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鼎-第4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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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上丝路的贸易范围来看，唐朝时期海上丝路的范围已经覆盖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东非。其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唐代中期以后，中国扩大了与波斯湾之间的远航。并开辟了通向东非的航线。到了唐朝中期。随着大食定都于巴格达，中国通向波斯湾的航线出现了新的突破。高仙芝在中亚战败以后。唐廷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也积极的促进了海上贸易地发展。
唐顺宗时期，当朝宰相、地理学家贾耽在他的《广州通海夷道》中，详细记录了中国海船从广州起航，穿过马六甲海峡至印度南部，又沿印度南部西岸北上，再沿海岸线西行至波斯湾，最后抵达大食首都巴格达的航程。他还记录了从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通向东非海岸，以三兰（今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为终点的另一条东非航线。这些从前人写的《酉阳杂俎》和杜环《经行记》中也可窥一斑。
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及南亚的往来早已有之，至唐朝时期仍然往来不绝，且有加强的趋势。唐朝时，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很多，从山东半岛的登州、牟平、文登，到江淮一带地扬州、楚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日本前后数十次次派遣唐使来中国，最多时人数超过五百人，“名义上是朝贡，实质上是以贡品换取中国赏赐的丝绸为主要目的”，两国的贸易交往已开始使用货币，足见其交往之甚。与此同时，同东南亚及南亚诸国的贸易，也因波斯湾航线的取道而兴盛。
从海上丝路的规模来看，单就贸易的数额来说，据推测也已达到相当可观地数目。到唐朝后期，广州是最大地对外贸易港口，从船运数量上来看，每年来广州的船舶数量不定，少者有二三十艘，一般地有四十来艘，大历五年（770年）到广州贸易的大小蕃船，竟达四千余艘。如每艘装载量为五十吨。则此年广州外贸货物的吞吐量即达二十余万吨。在这个年代，这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了。
随着海上贸易地兴盛。贸易商品地种类也越来越多。波斯商人从东非、东南亚运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及动植物。交换中国地丝、瓷、纸、大黄等物品。唐代南诏通过交通线同缅甸交流地货物有、缯帛、江猪、琉璃罂、琥珀、光珠、瑟瑟、海贝等。新罗与唐朝之间地贸易很兴盛。从中国运往朝鲜地有各种金属工艺品、丝织品、高级袍服、茶和书籍。由朝鲜使节赠送唐朝地有金、银、人参、毛皮等。唐朝和日本之间地贸易。主要是输出丝绸、瓷器、铜铁。输入白银。
沈若依娓娓道来：“海船出了长江口向北。日本是最重要地停靠点。那里盛产白银……”
刘鼎颇有些半信半疑。自言自语地说道：“日本出产白银？”
沈若依说道：“是啊！日本出产白银。你不知道吗？”
刘鼎摇摇头。他还真地不知道。
日本不是个资源贫瘠地国家吗？居然还盛产白银？
事实上，有唐一代，日本和天朝贸易中，最重要的货物就是白银。当时的日本，的确愚昧落后，甚至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天朝对于日本的认识，也处于混沌状态。白银是他们唯一拿得出手地东西，也是天朝唯一能够接受的东西，每次日本遣唐使踏上天朝的土地，携带的最多的就是白银。
当然，日本人也知道白银是个好东西，就这样送给天朝，他们也不舍得，于是偶尔间。他们也会提出一些反对意见。但是白江口大战以后，日本人明白自己远远不是天朝的对手，日本也彻底沦为大唐的附属国。对于大唐的政策不敢有丝毫的违背，其市场（或许不能叫市场）完全对唐朝开放，白银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出。
海上贸易商人之所以如此积极的开拓日本市场，实在是被白花花的银子蒙住了眼睛，银子毕竟要比铜钱更加地引人注目，天朝的商人们都趋之若鹜。由于登州、胶州、莱州等地濒临日本，中间的航线很短，天朝主要的海上贸易航线，都从这里出发。当时这里的对日贸易非常兴旺。完全垄断了这个行业，如果不是战乱，江南商人还分不上份呢，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各地节度使群起割据，相互攻讦，登州、胶州、莱州、海州等地的港口都受到破坏，部分的贸易额才渐渐的被江南抢走。其实江南地区和日本、新罗等地地贸易，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不过也正因为新。所以吸引了很多商人。当时有传言，日本遍地都是白银，只要船只到了那里，就可以尽情的往回搬。陆琪玉家族订购的海船，就是专门用来跑日本、新罗两地的。
刘鼎明白过来，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自言自语的说道：“难怪。”
敢情顾陆两家争的，不是两艘船，而是两个聚宝盆啊！
沈若依继续说道：“其实啊。传言都是假的。日本航线虽然利润丰厚，可是如果时机不对。说不定也会亏本地。日本时不时都会爆发战乱，如果靠岸的时候刚好遇到战乱，那就麻烦了。”
事实上，除了战乱之外，日本和新罗的民众数量毕竟少，也贫穷，消费能力很低，不能满足海上贸易的需要。对于贸易商人来说，日本经常陷入战乱，是他们非常最苦恼的事情，这次遇到并建立贸易关系的日本人，没准下次返回的时候，就已经变成鬼魂了，他所占据的地盘也都换了主人，一切又要重新来过。此外，还有些战败的日本人，架着小船在海上流浪，专门打劫来往地商船，对过往地商船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日本地天皇呢？”刘鼎忽然问道。
“什么天皇？”沈若依不解的说道。
刘鼎皱眉说道：“就是他们日本国的皇帝啊！”
沈若依很费劲的说道：“我知道日本国的皇帝，不过，好像他们的皇帝和我们的皇帝不同，不管事，不起作用。我以前听父亲说过，每次日本遣唐使到来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他们是日本皇帝派来的，可是最后才发现，原来不是，其实都是日本皇帝手下的人派来的，有的是有实力的大名，有的是权臣。至于日本皇帝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天朝从来都是不知道的，以前据说有个日本皇帝叫做嵯峨，会写天朝的文字，还会作诗，可惜天朝也没有人见过他。”
刘鼎神色古怪的说道：“原来是这样的。”
沈若依奇怪的说道：“有什么奇怪的吗？”
刘鼎的脸色逐渐的恢复正常，慢慢的说道：“不奇怪，你接着说，说南边地。”
沈若依好奇的看着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于是接着说下去。
由于日本市场的不稳定，一早就有贸易商人将眼光瞄准了南边，这就是南洋航线原来越受人欢迎的原因。现在所说的海上贸易，基本上都是指南洋航线，也就是从扬州、杭州、泉州、广州等地出发。沿着南洋一直到波斯甚至是更远的红海地区，沿途所经过地国家和地区很多，使得贸易的货物种类也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唐朝的海上丝路造就了一批繁荣的城市，其中不乏像广州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登州，明州，安南，泉州等都因曾唐朝的海上丝路而兴起，但是。其中最为有名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还要数广州。广州在隋时为南海郡，户数不多，不能算是一个大郡。不过因为其所处地理位置优越，仅靠海上贸易已相当繁荣，到唐朝时，广州的地位就急促上升。
《隋书•；地理志》曾载：“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唐朝时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广州得以继续发展。逐步发展成为唐朝地第二大国际都市，作为唐朝的海外贸易的中心，“从广州驶出和驶入港口地，有印度、波斯、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船只，中国的船只也从这里驶往印度、阿拉伯等地”。《羊城古钞》说，唐代有些年份，来广州的舶商人员高达万之多。唐人称广州为“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自唐朝以后，广州成为南海对外贸易的枢纽。甚至在“安史之乱”时期都未受到影响。
由于隋唐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当时世界上一些较有影响的国家无不与之有贸易关系。各国到唐的使节，均要贡献本国物产，唐朝也会依礼回敬。同时为了表示天朝物产丰盛，唐朝通常还会给各国使节按级别进行赏赐。这实际上是以国际礼仪的形式进行官方贸易。与显示国力地官方贸易相比，唐朝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其日益活跃的民间交易。例如，黑衣大食，除了多次向唐派遣使节外，商业上的往来则不可胜数。广州及东南沿海地区。有许多从海路上来的大食商人。他们成立特别的居留地。叫“蕃坊”，在当地影响很大。与此同时。中国商人也走出国界。
遗憾的是，黄巢进入广州以后，大开杀戒，只要看到异族，即刻处死，事后粗略统计，在广州至少万外国商人被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另据《阿拉伯通史》记载：“巴格达城的码头，有好几英里长，那里停泊着几百艘各式各样地船只，有战舰和游艇，有中国大船，也有本地的羊皮筏子”，“市场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城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
“广州啊广州……”刘鼎自言自语的说道。
“广州……”沈若依也满怀遗憾。
刘鼎的身份特殊，沈若依可不敢说得太多，她很快错开了广州这个敏感的话题。
唐朝海上丝路的兴起与繁荣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很强地时代背景地，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注定了海上贸易地繁华，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陆上丝绸之路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无法满足东西贸易交往的需要。
首先，陆上贸易很易受到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唐朝中期以后，中亚地区被土尔其等民族控制，高仙芝战败于恒罗斯城，唐朝的势力就完全退出了这一地区。“安史之乱”之后，黄河流域历经战乱，民生凋敝，生产力严重下降，即使西域通道重新打通，也没有足够的货物进行贸易了。
陆上丝绸之路阻塞，此后日益衰落，慢慢就销声匿迹了，到刘晏整顿财政的时候，已经压根儿不提路上丝绸之路。其他国家也深受这一问题的困扰，亟盼开辟海上路线进行贸易。罗马帝国为了摆脱安息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曾于东汉时期试图开辟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例证。
其次，陆上交通受自然条件限制严重。路途遥远，环境、气候恶劣。运输工具单一，再加上所运送物品对自然条件依赖较严重，使得陆上交通日益被人舍弃。海运的出现则较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并有很多陆路所不及的优点，所以海路日益兴盛，并最终取代了陆路。成为主要的运输途径。
唐时经济地繁荣，成为海上贸易发展的基石。唐中期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全面繁荣，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海上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中期以后，北方衰败，经济重心南移，加上南方多良港，使得对外贸易多取道海路。客观上也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唐朝时实行鼓励和保护外商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国商人地热情。太和八年（834年），唐文宗曾下达谕令：“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恩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仁其来往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唐律疏议•；名例》中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可见，唐朝对待外商的宽容与开明。
为了便于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唐朝专门设置了掌管海上对外贸易的“市舶司”，“掌蕃货海舶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其职责包括：检查入港货物；征税；收买、出售、保管及运输专卖品及其他船货；核发出国贸易公据……其职能相当于现代的海关。市舶司的设立加强了唐朝对海外贸易的管理，使海上交往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下，这种制度性保证是前代所没有的，并被后世所广泛采用。
唐代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使得大规模地海运成为可能，客观上也促进了海上丝路的兴起。据载。颇得皇帝宠遇的刘晏。曾在扬子县（今江苏仪征）设置10个官府造船工场，造船2000艘以供内河航运。足见唐朝造船业之盛。唐代制造地远洋船只，大的长20余丈，可载客600……700人，驰名世界，很受外国客商欢迎。外商愿意乘中国船只从事远洋贸易，航行于中国至红海之间。
除此之外，唐代的航海技术有所发展，航海经验更为丰富，如当时的航海家善于利用季风来驾驶海船，利用日月星辰来确定航行方位的天文航海技术也更加纯熟。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达，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北非的海上航路得以继续扩展。
当然，海上贸易的风险是很大地，大海航行不同于内河，风浪不定，海上怪物出没，人员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如果不是熟悉海上航行的人，极有可能尸骨无存，但是，巨额的利润，还是刺激了不少商人铤而走险。按照陆琪玉订购的两艘大船运载量来计算，每年至少能挣两万两白银。白银，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白银啊，有谁不眼红呢？
沈若依基本说了个大概，刘鼎就开始沉默不语。
好大一会儿以后，刘鼎忽然说道：“若依，你想不想跑海上贸易？”
沈若依诧异的说道：“我们沈家不涉猎这个，我可不懂。”
刘鼎热切的说道：“你不是跟薛檀雅一段时间吗？一点本事都没有学到？”
沈若依苦笑着说道：“你说什么跟什么啊？这么短的时间，我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