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评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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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御史张涛等人相信努尔哈赤质子、退地等行为是忠顺的表现，因此，边备松弛，不加严防。努尔哈赤着准了时机，急发大兵围烧北关叶赫部十九个村寨，掠走了大批的人、畜。明廷边官这才如梦方醒，增派官兵防守叶赫城寨。努尔哈赤利用明廷边关将吏不尽心尽职，搪塞应付，事事不察实情的弱点，采取能屈能伸，时进时退的方法，欺哄边吏，谋求发展。连辽东有名的经略熊廷弼也承认，努尔哈赤这个人不好处置［25］。可见努尔哈赤质子、退地是欺哄张涛等人，使其边方弛备，以便乘机图取北关叶赫部［26］。
以事实而论，柴河、三岔儿、抚安三地，都是过去南关哈达部王台的旧地。猛骨孛罗在世的时候，哈达部据有三岔儿、抚安、柴河、靖安（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尚阳堡）四堡近地。努尔哈赤所说的世代祖居耕种的土地，系指三岔儿、抚安两地。愿意退耕的土地系指柴河、靖安两地。按理说，诸地都是海西都督王台的旧地，不是建州祖居地。努尔哈赤必欲占耕，并与明边官争地斗智，结为深仇，其原因就在于努尔哈赤在统一战争中，管辖的居民人口日益庞大，粮食问题已经成了一大难题，而建州原有的土地旱涝薄收，扩耕南关地界，势所必然。况且哈达部原有的部落都隶属于努尔哈赤了，人归地随，自然争执的症结不在土地属于谁，即使明廷决定应当给还哈达部，那么实际上也是归努尔哈赤管辖。关键的问题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对不对，他应不应该独立地向外发展？建州不断地扩大耕地面积，以至向汉区发展，初期是为了谋生存，厚积蓄。明边臣也深知此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坚决拒绝他向外扩耕。明朝官员认为不许努尔哈赤扩大耕地面积有五大好处，这就是：一，阻止努尔哈赤扩大耕地面积，使他不得逼近内地，防止他们窥探边防的虚实；二，阻止努尔哈赤向西扩耕，防止努尔哈赤势力接近北关叶赫部，使他不得随意侵扰叶赫边境；三，阻止努尔哈赤扩耕，不使他粮料充足，人强马壮，生侵犯边境的念头；四，努尔哈赤粮料不足，一遇到荒年必然到边关来叩头乞粮，请求到清河、抚顺籴粮，这样，朝廷抓住他这根小辫子就可以随时彰扬朝廷生养之德；五，至于在清河、抚顺市场上允许他市籴多少，以他的顺逆为转移，顺从就多籴，不顺从就少籴。朝廷想用此驾驭努尔哈赤［27］。这五点的实质是使努尔哈赤的建州国，不得独立生存，切断其向外发展的道路，使其乖乖地依附于明廷。因此，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集团与明边官在争执耕地问题上结仇怀恨，便是自然的了。
总的说来，“七大恨”所涉及的问题，都是明廷与女真族积怨很深的问题，作为边区的少数民族，不能不由这些世代所积存起来的争执而勾起民族的情绪和义愤。所以“七大恨”的提出起到了某种号召作用，成为后金奴隶主阶级打着民族旗号，对明王朝宣战的政治宣言书。明朝京官也都清楚这一点，指出“七大恨”是一片“激挑之意”［28］。它是两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后金奴隶主政权对明廷的公开抗争。它正式揭开了明廷与女真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努尔哈赤由明朝的守边臣子到起来造反不是偶然的。二十年来，努尔哈赤对明廷的态度逐渐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他虽然口称共守皇帝边境，然而与明廷的矛盾却日益在加剧，逐年在激化。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明官余希元出使建州的时候，努尔哈赤发誓说，我管事十三年，保守天朝边境九百五十里，不曾有二心，并对余希元口称“天朝老爷”，这是历史事实。然而，二十年后情况变化了，努尔哈赤兼并了哈达部，占据了辽东险山（今辽宁省凤城东北石头城附近）、宽甸、大甸（今辽宁省宽甸县永甸公社）、新甸（宽甸县青椅山公社赫甸）、永甸（今宽甸县永甸）、长甸（今宽甸县长旬）等六堡等地，势力渐大，对明廷的态度也相应变得强硬，竟将朝廷的一个卫与明廷并列起来，称作你我“两家”［29］。这时，即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余希元再次出使建州，规劝努尔哈赤与朝鲜王朝和解，努尔哈赤对余希元的态度已经不似从前了，不是当作十年前的余相公或“天朝老爷”了，而是在言辞举动方面多有不恭之处［30］。后来，建州部灭了辉发部，于乌揭岩大败乌拉兵，势力又有所增长，便对明廷停贡，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起，长达三年之久。还声称要抢明朝辽东关市，派遣使臣进入北京，大肆素赏，甚至，冲御道，投书抗议边民入境不返等，与明廷的矛盾愈演愈烈。明廷已经洞察到努尔哈赤“反形已著”，“变态已彰”了［31］。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一举消灭了乌拉部，接着火烧北关十九城，建立后金国，其势可以与明辽东官军抗衡，时刻窥视辽左［32］，并决意公开与明分庭抗礼，待“七大恨”公布于世的时候，已经与明以“南朝”与“北朝”相称了［33］。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初，努尔哈赤对众贝勒、大臣说：我们与明国有“七大恨”，其他的小恨不胜枚举。今天，我们若是征伐明国，应当多方计议，假如公开修整攻战器具，恐怕泄漏军机，最好以修建众贝勒马厩为名，先派七百人去伐木，然后秘密地制造器械，以备攻战用。
那么，英明汗努尔哈赤怎么不早不晚，偏偏把对明朝的战争选在万历四十六年呢？因由十分复杂。概括地说，有四点：
第一，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兼并乌拉部以后，建州奴隶主阶级试图继续推进统一战争，将女真各部完全统一起来。但两次对叶赫部的用兵都遭到了明廷的阻挠和干涉，同时，明廷派遣官军驻守叶赫部东西二城，使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的统一战争，打不下去了。从此，努尔哈赤进军辽左的念头渐渐成熟起来。从万历四十一年开始，努尔哈赤命令每个牛录出十名壮丁，四头牛，单独找旷野屯田积谷。万历四十三年又再次提及这件事。同时，积极养蜂储蜜，不向明廷朝贡，增编牛录，完善八旗制度，以备征战。万历四十兰年，建立后金国，黄衣称朕。足见，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夭命三年）对明开战是从经济、政治、军事和组织等方面作了长期备战的必然归宿，也是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声与中朝（即明朝）为难”［34］，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有“窥辽左之志”的继续。换句话说，后金奴隶主阶级已经觉得有相当的力量与明廷较量了［35］。
第二，由于明朝边吏贪贿，边廷的贡赏、市赏都不能正常地进行。边关自从万历皇帝从京城派来个税吏高淮，就更加每况愈下了。高淮极力搜刮民脂民膏，拖欠建州参钱，长期不还。为此，努尔哈赤曾经率领轻骑兵五千到抚顺关上挟赏，要求或给还参钱或将欠参钱的人交出来［36］。同时，明辽东边官在进行贸易中，不是凌辱贡使，就是赏赐草率、拚命克扣［37］，连努尔哈赤兄弟也不能幸免。这就使后金奴隶主集团不能正常获利，不得不下决心放弃市赏、贡赏之利，以图大举［38］。
第三，自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以来，辽东军民连续越边采木、掘银、挖矿等，造成明金双方关系紧张起来。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在“七大恨”中指出，“自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汉人偷逾出境，侵夺女真地方”［39］。对此，后金奴隶主阶级十分恼火，认为是“扰害无极”［40］。所以，努尔哈赤频频要求“声辽人之罪”，也构成了揭开战幕的一个近因［41］。第四，促成抚顺之战的另一个近因是辽地连年大灾。从万历四十四年起，辽东就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后金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阶级，虽然积储有年，但连年大灾，导致民不聊生，饥寒交迫，老弱死于道路。努尔哈赤无可奈何，只好命令本部居民到朝鲜王国去就食。万历四十五年，后金全年缺粮，且逢大灾［42］。出兵抢掠抚顺，既是后金奴隶主阶级求生之路，又可以使人马饱腹，缓解危急。这些因素，促成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阶级下决心采取军事行动。从时间的选择来看，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现实的偶然性。
同年三月，英明汗努尔哈赤传令各个牛录额真，令其催促部民用心饲养战马，整顿盔甲、兵械。四月，动兵以前，颁布攻城策略，谕令领兵的众贝勒、大臣说：平时处事应肖以正直为主，战时应当尚智巧谋略。战争中能够做到不劳已，不损名，克敌致胜的可以作为三军统帅［43］。英明汗努尔哈赤颁布了攻城、野战的策略以后，又具体的布置说：每个牛录出五十个甲士，以十个甲士守城，四十个甲士出征。四十个甲士中以二十个甲士造做云梯两件，以备攻城。同时申明军纪说：自出兵的那一天起，到班师回城止，军士不准离开本身所在的牛录，违抗的逮问详察。若是甲喇额真（即五牛录额真）不向所属军民申明汗的法令，罚甲喇额真和违抗的人马各一匹。若是甲喇额真已经申明了军纪，那就将违抗的人正法。又对官兵作了具体指示，他说：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的职务非同一般，凡是汗所委托的人，不能胜任的可以引退，如果免强接受了，则会率领百人误了百人的事，率领千人则误了千人的事。各个官职都涉及到国家大事，非同小可。凡是攻城夺邑，如果有一、二个人盲目的率先登城，那不值得赞扬，受伤、死亡也不给赏，不记功。凡是毁坏城垣的记首功，由固山额真记录下来。城垣破坏，固山额真吹响角螺，各处兵同时进战时，率先登城的人记大功［44］。在进攻抚顺城以前，英明汗努尔哈赤就作了这样的物质、军事和精神等诸方面的准备。
四月初，明抚顺游击李永芳决定四月十五日，在抚顺大开马市。消息传到了后金后，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认为时机已到。四月初八日，后金奴隶主集团召开秘密的军事会议，研究军事形势和攻城部署。四贝勒皇太极积极主战，他说：对明开战，必须先夺抚顺城，此城是我们出入的要路和通向明朝边关的门户。李永芳要大开马市，边备必然松弛，应该以精兵伪作商人，混入城中，内外夹击，大事必成［45］。英明汗努尔哈赤同意了皇太极的作战方案，并研究了四项具体措施。第一，以厚赏收买、引诱抚顺城的兵卒。令作向导［46］。第二，派人鼓动西部宰赛、煖兔等蒙古二十四营到抚顺讨赏，以分散李永芳等人的注意力和官军兵力。第三，派遣汗的两个儿子前往广宁府，探听明军统帅部的意向及战备情况。第四，大造入市经商舆论，以迷惑明边官。计划议定后，努尔哈赤命令众贝勒、大臣分头去布置。
四月十三日，英明汗努尔哈赤在军前正式宣布“七大恨”的同时，申明军纪说：凡是阵中所获得的人，不许剥取衣服，不许奸淫妇女，不许分离夫妻，抗拒者必杀，投降者不许乱杀。拜过堂子后，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抚顺开去。大军行进三十里，分兵两路，到古勒山城宿营。十四日，八旗兵分八路冒雨前进，抵达斡珲鄂谟（今抚顺县境）郊外安营。当晚，英明汗努尔哈赤，将先朝金国的历史讲给蒙古额驸恩格德尔、萨哈连听，并自我表白说，自古以来，作为君主的，都身经战阵之苦，然而都未能永享尊位。今天我兴兵到此，不是为了图取大位，以求得永远享受，只是因为明国屡次构怨，难以容忍，不得已而为之。当夜兵分两路，左翼四旗兵进取东州（今辽宁省抚顺县小东公社东州村）、马根丹（今辽宁省抚顺县救兵公社马郡）。努尔哈赤与四贝勒皇太极统率右翼四旗兵以及八旗护军直奔抚顺城。
大军出发前，英明汗努尔哈赤派遣二子前往广宁府城，十四日夜间到达辽东总兵张承荫的府邸作客。席间，二子与张总兵谈笑风生，对饮欢宴。一子见总兵官已经有些醉意，便问道：总兵大人，我父亲的志向可不在小啊！我们屡次进谏，他就是听不进去。若是一旦统兵南向，大将军有什么计策？张承荫毫无警觉，只是自夸朝廷的威德和辽边守备如何坚固，却没有对应之策。二子见天色已晚，情况也探明了，便微笑着告辞而去［47］。同一夭，后金市貂、参的“商贾”在抚顺关宣称，明天将有三千人的大市。十四日，努尔哈赤派遣总兵官麻承塔扮作马商，赶着马群向抚顺关出发。十五日早晨，麻承塔等在抚顺关大市上佯作贸贩马匹，同时又派八百人到抚顺城去讨赏。这时蒙古宰赛、煖兔各部披甲戴盔，于辽河两岸下营，也到抚顺城讨赏。这时，后金又有“商贾”驱赶数十辆貂、参大车，缓缓而来引诱抚顺城内居民出城东关交易。乘混乱之机，皇太极所率领的五千伏兵与麻承塔的商队，在一声号角响过后，都突然拥到抚顺城下，城内外顿时大乱，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大队也及时赶到，内外夹击，喊杀声震夭动地。李永芳等闻讯登城，稍做抵抗，便与中军赵一鹤等投降了。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