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战争内阁史-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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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入侵的决策表明“火神派”不愿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或妥协。尽管在竞选演讲中谈到联盟的重要性，但在他们看来，盟国少一点或没有盟国，比做出可能限制美国在海外行动自由的交易要好得多。确实，拉姆斯菲尔德曾一度暗示，美国如果不是渴望的话，至少愿意在没有其在国际事务中最亲密的盟国和伙伴英国支持的情况下开战。甚至连“火神派”里最愿意妥协的科林？鲍威尔，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美国几个最重要的盟国（及联合国安理会其他主要成员国）所反对的军事入侵。
最后，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火神派”对五角大楼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幕僚们在冷战结束时起草的战略的承诺：美国应当把军事实力建设到这样一个水平，以至于任何国家若与之竞争，不但得不到好处，经济还会受到严重削弱。这篇1992年五角大楼报告的初稿，提到美国必须阻止任何可与之匹敌的大国的出现。后来，由沃尔福威茨的助手斯库特？利比改写并以切尼的名义于1993年初发表的版本，对“塑造未来安全环境”的需要描写得更加模糊。通过对伊战争和试图把中东民主化，布什政府为这个概念的含义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内部逻辑很简单。恐怖主义已成为对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而恐怖主义又主要兴起于中东；因此，“塑造未来的安全环境”就意味着改变中东的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
第52节：结束语（3）
有时，“火神派”称，理解他们侵略伊拉克决策唯一的因果关系背景是“9？11”的恐怖袭击。“‘9？11’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我看到恐怖主义可能不止杀害三千人，而是三十万或三百万人，”沃尔福威茨说。⑥
毫无疑问，“9？11”袭击对“火神派”和美国全国产生了同样深远的影响。问题是，是什么了影响了“火神派”对那场创伤的独特反应？并非所有的美国领导人都像“火神派”那样反应；并非所有的外交政策班子都会对恐怖主义宣战，而且决心越来越大，最后导致入侵伊拉克。“火神派”的决策和“9？11”后的选择掩盖的，是怎样的本能、态度和经历呢？我们可以在“火神派”前三十几年的经历和思想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尽管他们有时否认，但“火神派”受到的是他们自己历史的影响。
入侵伊拉克，这一布什政府最重大的外交决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火神派”的各个成员们。
这场战争比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还要突出地把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再次变成美国最显赫的公众人物。在他几乎每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拉姆斯菲尔德占领了五角大楼的讲台，表现出他惯常的自信。“华盛顿还有比他更杰出的情况介绍人吗？”《华盛顿邮报》一位记者这样问道。⑦职业军队领导人被笼罩在拉姆斯菲尔德的阴影里；没人能像科林？鲍威尔在担任参联会主席期间或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在“沙漠风暴”行动中那样被允许占据舞台的中心。
开战几天后的短暂时间里，拉姆斯菲尔德似乎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当美军部队放慢了向巴格达的推进，而美国似乎正在走进一场艰难而漫长的斗争时，批评者谴责拉姆斯菲尔德制订的计划有失完善。有些人，包括退休的军队领导人抱怨，这位国防部长批准进行了一场人力不足的入侵。“对打仗，我比他［拉姆斯菲尔德］懂得多多了，”巴里？麦卡弗里将军说，“问题在于，他们选择用一个装甲师奔袭250英里进攻巴格达，没有后方掩护，也没有第二条战线。”⑧但是，仅仅几天之内，美军就开进了巴格达，伊拉克的抵抗瓦解了，对拉姆斯菲尔德作战计划的攻击随之很快就停止了。
拉姆斯菲尔德傲慢好战的态度在战争结束时给他带来进一步的麻烦。当爆发了抢劫，巴格达情况恶化到一片混乱时，国防部长对这些新闻的反应漫不经心，把它看做战争和专制政权终结的预料之中的副产品。“总会出点乱七八糟的事的！”拉姆斯菲尔德冷嘲热讽地说，“是够乱的，自由就是会乱。”⑨32年前，作为尼克松政府一名年轻的国内政策官员，拉姆斯菲尔德曾自告奋勇去负责东南亚的战后重建，从而步入了外交政策领域。现在他作为国防部长，对战后发生的事情，显然没有像对战争本身以及发展美军的未来战争能力的任务那么浓厚的兴趣。
对拉姆斯菲尔德来说，出任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是一个难得的角色。拉姆斯菲尔德70年代掌管五角大楼时，美国正努力从军事失败中恢复元气，没有爆发新的战争，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由国务院决定。此次他掌管的五角大楼，则是个积极在海外从事军事行动并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动力的机构。五角大楼给了拉姆斯菲尔德一个机会，去展示他与媒体周旋的技巧以及重组和震慑大机构的能力。国防部长的工作也使他有没完没了的官僚仗要打，有形形色色强大的个人和机构利益要他去挑战。
他从未成就早年当美国总统的抱负。拉姆斯菲尔德命中注定要成为美国最完美的战争部长，一个有时看起来甚至权盖总统的内阁部长。他在第二个布什政府里的表现大概能使他的前老板尼克松精神振奋。
美国入侵伊拉克并不能算是科林？鲍威尔的个人胜利。美国的军事战略表明，五角大楼已开始背离鲍威尔的作战方法；伊拉克战争强调的不是占有压倒优势的军队，而是速度和机动性。战后对伊拉克的占领看起来也与鲍威尔及其上司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在80年代确立的谨慎原则大相径庭：长期投入美军部队，但对何时及如何结束作战则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
第53节：结束语（4）
鲍威尔是“火神派”成员之一。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他在美国政府中担任过的高级外交政策职务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然而他运气不好，在一个经常极度不信任外交的政府里当了国务卿。鲍威尔在解决问题和管理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技能。他从不装扮成一个幻想家，虽然在“9？11”袭击后，国务卿这个职务有时似乎需要点想象力。美国正处在重新确定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过程中。布什政府的其他人明确提出了他们对世界的设想，美国在这个世界里首先必须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鲍威尔没有提出明确的选择。
鲍威尔的作用，以及他与另外几个人在其他时间和地点发挥的作用非常奇特。他是一个忠实的亲信兼有异议嫌疑的人，一个一边执行领导的政策，同时试图改造和缓和这些政策以便使公众更容易接受的高层官员。鲍威尔是美国的周恩来，周是中国总理，是毛泽东的副手。鲍威尔像周恩来一样，最受他为之工作的政府的反对派所钦佩，最不受这个政府最狂热的支持者欢迎。这两派往往认定他私下里在反对人们看到他在公众面前执行的政策。但鲍威尔对这些政策的反对从未激烈到要辞职的地步，而且，他也继续得到他为之辛勤工作的领袖的支持。
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时，众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公开发起了一场反对鲍威尔领导的国务院的攻势，谴责它削弱了总统的政策，未能为美国赢得海外支持。“美国无法用一个破碎的外交工具来领导世界，”与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关系久远的金里奇宣称。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粗鲁回应令人难忘：他说，金里奇是个“无可救药的家伙”。⑩
白宫与这些尖酸刻薄的讥讽保持着距离，但这显示出，自布什上台以来主要在暗地里与鲍威尔作对的鹰派，在伊拉克战争后，变得越来越愿意公开向他挑战了。
鲍威尔在“火神派”的历史中曾经起过关键作用。他在越战后几十年恢复美军实力的过程中一直是领军人物。但随着他公职生涯结束的来临，人们仍然不清楚他的遗产、他关于谨慎和占压倒优势的军队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延续下去。
与以往一样，康多莉扎？赖斯巧妙地设法置身于这场交火之外。在老布什政府里，赖斯通常能让有关苏联政策连续不断的辩论双方都认为她站在他们一边。在小布什政府里，她再次避免被打上任何特定派别或意识形态的标记。
那些反对入侵伊拉克的人主要把愤怒指向政府里的其他人，指向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和总统本人。他们很少注意赖斯。尽管身为国家安全顾问，她悄悄地起着至少与其他人同样重要的作用。她是推动起草新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人物，该战略奠定了先发制人战争的框架。在伊拉克战争的全过程中，她是白宫的协调人以及总统最亲密的顾问。战后，政府对自己在中东的使命采取了扩张性的认识，而她成为其主要代言人。赖斯开始论述美国及其盟国需要付出“一代人的努力”来实现给该地区的政治改革。
战争结束几个月后，结果证明赖斯在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允许总统向美国人民提供了虚假情报信息，于是，赖斯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表现受到了质疑。但是，对她的批评似乎站不住脚。赖斯，这位“火神派”最年轻的成员，看来有可能把他们的遗产带进未来的政府。
与康多莉扎？赖斯相反，保罗？沃尔福威茨从不设法主要在幕后运作。长久以来，他太愿意在公众面前显示自己的强硬立场了。沃尔福威茨已成为布什政府中与入侵伊拉克联系最紧密的官员。在入侵过程中，在战区内工作的美国人给这位国防部副部长起了个绰号叫“阿拉伯的沃尔福威茨”，这个绰号反映了沃尔福威茨寻求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和向中东推行民主的执着、激情，有时甚至是浪漫的热情。
尽管有这些关于他的成见，但他心底的动机仍然是个谜。沃尔福威茨支持运用美国军事实力作为工具来实现推进美国的理想这一更大的目标吗？或者情况刚好相反？他是否将民主事业当成了提高美国实力这一更大目标的手段？与亨利？基辛格等人的战略思考相反，沃尔福威茨认为，他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的设想源于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如果我们审视一下沃尔福威茨漫长的职业生涯，也会发现他的理想主义总是跟随在对美国利益的精明判断之后。沃尔福威茨是最先警告伊拉克威胁的人。值得记住的是，他在70年代后期对这个国家的兴趣，是由于对某些敌视美国的政权可能会支配波斯湾石油储备的恐惧引起的。相同的战略考虑在其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继续影响着沃尔福威茨的思维；自由和民主的理想是他后来才开始考虑的事情。
第54节：结束语（5）
在反省自己漫长的经历时，沃尔福威茨曾说过，他在80年代初曾一度把注意力从中东转到东亚，“这就像从压抑、窒息的房间里走出来，走进阳光和新鲜的空气里一样”。他说，在中东，人们只知道如何制造问题；在东亚，人们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但对沃尔福威茨来说，那个窒息的房间是无法永远逃避的。美国决定入侵伊拉克之后，沃尔福威茨的未来看来比任何其他“火神派”人士都更紧密地与中东事件的结局连在了一起。
理查德？阿米蒂奇在入侵伊拉克的事情上没起过任何主要作用。在战争进程中，他做着国务院的工作，协助鲍威尔运转着这个组织，管理它的预算和人事以及其他行政管理事务。他参加了部际会议。但这个曾一度希望能为布什政府掌管五角大楼的人，却在远处观望这场新的军事行动。
这是自相矛盾的。阿米蒂奇以其个人生涯和教养，是“火神派”中最能代表美国武士的精神的。实际上，他曾经正是布什政府希望派往伊拉克的那种士兵。阿米蒂奇了解特种部队，也了解秘密行动，但不是通过华盛顿的会议，而是通过艰难顽强地穿越越南的村庄。他曾一次次志愿参加战斗，并且慢慢爱上了他在其中战斗的国家。他反对过谈判解决，对美国从越南的军事撤退怨恨不已。三十年后的今天，阿米蒂奇在新的军事冒险中被纳入了另册，而他的经历本来是可能使他有所作为的。
表面上，阿米蒂奇权力旁落的根源是他与鲍威尔的友谊及其对鲍威尔的忠诚。那是布什政府组阁时让他没能在五角大楼任职的原因，也是拉姆斯菲尔德与他关系冷淡的根本原因。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阿米蒂奇与布什政府的高层官员有些格格不入。他不像切尼那样冷漠超然，不像拉姆斯菲尔德那样无情，不像沃尔福威茨那样理智，也不像赖斯那样擅长政治手腕。他是个被保守派包围的共和党中间派。
2003年整个夏天和秋天，美国都在竭力镇压反对其占领伊拉克的日益顽强的游击战。在布什政府高层内，阿米蒂奇是唯一有过游击战经验的官员；实际上，他曾在军队里担任过反叛乱教官。然而，他的经验又一次没有派上用场。
阿米蒂奇并不比鲍威尔更有远见。像鲍威尔一样，他并没有准备为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提供什么宏伟的概念。实际上，阿米蒂奇在2003年夏天说过，到他常务副国务卿的四年任期结束时，很可能已经江郎才尽了。他正计划在一个四年的任期结束时离开布什政府。
入侵伊拉克在多种意义上是迪克？切尼的战争，正如乔治？W。布什的政府在某些意义上是切尼的政府一样。在最高层，这位副总统是发动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的战争的主战派领军人物。在布什政府内部，切尼也是力争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开战前一年，切尼许多次到访中央情报局，与中情局的分析人员讨论有关伊拉克武器计划的证据。对于一位美国副总统来说，这种事必躬亲的作用是非同寻常的。
在乔治？W。布什政府里工作，使得切尼比在福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里能更自由地表达其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