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迷墙-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采取行政管理办法，大学校长、书记实际上是官员，并直接掌握经济大权，层层下拨经费。行政规律代替了学术规律，从校长到处长、科长，到院长、系主任，一级管一级，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取代了学术权力。大学教授没有治学权，没有治校权。这种氛围，很难造就教育家，只能造就政治家、行政长官。为此，必须改变传统的行政化的学校制度，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学校制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改革大学拨款制度，要建立规范、科学的拨款体系，政府不宜在拨款过程中介入过多，权钱结合是腐败的温床，而应该通过拨款委员会来拨给大学经费。
作者补记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行政化趋势越来越强，典型的表现是部分高校党政一把手明确定级为“副部长级”（我国的副部长级大学日益增多，截至本书出版时的名单如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这明显强化了学校领导的官员意识，同时副部长级高校、正局级高校、副局级高校的级别定位，让高校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另外，大学对政府的服从，往往表现为对某个人的服务，甚至讨好。哈佛大学可以拒绝时任总统里根提出的授予其名誉博士的想法，而我们的大学，非但没有哪个领导、哪个教授敢站出来反对，相反，还会主动建议，主动策划，用教授、博士等资源去攀附关系。在我们这里，正直的反对之声有时甚至可能招来一场祸害，丢官事小，停职事大，连混口饭吃都可能有困难；附和的公关策划，会被认为聪明、能干、有创意，平步青云那是自然的。尽管都知道，我们要为政治文明服务，要为政治科学服务，而不是为哪一句话、哪一个人服务。
熊丙奇具体怎样执行？
杨德广我赞同按生均原则进行拨款，首先要确定每个学生拨款的基数，再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国家对学校的不同发展定位，乘一定的系数。这种拨款方式，比较公开，可以确保学校的经费有稳定的来源。目前，我国很多学校，政府的投资只能满足职工发工资，这种教育投资，势必逼迫一些学校乱收费，或者变相鼓励一些教师把精力放在兼职赚钱上。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很多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现在查“乱收费”查得很凶，为什么不查政府的投入足不足，到不到位呢？我国民办教育发展很快，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民办学校现在几乎所有的经费都来自学生收费，国家一分钱也不投入，而在国外，私立学校的政府投资经费达到办学总经费的20％，学生收费最多占办学总经费的一半。
作者补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4年8月公布了2004年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朱剑红，《人民日报》，2004年8月27日。）事实上，自1995年以来，我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关注教育乱收费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以整治，比如“一费制”，比如设立举报电话，还比如进行“集中治理”。可是，十年来整治教育乱收费，似乎收效甚微。“一费制”走了调，举报变成了形式，治理成为一阵风。（《教育乱收费何以在禁区边缘大行其道》，熊丙奇，《文汇报》，2004年9月1日。）有意思的是，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作《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通过对38个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查出各类违规问题金额高达90。6亿元，占审计资金总额的6％。审计署对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后查出，12个部门存在预算编报不真实的问题，一些部门的下属单位虚报多领预算资金多达4。91亿元；26个部门违规转移挪用财政性资金10。75亿元；14个部门向下属单位或相关单位转移财政性资金9。35亿元；19个部门或其下属单位隐瞒截留财政资金和其他收入，设置账外账、“小金库”共3。5亿元；31个部门挤占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21。42亿元。而国家发改委被五次点名。据审计，2004年，国家发改委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4。5亿元时直接预留74。8亿元。在审批下达的229。7亿元中，实际落实到项目的资金未达到要求。审计署抽查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2003年至2004年下达的县际和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发现9省124个项目存在以多种名义重复申报，或多报建设规模等现象，以此获取中央补助资金13。2亿元。（《年底才下达当年计划国家发改委被五次点名批评》，CCTV经济信息联播，2005年6月28日。）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投入的财政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缺口接近750亿元（《我国义务教育完成率和经费问题分析》，沈百福、王红，《教育发展研究》，2003年9月。），而我们的中央部委各类违规问题金额达到90。6亿元。
第13节：校长难以履行职责
熊丙奇很多人说，政府其实已经认识到目前拨款存在的问题，但是，要改革很难。
杨德广这是一种行政化的习惯思维，舍不得放权，而有钱才有权，习惯于管人，支配人。中央一直在提倡淡化行政职能，可是教育系统做得很不够。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现代教育意识不够。必须看到，现在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可以统、包、管，学校也可以等、靠、要，但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已无力统、包、管了。淡化行政职能，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势在必行，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加强监督、评估，不能陷入具体事务、拨款中去。
熊丙奇一边是政府给予学校的自主权不够，另一边是学校总是看政府的脸色，不敢动作，这是不是我国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现状？
杨德广客观上说，这几年来，大学的自主权多了起来，但是，不少校长并没有用好这个自主权，他们凡事都要听政府的意见，生怕做错什么，不敢承担责任。
熊丙奇这与任命制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据说校长往往只有做事的责任，而很少有决策的权力，包括在副校长的任用上，也很少有发言权，是不是这样？
杨德广校长当然有一定的决策权力，但只有一票。这与国外大学校长有很大不同。同样是用人，同样要经过挑选、听取意见等环节，但国外大学最终的决定权在大学校长手中，而我们的校长最多在挑选时、听取意见时发表那一票的意见。就是在选择副校长时，也是如此。以我国目前的体制，校长无权选择副校长，副校长是上级任命的。有些高校党政一把手之间矛盾很大，严重影响了工作开展，因为都是上级任命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显然也是管理体系问题、制度问题。
熊丙奇有学者指出，这种用人办法，是违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校长有提名副校长的权利。
杨德广是的。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副校长选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但校长应有较大的权力，校长应有权决定提名某人。
作者补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我国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应该拥有推荐副校长的权力，类似于“组阁制”，副校长由校长推荐，再由上级部门任命。（《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行使拟订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的职权。）但是，目前我国大学的副校长，主要来自于上级部门的直接任命，而校长可能对副校长的情况全然不知。有的学校改变了副校长的任命程序，推出公开招聘副校长的措施，而这事实上完全不顾校长应该拥有的推荐、提名的权利，即便校长也参加招聘委员会，但是他对副校长人选的决定权仅仅只有一票。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副校长，怎么可能与校长一起组成一个责任班子？校长又怎么可能向上级负责？往往是，有的副校长还会牵制校长的工作，甚至越过校长，向任命上级直接汇报，打破了组织管理的基本规则。
同样，大学实行校长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可院长也没有提名副院长的权力。学校副院长往往也是由学校负责干部管理、使用的组织部门选拔、任命的人选，院长在选任小组中也只能履行一票的权力。很显然，由此构建的学院领导班子，也难以真正负责。而另一方面，虽然学校校长对关键的副校长人选没有提名权，学院院长对关键的副院长人选没有提名权，可在学校中，校长却可以干涉到学院中系主任、副系主任的任命；在学院中，院长甚至要去决定一个办公室文秘的录用，而这本不属于院长和校长的职权范畴。这种跨越职权范围，导致职责不清的用人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导致用人失误却没有人对失误负责的问题。
熊丙奇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校长难以履行职责？
杨德广如果领导班子不和谐，就很难有效地开展工作。
熊丙奇大学校长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杨德广大学校长对于办好大学，实在太重要了。大学校长不一定非院士、博导不可，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力、精力、魄力、效力。能力包括学习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还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精力指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校长工作中去，有健康的体魄；魄力指决策能力；效力指有实效，有实绩。作为一名校长，必须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热爱学校。
熊丙奇具体而言，你认为我国大学校长自身存在哪些问题？
杨德广我国大学校长，专家型的多，管理型的少；理工科出身的多，文科出身的少；硬专家多，软专家少；事务主义者多，从事教育研究的少，教育观念滞后。如不少学校存在盲目攀比、不能正确定位的问题，这与校长的教育理念有关。各类学校要很好地分工，要安于本位，不要越位。有的学校要培养高水平、高层次的人才，有的学校要培养大批知识面宽、能力强的专门人才，还有的学校则要培养第一线的职业技术人才。我一直说，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这样的学校，去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办网络教育学院等，是没有出息的，他们应该集中精力建设高水平大学。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应该更多地交给其他层次的学校。当然，他们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可以拿学校的金字招牌很好地招揽生源，但影响了整体教育水准的提高。
第14节：内部选拔模式
作者补记根据蓝劲松的《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一文，美国著名的私立“文理主导型”大学校长以文科学者为主，著名的私立“理工主导型”大学校长以出身理工科为多，著名的公立综合大学校长出自文科与理科的校长人数大致相当。这与中国无论学校学科构成如何，其研究型大学校长均以理工科学者出身为主的情况完全不同。另外，美国多数研究型大学（极个别例外）在所选择校长的“教育背景”方面“母校色彩”已经趋于平淡，但校长是否具有任职学校的“教育背景”或“职业背景”是能否任职该大学的一个重要考量。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选拔倾向于选拔母校毕业生或本校教师（个别学校例外）。总体而言，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倾向于“外部选拔模式”，而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倾向于“内部选拔模式”。（《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蓝劲松，《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
熊丙奇我们经常说，中国高等教育面临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竞争，但是，国内大多数高校似乎没有多少紧迫感，反正我们有那么多的生源，不愁没有学生来读。
杨德广现在国外提出了建立“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会”的热潮，很值得我们借鉴。大学校长要关注学习。大学，首先要成为学习型组织。校长、教授们自己要多学习，要有广博的知识，宽阔的眼界，要有全球观念，国际意识。
熊丙奇你认为现在大学不是学习型组织吗？这可是一个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地方。
杨德广在现实社会中，“不学习的专家”、“不学习的教师”不乏其人。从大学里的领导层到大学教师普遍存在学习风气不浓的问题，以前有集体备课，有固定时间的业务学习，现在很多课已经不再组织教师集体备课，也不再交流教学方法、教学心得了。不学习的老师很多，上课的教师凭借一点书本知识给学生上课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引起了很多学生对课堂教学的不满。大学校长们以及那些繁忙的中层干部，他们“日理万机”，看书看报也变成奢侈的事。而不看书学习，怎样跟踪最先进的思想，怎样获得最新信息呢？据我所知，正因为不少校长（书记）平时太忙，学习时间很少，逐步从知识渊博者变成知识贫乏者、信息闭塞者，他们的讲话稿、发言稿、发表的“论文”，多数是由他人代笔的。大学校长还要别人代笔撰写讲稿，实在不可思议。我担任了十年大学校长，深深体会到搞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自己不搞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决策权。当校长期间，我的讲话稿、报告稿、论文，都是我自己起草的。
原因5：一切行动听“命令”
跟风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这个学校有没有自主权。
有一些来自主管部门的通知，时常让大学感到为难。
比如，2004年6月，教育部针对大学生在校外租借房屋问题发出通知，“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对已在校外租房的学生，应要求其搬回校内住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