于对秦作战，致使楚得以乘机扩展疆域，增强实力，发展到“问鼎中原”，晋均无法集中力量与之决战，因而始终未能实现其独霸中原的企图。
点评：晋、秦对地理形势在战争中的作用有所认识，均力图控制桃林、崤山。由此可看出，先占战略要地者可在战略形势上居于优势，为后来《孙子兵法》“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的战略理论，提供了实践依据。
中国战争 晋卿争权之战
周敬王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前497年—前496年），晋国卿族之间于国内（今山西、河北、河南一带）进行的争权夺利的作战。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公室衰微，政权下移。赵、韩、魏、知、范及中行氏六卿主政，屡为把持权力而起争端。晋定公十五年（周敬王二十三年）六月，赵氏发生内讧，宗主赵鞅囚禁同族赵午，随后杀之。赵午之子赵稷与家臣涉宾据其封邑邯郸（今河北邯郸）反叛。赵鞅派司马籍秦率军围攻邯郸。七月，与赵午有姻亲关系的范吉射（士吉射）、荀寅（中行寅）二卿士攻打赵鞅。赵鞅战败，退守其封邑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范氏、中行氏遂围攻晋阳。十一月，韩简子（不信）、魏襄子（曼多）、知文子（荀跞）奉晋定公之命起兵，攻范氏、中行氏。二氏兵败，荀寅、范吉射逃奔朝歌（今河南淇县）。十二月，赵鞅自晋阳入晋都新田（今山西侯马西），与定公及韩氏、魏氏结盟。次年春，赵氏又与知氏结盟。夏，晋军围朝歌。二氏族党率狄族军袭新田。晋军释朝歌之围救援新田，狄军败走。随后，晋军败范氏、中行氏军于潞（今山西潞城东北），再败范氏军和前来支援的郑军于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赵、韩、魏、知四氏与中行及范氏因争权而引起的内战，暂时停止。
中国战争 晋卫郑等攻宋之战
周简王元年（公元前585年），晋、卫、郑三国及伊洛、陆浑、蛮氏之戎的联军进攻宋国（今河南东部一带）的作战。
周定王十九年（前588年）、二十年，位于中原腹地的郑国连续两次发兵侵占其东南邻国许国（今河南许昌东）的土地。当时，郑、许两国均依附于楚国。故许灵公率先赴楚，状告郑伯，并在楚共王面前与郑悼公争讼获胜。恼羞成怒的郑悼公归国后，决定投靠楚之宿敌晋国，派郑公子偃赴晋求和。晋景公即遣大夫赵同与郑悼公在晋地垂棘（今山西潞城北）举行盟会，两国正式媾和。冬，致力于重振昔日霸业的晋景公因郑归顺晋，遂召集齐、鲁、宋、郑、卫、曹、邾、杞八国国君在郑邑虫牢（今河南封丘北）盟会，借以维持晋在争霸中的地位。会后不久，晋景公欲再会渚侯，遂遣使通告宋、郑等国。当时，晋、楚两强势均力敌。宋共公深恐诸侯再度会盟会激怒楚国，祸及宋国，遂以内乱为由，回绝了晋国的邀请。晋景公对宋此举极为恼火，遂于次年（即周简王元年）春，命大夫伯宗、夏阳说领兵会同卫、郑两国及伊洛、陆浑、蛮氏之戎的军队进攻宋国。联军入末后，遭到宋军顽强抵抗，无功而返。
中国战争 晋文公图霸中原之战
周襄王十七年至二十一年（公元前636—前632年），在晋楚争霸战争中，晋文公为夺取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战争。
春秋中期，齐桓公死后，齐国因内乱失去继续称霸的实力。中原诸侯亦随之陷入群龙无首之境。实力强大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相继控制了郑、陈、随、鲁、蔡、曹、卫、许等中小诸侯国，并击败企图称霸的宋国，大有入主中原之势（参见《泓水之战）。当时，除楚国外，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和北方的晋国是几个实力较强的国家。但，齐已无争霸之力；而秦偏处西陲，方致力于向西拓展势力，无暇它顾。因此，只有晋国能担当起阻止楚国称霸中原的重任。晋历经晋武公父子的苦心经营，兼并了今山西中、南部诸国，扩充了实力，又占据了今陕、晋、豫之间的三角地带，从而走出封闭的地域，奠定丁参与中原政治、军事活动的基础。十七年，流亡在外19年．备尝险阻艰辛的晋公子重耳归国继位，结束了群公子争位的混乱局面（参见晋重耳争位之战）。晋文公任用有才干的赵衰、狐偃、先轸等人，确立了对内修明政治、富国强兵，对外尊崇王室、联络齐秦、抑制荆楚的争霸方针。为此，晋文公改变世卿制，设立由国君任命卿士的制度，广招贤能之上，削弱公族权力，开农田，兴水利，轻赋敛，奖农商，使晋出现厂“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十八年春，晋文公亲自领兵勤王，平定周王子带之乱（参见晋平周王子带之乱），使晋在诸侯中威望大增，并因此从周襄王那里得到具有战略意义的阳樊、温、原、攒茅四邑。同年秋，晋发兵南下助秦攻打楚之附庸鄀国，借以对秦表示友好，并诱导其南下抗楚，可谓一举两得。对于东方的齐国，因晋、齐之间有楚之与国卫国相隔，故仅可在政治上相互呼应。晋之迅速崛起，使宋国于十九年秋叛楚从晋，致使晋、楚两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楚庄王于二十年冬亲率楚、郑、蔡、许等国联军围攻宋都商丘，企图征服宋国，进而定霸中原。宋成公遣使赴晋求援。晋文公听从大臣建议，决定以此为契机，打击楚国的势力，独霸中原。为此，晋文公将二军扩建为三军，选拔良将，积极备战。自二十一年初至同年四月，晋文公亲率晋军运用联齐、秦，和曹、卫的外交策略及避敌锋芒、诱其深入的后发制人战略，在城濮决战中重创楚军，取得争霸中原的决定性胜利（参见城濮之战）。五月，晋文公召集齐、宋、鲁、蔡、郑、卫、莒、陈等国之君在郑国践土邑（今河南原阳西南）举行盟会。周襄王亦亲莅践士劳师，册封晋文公为侯伯，统御诸侯。
点评：此战，晋文公知人善任、广招贤士并作做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之策。并且听从大臣建议，善抓战机，沉重地打击了楚国的势力，独霸中原。至此，晋文公在继位四年后，终于登上中原霸主的宝座。楚国的势力被迫暂时退回淮水以南地区。
中国战争 楚攻吴鸠兹衡山之战
周灵王二年（公元前570年），楚令尹子重率军进攻吴国鸠兹（今安徽芜湖东南）、衡山（今安徽当涂东北）的作战。
吴国是西周时周太王之子太伯、伯雍创建的小国。春秋中晚期，吴发展成为长江下游地区实力最强的国家。当时，中原北方的晋国与江汉流域强国楚国为争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正展开激烈的较量。为削弱楚国，周简王二年（前584年），晋景公遣逃亡在晋的楚大夫申公巫臣赴吴，游说吴王寿梦联晋抗楚，并传授吴军使用战车及排兵布阵之法。晋之建议与吴王西向夺取楚势力范围的企图不谋而合。此后，吴通过一连串的武力征讨，将原归附于楚的东方蛮夷纳入其控制之下。吴因此国力大增，并开始了与中原各国的密切交往。周灵王二年春，为遏制吴势力西进，楚共王遣令尹子重率精兵东进攻吴，取其西部鸠兹邑，进至衡山。随后，子重命大夫邓廖率精锐车兵300人、步兵3000人向吴纵深挺进。吴军设伏截击，大败邓廖军。邓廖被俘，其属下除车兵80人、步兵300人逃生外，余皆被歼。不久，吴发兵西进攻楚，进行报复，取楚东部重邑驾（今安徽无为境）。
中国战争 笠泽之战
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在吴越争霸战争中，越军在笠泽（又作囿，今江苏吴江一带）击败吴军的一次著名江河进攻作战。
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