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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9章

中国军事战争通史-第5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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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唐庄宗,承武皇之遗业,假大义、挟世仇,以与梁人百战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谓难且劳矣。然有二臣焉:其为韩、彭者,李嗣源;为寇、邓者,郭崇韬也。嗣源居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得国兵之权,执之而不释也。庄宗无以夺之,而稍忌其逼。崇韬常有大功于国,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庄宗苟能挟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则嗣源虽怀不自安,而有顾惮,非敢辄发也。庄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韬以忠见疏谗疾日急。使其营自救之计,乃求将其征蜀之兵。庄宗归国中之师,属之而西。崇韬虽已举蜀,捷奏才上,而以谗死矣。庄宗知得蜀足以资其盛强,而不知崇韬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邺下之变,嗣源以一旅之众,西趋洛阳,如蹈无人之境,其迁大器易若反掌。且内有权臣窥伺间隙,乃空国之师勤于远役,固已大失计矣。而又去我之所与与彼之所畏者,则大祸之集,可胜救哉?虽得百蜀,无救其失国也。使崇韬之不死,举全蜀之众,因东归之士,拥继岌,檄方镇,以讨君父之仇,虽嗣源之强,亦何以御之?盖嗣源有韩、彭之逼而不践其祸者,庄宗无高祖之略故也。崇韬有寇、邓之烈,而不全其宗者,庄宗无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祸,起于操权,而速祸之权,莫重于制兵。崇韬谋逭祸自全,而方求执其兵,此于抱薪救火者何异也?

    【五代论】

    唐以陵夷蹙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兴,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获暮失,合其世祀,不数十年。自古有国,成败得丧,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窃观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梁祖起于宛朐群盗之党,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谓一时之奸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业已大,固当气吞而志灭之矣。借使不遂及于子祸,则其后嗣有足以为庄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旋踵也。后唐武皇假平仇之忠义,发迹阴山,转战千里,奄践汾晋。及其子庄宗,以兵威霸业,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谓壮矣。然天下略定,强臣骄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顾,而天下遂归于明宗。至于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犹庄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业,而有强臣骄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于天下乎?晋人挟震主之威,乘衅而起,君父契丹,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虐,而北人骄功恃强,殚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负反之。及其所以蒙祸辱者,不可胜言。观其所以自托而起者如此,则晋安得而后亡哉?汉祖承兵戈扰践之馀、生灵无所制命起,视天下复无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号而应之。而天下之人无所归往,亦皆俯首听役于汉。然一旦委裘,而强臣世室已不为幼子下矣。故不胜其忿,起而图之,侥幸于一决。而周人抗命,卒无以御之,而至于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谓一时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当天之眷命。而真人德业日隆,已为天下之所归戴,则其重负安得而不释哉?由是观之,自梁以迄于周,其兴亡得丧,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又尝究之,若唐之庄宗与夫末帝,皆以雄武壮决转斗无前,摧夷强敌,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变于邺下,晋祖之甲倡于并门。彼二王者,乃低摧悸迫,儿女悲涕,垂颐拱手,以需死期,无复平日万分之一者,何也?有强臣骄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无以自救之也。

    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骄兵。臣非故强也,恃勋赏之积而卒至于强;兵非故骄也,恃战役之勤而卒至于骄。故古者拔乱定倾之主,不忧天下大计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强,战士之或骄。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于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国家安强;举而遗之冲人弱息,而变故不作。彼以乱继乱者则不然:方其图天下之即集也,日责功于将,而责战于士。责功之亟,则凡所以酬将者未尝恤,其或至于强;责战之切,则凡所以抚士者未尝病,其或至于骄。是以天下略定,强臣倚骄兵而睥睨,骄兵挟强臣而冀望。一旦相与起而迫之,反视其身,彷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则虽有平日壮决之气,持是而安归哉?此唐之庄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图天下于亟集,而不计其既集之利害者,终亦亟亡而已矣。

兵书战策 '商君书'全文

    ◆更法第一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垦草令。

    ◆垦令第二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敝。农不敝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官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无以外权任爵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无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则故田不荒。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酤少,民不能喜酣姡В蟪疾晃谋ァI挑伲蛏喜环阉冢幻癫荒芟埠▕',则农不慢;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乱农之民欲农,则草必垦矣。

    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则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令送粮无得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徕疾,则业不败农。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餉食之,则奸民无主。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为奸不勉,则奸民无朴。奸民无朴,则农民不败。农民不败,则草必垦矣。

    ◆农战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从壹空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民不偷淫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得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一。民朴一,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之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事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淫,则国力搏。国力搏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曰“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曰“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亡国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螣蚵蠋春生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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