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评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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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代善约中营军官共立盟誓，以求和好。当日晚上，副元帅金景瑞单独赴后金军营会见代善。五日早晨双方共立盟誓。
都元帅姜宏立与后金大贝勒盟誓后，代善要求姜宏立全军开赴赫图阿拉，面见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于是，后金兵驱逼朝鲜王国士卒向都城开去。明督军游击乔一奇深感处境不妙，对朝鲜王国军官说：贵军与“贼”讲和，尚且逼迫至此，我虽同去也不免一死。于是，手书一纸，令家丁转至辽东，面交其子。自以弓弦系颈自绝。朝鲜王国军官急忙营救，乔一奇竟挺身跳崖自杀。
乔一奇在临终的时候，深深地认识到明朝末年朝廷文武臣僚腐败，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后果。他颇有感慨地写道：朝廷文臣武将都以社稷为儿戏，一味徇私贪贿，以致使友好邻邦丧师，上万的士卒，幸存的很少，所剩下的兵卒被围困在孤崖上，粮断水尽，人马朝不保夕。我不忍观此惨状，但又奉命监军，不敢擅离职守，谨于三月初四日叩谢皇恩，自裁于家哈岭上［27］。都元帅姜宏立、副元帅金景瑞所率领的中营军仅剩下三、四千人，为后金军逼迫开向赫图阿拉。战败的刘綎将军的余部数千人，集结在山上。初六日中午，姜宏立所部中军到达后金都城赫图阿拉，驻扎在城外十里处。后金众贝勒带领姜宏立、金景瑞等与通事十多人入城，拜见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只见大堂正中努尔哈赤挟持弓矢，端坐在炕上。堂下左右排列众多甲士。姜宏立等人见，登阶行揖而拜。努尔哈赤嗔怒，命令两帅行君臣大礼，两帅坚意不从。最后，令两帅在阶之东侧，红毡铺地，设交椅落坐。
清河路李如栢军，从三月一日出清河鸦鹘关。三月三日，师期已过，仍然迟迟不进，逗留观望。三、四两日，当东路刘綎军正浴血奋战之际，副将贺世贤建议李如栢说，我军可以偏师策应，增援东路，杀入重围。季如栢听而不行，仍然驻兵不进，致使刘綎孤军被困，全军覆没［28］。
三月二日中午，明左手两路杜松军战殁，马林军溃败，经略杨镐认为四路军败象已奢，急发令箭到清河、宽甸、叶赫部军［29］。清河路李如栢正不想进战，接到令箭后，急速回师，狼狈逃窜。因此，明四路大军合朝鲜李朝军和北关叶赫军，共十余万众征伐后金，竟以惨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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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太祖》卷8。
［2］《宋幼清九籥集》卷1，吴亮嗣：《开铁深可虑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3］《明史》卷247。
［4］刘綎：《陈一得谋万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5］薛三才：《急议应猝兵将疏》，参见《筹辽硕画》卷7。
［6］杨镐：《市口紧要将官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并陈沿边措置略节疏》，参见《筹辽硕画》卷10。
［7］赵绂：《大发币金疏》载：刘蜓“气色先已暗淡，安望其有吞胡之志”，参见《筹辽硕画》卷8。
［8］［9］《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
［10］同上．卷138。
［11］［12］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第八、九种》页3。
［13］《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
［14］刘綎：《陈一得谋万全疏》，参见《筹辽硕画》卷9。
［1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李民宾：《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
［16］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
［17］［18］《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4。
［19］《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3…4。
［20］《武录》、《满洲实录》皆载：东路守军五百。明人说有一万人。朝鲜文献载称：有数千人，从一路上骚扰情况看，数千或近万比较可信。
［21］《日月录》，参见《燃葵室记述》卷21。
［22］《明神宗实录》卷580。
［23］《满洲实录》卷5，《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6…7。
［24］《宋幼清九籥集》卷1。
［25］牟志夔：《辽岛制胜有机疏》载：“在刘綎则奋力长驱，已克十余寨，李如栢等退留不进，未有牵制，未有应援。……奴酋素惮綎威名，不得不悉全力以救，败綎之于此。”参见《筹辽硕画》卷25。
［26］《宋幼清九籥集》卷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满文老档·太祖》卷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
［27］《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李民寏：《栅中日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0。
［28］《明神宗实录》卷580。
［29］《明神宗实录》卷580。
明金关系的历史转折
四、明金关系的历史转折
萨尔浒大战，以后金的胜利和明军的失败宣告结束了。这一战是后金兴盛与明廷衰亡史上的重要标志。
萨尔浒大战前的二百多年间，明廷对女真各部通过设立卫、所进行统治，任命各部首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使、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进行管理。女真各部是明朝边区的少数民族，各个卫所的官员，各尽臣职，“守御边境”，都在明廷的一统之下。建州女真从其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以来，直到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努尔哈赤与明边臣订立边界盟誓，承认防守皇帝之境［1］，承认明廷为中国的中央王朝，努尔哈赤负责守卫九百五十里的边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明经略杨镐派遣使臣李继学到后金和谈，努尔哈赤提出的和解条件中，除经济要求以外，也只以求封王而已。从后金建国到萨尔浒战前，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后金”的国号从来没有对外公开使用过，仍然以建州国或女真国自称。努尔哈赤并没有下定与中央王朝抗衡的决心。
萨尔浒大战以后，努尔哈赤对明军无所畏俱了，将“后金国”的大旗公开地亮了出来，正式表明政治上割据一方，称明廷为“南朝”［2］。明廷满朝文武从朝鲜王国得到消息以后，以建州卫变成了后金国，小小龙虎将军，竟敢“黄衣称朕”，甚是气愤。认为努尔哈赤已经猖狂至极［3］。然而，萨尔浒之战确实是明金政局转折的关键的一仗，是明中央政权与建州卫关系史上的重大转变。努尔哈赤及其所代表的民族，冲破了二百来年朱明政权统治的旧格局，对其政权称臣的事已经是历史的陈迹了，它为中国新王朝的兴起举行了奠基礼，开创了新的政治局面。因此，萨尔浒大战对于中国新王朝来说，起着助产婆的作用，史学家也不能不承认这次战争的历史地位，即从此大清帝国的“王业成矣”［4］，而新王朝的奠基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萨尔浒大战以前，明廷上自皇帝，下到边官、士卒，经过十个月，跨越两个年头，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全国人力、物力，准备这场剿杀战，梦想将新兴的后金政权置于死地，以示“天朝大国”的威严。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说：“朕庶几灭虏安边在此一举！”因此，萨尔浒大战对于后金奴隶主政权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决战。然而，战争是参战双方物力和智力的决斗，它常常不从人愿。萨尔浒之战，从杜松将军夜渡浑河遇伏开始，到刘綎将军战死在富察之野，仅仅经历四天三夜，便以明军的惨败和后金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了。以时间而论胜负真是存于呼吸之间。
后金与明朝两军的胜败，都不是偶然的，各自都有内在的原因。明廷朝政腐败，日趋没落。明帝朱翊钧早年就不是个明君，他即位初期，依靠贤相张居正的扶佐，一时似有中兴的景象。居正去职，他便不问国事，朝政逐渐废驰，晚年更为严重。待努尔哈赤的兵锋指向海西各部的时候，战争的火焰已经烧到门庭了，他却养尊处优，不以朝政为意，隐居深宫。边事告急，朝臣奏请皇上临朝，决议兵饷问题，奏牍积山，他却死不肯出朝。大臣无奈，把如何请皇上出朝视事作为守边议饷的第一策［5］。有的朝臣怨皇上置天下于不顾。国子监署事司张鼎抱怨说，今日廷臣见皇上一面，“如大旱之求时雨”［6］。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责骂万历皇上“利令智昏”［7］。可是，皇上仍然隐居深宫不肯走出一步。在辽东抚顺、东州、马根丹等地陷落，萨尔浒战败时，朝臣奏疏“章满公车”，皇帝却留中不问。朝廷大臣会议也是走过场，不解决实际问题［8］。在无饷可征，仓官望天长叹的时候，皇上府库充盈，内币积为朽橐，宫廷大礼用费一次多至千万金，皇后生日也用“数万”之钱，而军饷匮乏，便不惜加派民间。在廷臣屡请之下，万历帝不得已只发币金十万［9］。皇帝大部分时间用来饮酒作乐。他每天晚上必饮酒，每饮必醉。醉酒以后，喜怒无常，随意草菅人命［10］。上行下效，文臣、武将多不以国事为念，一味徇私贪贿［11］。朝纲不振。对于辽东的战守问题，朝廷从无定策。辽东每陷一城，皇上着急一时，得过且过，敷衍了事，麻木不仁，岂能不一败再败。
对比之下，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兢兢业业，治理有序。努尔哈赤月初月末逢五上朝，众贝勒、大臣按时入见，共集于大衙门议事。凡是国中大是大非，及时剖断，举贤使能，执法如山，使新兴的后金奴隶主专政的国家，生气勃勃，蒸蒸日上［12］。父子君臣，同心合力而治［13］。
朝政的好坏，直接影响军队，更涉及到国家的兴亡。在萨尔浒大战中，明朝的军队与朝鲜李朝的军队合起来有十万余众，败于后金六万之师，与明廷朝政腐败，后金朝政整肃大有关系。明朝工科给事中方有度说，明廷的忧患不在于努尔哈赤如何强盛，而“在萧墙之内也”。这句话道出了萨尔浒大战胜败分野的关键所在。
萨尔浒战前，大学士方从哲、枢臣黄嘉善等，只知道一味地以红旗催战，督师进剿，将远征军推出山海关了事。实际上，明军将官中早已互不信任，矛盾重重。壬辰之变（公元1592年，倭寇侵略朝鲜王国），明廷出兵援助朝鲜王国时，萨尔浒战争的主要将领曾经入朝参战，尤其是刘綎与杨镐代表南将与北将，那时关系就十分紧张。朝鲜王国官员李恒福说：“明军南北众将，猜隙已成”，决定重要的事情，每每意见相反。杨镐才气平庸，又“轻率寡谋”，援朝战争中，他自己没有卓见，偏听李成梁之子李如梅使令。朝鲜尉山战役［14］，本来已经是成胜之局，就因为杨镐不愿意南将立功，并且饮酒戏乐，致成败局，而刘綎却是智勇双全的战将，很受统兵提督的器重［15］。萨尔浒战前，明兵部误点杨镐为经略，主事辽东。杨镐轻率如昔，寡谋如故，凡事都听信李如栢的，而李如栢是贪懦之辈。这次出师消极、逗留、观望。三月三日，会战于赫图阿拉的师期已到，他仍然率兵迟迟缓行在清河路上，一接到杨镐的令箭，便狼狈逃窜。明军惨败于萨尔浒，李如栢起了很坏的作用。然而战后，杨镐却在奏书中赞扬李如栢“遵奉回师”，并再次攻击已经捐躯疆场的杜松将军，责骂他有六大失误［16］。另外，杜松与贺世贤两位名将之间也“大成嫌隙”。明人自己评论众将关系说：“心怯而忌，气骄而妒”。这也是王朝腐败，在武将身上的反映［17］。
后金的将领与明军将领相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深谋多智，远非杨镐之辈可比。萨尔浒战争中，以双方统帅部相比较，优势自然在后金方面。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每逢战阵，必谋划于前［18］。战阵中间，争先恐后，协同对敌。如四贝勒皇太极，在西部战场结束时，见大阿哥代善东去，立刻请求同往。为与代善协同作战，率领三十余骑，急速登山，上下夹攻，致使明军败阵于阿布达哩岗。对比明将却不相统一，相互倾轧，胜利争功，失败推诿的状况，后金军的胜利是很自然的。这是萨尔浒大战中双方将师各异的结果。
从明军与后金军各自的战略方针来看，明军兵分四路，目的是想分进而合击，造成后金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最后被消灭的结局。但是，这个战略方针是建筑在杨镐等人指挥无方和将心不一，相互倾轧的基础上的。结果杜松将军孤军冒进，总兵官马林畏缩不前，李如栢逗留观望，刘綎将军含怨率领弱卒跋涉。四路军远的相距七百里，近的相距二、三百里，各自孤军冒进，首尾不相顾及［19］。明廷各军分而不合，正中了努尔哈赤的战略意图，即集中优势兵力，一路出击，各个击破。
明军分进合击的失败，努尔哈赤一路用兵的胜利，与双方各自的兵卒素质也有关系。明军将官只顾循私，不注意军训。萨尔浒大战中明军的火器不少，只刘綎军就携带火器七种，但是，士兵多不会使用，有的装上药而不敢点放，有的勉强装上药，打靶时，十炮只有一、二中靶［20］。待战期临近时，经略杨镐束手无策，只好向都元帅姜宏立求援，调四百朝鲜李朝铳手，训练明兵放炮［21］。但是，时间有限，终究难以挽救被动的局面，以致战时，在后金训练有素，组织严密，来如疾风骤雨般的八旗兵冲击下，枪炮手惶恐，不待装药点火，便人亡炮失。明军的火力在萨尔浒大战中，发挥得十分有限。只有潘宗颜的斐芬山战斗，杜松争夺吉林崖的初战和刘綎军的深河之战火力发挥得稍好。
士兵素质好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严守军纪，服从军令。后金军与明军在这些点上差异更大。八旗兵作战时，有进无退，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虽然是努尔哈赤的亲族子弟违犯军纪、军令，也要处罚［22］，所以退缩逃阵的极少。明军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