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评传-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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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执政的党，始终能保持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使自己的党员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不管职位多高，都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不摆架子，不高人一等，自觉地做人民的公仆，同剥削阶级的官僚鲜明地对立起来，把维护党风、党纪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见了康生之流的恶劣行径，愤而制止，坚决斗争，不容其蔓延和滋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就会作为法宝传之后代。
第七，必须十分警惕投机钻营者和权欲熏心的人进入我们党的领导岗位。
林彪、康生、“四人帮”已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令人憎恶的样板。
他们的出现，说明我们党存在着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康生的发迹史，更加突出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康生每次投机，都把自己暴露得非常清楚，也确实有不少同志知道他的这种不光彩的行为，他都能一关关地混过来，无非是从他的地主家庭和旧上海滩上学来的那套投机钻营之术。本来这些东西在党内是没有市场的，不过投领导所好，便为其开了绿灯！“文化大革命”
以他的实际行动，训练了一批他的后继者，可以说撒下了祸害种子！凡是投机钻营者，都有自己的野心，攫取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位和权相连，
权和利又相连，那种权欲熏心的人，一定官迷心窍。一旦权在手，就为所欲为，象康生那样，什么勾当都可以干得出来。野心家、阴谋家，是害怕群众的，是害怕事实的。只要我们坚持群众路线，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是完全可以防止这些家伙得逞的。
第八，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顶住了一切压力，走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井冈山革命道路，领导了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国以后的头七年，我们仍然本着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无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党的“八大”，对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可是，由于我们党没有沿着“八大”的方针，而后又被康生这些人所蒙骗，犯了令人痛心的错误，以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使我国国民经济大大落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长期没有扭转的方针，把全党的注意力扭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改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使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有了战略性的转变。这个转变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使全党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忘记这个沉痛的教训。康生所批判的所谓“维生产力论”，是他蓄意编造的，是康生反马克思主义的有力证据。一个执政的党，不抓生产，不抓经济建设，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是从根本上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第九，要牢记个人崇拜的教训。
个人崇拜的结果，使我们党吃了大亏，而被几个野心家象林彪、康生之类所利用，搞成了造神运动，以至成为亿万人民思想的禁烟。这个教训，我们不应忘记。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总结。但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创造历史的同时，并没有抹煞杰出人物对历史所起的作用。
必须肯定，不管什么伟大的人物，当他代表人民群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向，他就起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当他和人民的意志以及历史发展趋向相反的时候，他也就对历史发展起阻挠的作用。个人崇拜把人民引向历史唯心主义，使人们不能摆脱旧的思想牢笼，永远成不了历史的主人。
第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是我们党的严重任务。
康生为什么长期以来成了什么“理论权威”呢？他除了几张吓人的画皮以外，的确是欺负落后。他谈起理论来，往往引经据典。只要按照他指点的线索，认真一查，就会发现，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同他讲的相反。
他所批判的问题，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的，结果都是同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他所用的手法，就是把毛泽东同志凌驾于马、恩、列、斯之上，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超越阶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批判，来显示他的权威。他的这种思想和手段，是非常卑劣的。他是按照他的帮派思想，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分帮分派，当成了旧上海滩上的青红帮了！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污辱！也是对我们党的污辱！康生对马列主义极尽糟蹋之能事。现在看来，我们党的一项严重任务，就是把康生歪曲、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让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新学习这些原理。
康生虽然死了几年了，可是他所散播的毒害，并没跟着消失。因此，肃清康生的流毒和影响，还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有待于更多同志的努力！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日
康生年表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
康生，原姓张，名宗可，字少卿，出生在山东胶县利民区台后社大台庄（现为青岛市胶南县王哥庄公社大台大队）的一个大地主之家。
曾祖父张鸿仪，是个贡生。有地二十五顷（合六千多市亩）。除留少量种菜外，全部出租。每亩收租四斗，地钱五角，占农民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五十。
祖父辈，兄弟二人。兄张抡元、弟张德元（堂号“树德堂”）。康生为张存元之孙。
父亲辈，兄弟三人。老大张呈祥，廪生，堂号“北树德堂”，是康生之伯父；老二张发祥，秀才，堂号“南树德堂”，是康生之父亲；老三张其祥，堂号“宝善堂”，是康生之叔父。到父辈时，张家分家。康生之父张发祥分地四顷多（合一千多市亩），房屋三十二间（大台庄二十间，诸城城里十一间）。
康生兄弟四人。大哥张宗彝，二哥张宗开，三哥张宗儒。康生排行老四。
是年，正值戊戌政变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以沙俄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又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新浪潮。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八岁
开始在家读私塾（系张家专为其子弟开设的学馆）。此时正值清政府推行“废科举”、“设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的第六年。
一九—一年（宣统三年）十三岁
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被推翻。奉、直、豫、鲁、晋等十七省代表云集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拟改国号中华民国。是年，康生因私塾停办，在家玩闹，爱好唱戏，拉板胡，吹笛子，打架斗殴等。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十六岁
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康生因打架斗殴、耍流氓，被关在家中不准出门。
后被其把兄弟陈舜庭从家中保出，一起到青岛进德国同善教会所办的礼贤中学读书。其间，结识过清末民初的一些“遗老遗少”，如宣统的老师陆润康和状元王寿彭、曹鸿勋以及刘探花等。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十七岁
同胶县陈家庄（现归胶南县管辖）地主陈玉份之女陈宜结婚。后生一女一子。女儿张玉模，现为青岛烟厂的退休工人。儿子张玉浪，即张子石，解放前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直同其母共同生活，相依为命。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凯宣布称帝，并规定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为洪宪元年元旦。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十九岁夏，礼贤中学毕业，回到大台庄。
秋，家遭土匪抢劫，随其父母搬到诸城城里避难。不久，改名张裕先，人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此时，同家住诸城东关的李云鹤（即江青）相识。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二十岁
在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结业，改名为张叔平，到诸城城里联立小学校和县立高等小学校教书。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二十一岁
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之下，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从此进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正在诸城当小学教员的康生也受到五四运动的某些影响。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二十六岁
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年，康生离家去上海。不久，改名为张耘或张沄，进共产党所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二十七岁
年初，同刚来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曹轶欧相识。不久，两人一起加入共产党。
二月，参加上海工人“二月罢工”。
五月三十日，根据党中央五月二十八日上海会议决定，参加上海工人、学生大罢工，并在罢工委员会工作。
六月，同孟超、李宇超等一起回诸城探家。探家期间，以国民党左派的
面貌出现，组织过“五卅运动后援会”。
七月，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二十八岁
九月，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
十月二十四日，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二十九岁
一月，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
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参加上海总同盟大罢工。
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中共江浙区委决定：罢工转人暴动。康生也就随着参加了暴动（即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三月十五日左右，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在商务印书馆职工集体宿舍秘密召集的积极分子大会（又有材料说是江浙区党代会），听取了书记罗亦农的政治报告和组织部长赵世炎关于两次武装起义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夺取第三次武装起义最后胜利而奋斗的决议。
三月十八日左右，连续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召集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准备会。
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作为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其具体任务是，带领沪东区的工人武装，“同闸北区区委书记郭伯和的一部分队伍配合起来，迅速攻打五区总警署，得到武装后，进击北车站。”
三月二十三日，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在湖州会馆召集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解除工人武装，屠杀罢工工人和共产党员。
六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在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会上，康生被任命为江苏省委委员兼闸北区区委书记。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利用陈独秀的错误，公开反共叛变革命，革命的武汉变成反革命的大本营。
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同志率领受共产党影响的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
秋，根据“八七会议”的决议，在湘、鄂、赣、粤等地举行秋收起义。
年底，同曹轶欧结婚。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三十岁
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
夏，任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
秋冬，化名赵容，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三十一岁
×月，兼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长。
年底，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对江苏省委的改组。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三十二岁
二月，由于在改组中共江苏省委上得到了领导上的赏识，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六月至九月，立三“左”倾错误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康生也就成为立三“左”倾错误的积极拥护者和推行者。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党为结束立三“左”倾错误的统治，在庐山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十月至十二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打着“反调和主义”的旗号，以一种比立三“左”倾错误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起来反对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为此，王明到处拉帮结伙，搞非组织活动。这样，康生又同王明挂上了钩。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三十三岁
一月十三日，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实际批准了标志着当时王明“左”倾错误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取消了六届三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重新改变了政治局成员，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分子到中央领导岗位上来，从而使王明“左”倾错误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康生首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了中央组织部部长。
一月下旬，伙同王明等打击、排除不同意他们“左”倾错误的同志，随后，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二十余人被捕，牺牲在上海龙华。
六月，任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十月，兼任中共中央某机关第四科科长。
十二月上旬，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附刊二十六期上发表《学生罢
课后干什么》一文，提出学生罢课后要“到工厂去号召全上海工人阶级起来罢工”。
十二月十七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七期上发表《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一文。文中抱怨“党与工会没有去积极领导反帝的罢工”，说“只有扩大工人的罢工运动，才能使反帝运动走上更高阶段”，主张“打破过去组织反帝罢工的极端秘密的方式”，“要真正深入到每个工人中去，广泛的组织工人自卫队、纠察队、童子团”，“要领导这些队伍……
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文章最后指令：”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无情的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