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在美国-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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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教授”，据说英国不像美国人那样喜欢被称为博士，而喜欢被人称作教授，因此我称他教授，“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他大概领教过这种来者不善的刺儿头学生，犹豫了一下，说：“为什么不呢！
教育问题，随手一捡就能装一大多。那些太复杂的问题，人没说，自己就得先说一大通，弄不好有卖弄之嫌。挑个简单的，也就是还没有从教授那里得到满意答案的。
“什么是教育之目的？目标和目的有什么不同？”
教授眼睛一亮，随即又是那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干笑两声，“嘿嘿”地突然提高嗓音，“他问我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作出一副不屑一答的样子。
我知道他这是打哈哈。
越似简单的问题，越不好答。答个平淡无奇的问题，自己也平淡无奇。碰到一个平淡无奇的问题，又不好脱身。
对老师来说，那种能做到深入浅出的是好老师。
对学生来说，那种能“浅”入“深”出的是“可怕”的学生。
““对呀，什么是教育的目的？”我盯住不放。
如果我不再追问，他可能随便讲两句就应付过去了。大概着我那个咄咄逼人的架式，他决定采取“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策略。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你说呢？”他这是在投石问路，想后发制人。
“正是我有问题，才向您请教。我是想听您的看法。”我还是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
香港来的一位教授，大概“噢”出点名堂，忙出来打圆场：“哟，好像开始上菜了。”
他这一说，大家都转头往内堂的边道上望去。只见跑堂忙进忙出，并没有我们的菜。等大家的注意力再回到桌上的时候，气氛已变，我已不便再发问“教育之目的”这类问题。
抗战胜利后，父亲从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大学读书，曾领略过一位牛津大学教授的风采。每每提起牛津，父亲那副神往的神情，使牛津大学成了我孩童时代的童话中一个遥远的可“望”不可及的圣殿和深不可测的学府。巧得很，我在美国读博士的迈阿密大学就坐落在一个叫“牛津”市的大学城里。我还专门去信告诉父亲：我在美国的“牛津”读书。现在英伦牛津的教授就在我身边，自己在美国的“牛津”摸爬滚打了几年，很想试试身手，与名人“切磋切磋”。可惜被香港那位多事的教授“搅了局”。遗憾的是，第二天再也找不到机会“单挑”。
其实，如果我要问个复杂点的问题，或者说看起来“高深”点的问题，他可能就说了。因为起点高，容易出水平，再怎么说也在那个档次上打转转。问题简简单单，要在平谈中显出功力来，那就不简单啦！
矿矿刚来美国没多久，有一天，我的导师塔克曼博士请我们全家到外面吃饭。
在矿矿的心目中，“爸爸”的地位是很高的，是无所不能的。现在爸爸有个老师，那更是高不可攀了。
我们回来时，天色已晚。坐在汽车里，矿矿眨巴着眼睛看着窗外。
我欠了孩子很多父爱，摸摸他的小脸，问：“儿子，在想什么？”
儿子望望我，说：“我能问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爸爸答不出来，就请塔克曼爷爷答。”
矿矿望望我，又望望塔克曼博士。
“天上的星星是怎么来的？”
我们一听，先是一愣，不禁哑然失笑。
塔克曼博士问我们笑什么。
妻子说：“矿矿问'天上的星星是怎么来的？”'
塔克曼博士说：“上帝创造的！”
我把塔克曼博士的回答翻译给矿矿听。
矿矿马上问：“那上帝怎么来的？”
塔克曼博士想了想，说：“孩子，你年纪还太小，等你长大了爷爷再告诉你……”
当然，这里反映了文化的冲突，也反映了越简单的问题越难回答的道理。
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也可以有几种问法：什么是教育的使命？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等等。其实，这个问题的最根本分歧是：教育是为了人，还是为了社会？
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开发人的智力，还是培养人的创造力？也可能是教育之目的的分歧。
我认为那是教育的目标的分歧，而不是目的的分歧。
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什么是教育的目标？它们看起来是那样的相像，似乎没有必要，也不值得去仔细区分它们。其实，把教育目的和教育目标混为一谈，正是不少教育管理人员没能管理好学校的一个原因。
目的是一种企图，一个总的原则。例如，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足球队说：“这次，我们的目的是进入半决赛。”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进入半决赛，目的就达到了。
目标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标准，是一个能体现企图的象征。比如，足球队能进入半决赛，这意味着最差是第四名，最好也可能是冠军。这样，我们在总的原则之下，就要制定进一步的计划和策略去达到一个个的目标，诸如打败沙特队，输给伊朗队，这样才能以A组第二名的身份在决赛中避开有“中国克星”之称的韩国队。也就是说，目标是在总原则之下用一整套策略去达到的具体的瞄准对象。
我们可以把上述定义套用到教育目的和教育目标上来。假如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人，那么我们就要在“为了人”这个教育目的的总原则之下制定具体的教育目标，开发智力啦，培养创造力啦，如此等等。因此，如果一个教育管理者把目的和目标混为一谈，他或她就很可能不会清醒地意识到要如何在大原则的指导下制定一整套具体的策略去达到一个个具体的目标。
那么什么是教育的目的呢？教育到底是为人服务，还是为社会服务？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澄清“人”与“社会”的关系。
这里说的“人”可以是“众人”也可以是“个人”，还可以是公民。
人是由各个不同的个人组成的。而人本身又是“社会动物”。为什么人是必须组成社会的动物呢？这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人不组成社会，人类就无法生存。一个刚生下来的牦牛，只要在母亲身边待几个小时，就可以自己闯荡“江湖”了。一个刚出生一个星期的豪猪（箭猪），就可以“独立自主”了。但人呢？一个新生婴儿要18年后才能算独立的成年人。这就是说，人若不组成社会，人类就根本无法存在。因此，人组成社会是为了自身的生存。据此，人组成社会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依此类推，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的教育，其目的也就是为了人。
如果我们把人看成教育的受体，那么教育面对的“人”就是学生。也就是现在国内讨论的“谁是教育的主体”的问题。当我们把学生看作是教育的主体的话，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人。依据前哈佛大学校长巴布博士的观点，高校应有八个功能。根据我上面提及的观点，似应是八个高校教育的目标：
1．提高交流能力
2．培养分析能力
3．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4．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
5．提高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能力
6．培养对个人和环境的理解能力
7．改善个人对当今世界的了解能力
8．增长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知识
这是美国流行的“开明教育”（或翻译成“自由教育”）的比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与国内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直接的目的是为了人。而应试教育与上述八个目标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对人来说，应试教育只能是临时手段，素质教育才是最终目的。
依据我们迈阿密前校长玛莱特博士的观点，“开明（自由）教育”的根本责任是为了培养“人”和“公民”。
人不得不组成社会，赖以生存，但社会与人是一对矛盾。根据阿吉利斯的“不成熟到成熟”的理论，一个健康的人都是由不成熟到成熟的，但仅有少数人能够达到完全成熟。那是因为组织和社会的机构体制障碍了人的成熟发展。“素质教育”就是要帮助学生走完这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以达到完全成熟。从这个观点看，教育的目的还是为了人。人要改革社会、发展社会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即通过社会为人服务。
我国过去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教育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是完全围绕社会运转的。按照阿吉利斯的观点，这不利于人在从不成熟到成熟过程中健康发展。因为，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的教育体制，往往很难把学生看作知识的主人，很容易把学生当作知识的接受器；只注重教育学生在社会上“做”人——角色，忽略了教育学生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总之，教育的出发点是人，归宿也还是人。教育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但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要计算器还是计算技？
在美国留学，什么专业最吃香？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
在美国学生当中，MBA（商业管理）是最吃香的专业。因此，许多中国留学生也往那里钻。毕业后，到跨国公司应聘，然后派驻中国，自嘲为“假洋鬼子”，本乡本土的“还乡团”。但人学时，竞争对手多是美国学生，不太容易拿到资助。
机械、数学、物理等专业，美国本土的学生非常之少，就读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外国留学生。由于竞争对手中美国本上学生太少，资助相对要好拿些。
其他一些专业，如教育、英语、音乐、美术，等等，中国留学生太少，录取相对容易。但这些专业的资助名额也少，获得奖学金的机会也小些。
我是那类以读书为目的、死读书的留学生。就像“文革”后，头一两批上山下乡的“插队青年”那样，是真心诚意地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当然，“文革”前就去的那批，像邢燕子、董加耕“之流”，到我们去时，他们都已“土”得掉渣了。在我们以后去的那些“插青”就不像话啦。有什么“带队干部”看着，还于偷鸡摸狗的事，闹得贫下中农鸡犬不宁。也不知谁“再教育”谁呢！“洋插队”也有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现在越来越多的“托（福）派”考生，在国内就把行情摸得个七七八八了，许多人以读书为手段，以找工作为目的。能从国内直接“插”进美国佬的热门专业的，就“奇袭白虎团”，一路高歌了。不能直插“敌人心脏”的，就搞“曲线救国”，迂回包抄：能过什么专业就先进什么专业，来美国读它个一年半载后，再想办法转到毕业后容易找工作的专业去。
在中国留学生中，电脑专业是最吃香的专业之一。有从国内就直插“敌人心脏”的“杨伟才尖刀排”，更多的是“抗日救国军”那种曲线绕弯的。先在其他专业读它个一年半载再转电脑专业的，有之；已经获得其他专业的硕士学位，再转电脑专业的，有之；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来读电脑专业的，亦有之。近三年来，在美国某大学里，获博士学位后又去读电脑专业硕士学位的，已不下五位。
据我所知，在美国某公司的11人的电脑部门中，就有五位是中国人和印度人。
美国人喜欢读MBA（商业管理）的特别多，但喜欢跟数字打交道的特别少。所以，数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电脑相关专业）等等专业，让美国人望而却步。
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学生，要上美国大学读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必须要考'IDEFL（国内俗称托福），即TestOfEedishasah仲叩的编写。但要在美国研究生院读研究生课程的，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一律要考GRE，即Grad－uateRetxirQExanunatdri的缩写。GRE分普通考试和分科考试两种。
从1977年10月起，GRE的普通考试含三个部分：Veral（语文）、Quantitathe（数学）、Analytical（分析）。第二部分数学，包含三种内容：分离数量、资料解释、数量比较。听起来很恐怖，实际上呢？第一种内容只需要基本的数学常识，就能应付下来。第二种内容要求考生解释某些图表。第三种内容要求考生比较算术、代数、几何的数量。一般来说，代数的深度不超过高一或高二的程度，几何也只是简单的面积计算，或直觉图形、空间的计算，等等。但就是这样，也难倒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许多中国考生都能在数学这一部分拿到满分。对中国考生来说，这么容易的数学，简直等于送分！但对于美国考生来说，这许多中国考生能拿数学部分的满分，简直是不可思议！
在一般美国人的眼里，中国人、印度人或者其他亚洲人特别能跟数字打交道。在我们居住的整个学区中，约有2000到3000名八年级的学生，与矿矿一道跳级到高中上数学课的有八个人。他们每天由高中的校车接去上一节数学课，再由校车送回各自的初中上常规课。这八个人中，有两个中国孩子，一个印度孩子，共三个亚洲人，占了一小半。
中国孩子都要会背九九表，而美国孩子不把精力放在这里，他们倒宁愿用计算器，省时省工。许多美国人认为，背九九表是死功夫，是计算器的功能，是由人掌握的计算器去完成的工作。人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记九九表，就算是背下了九九表，上了两位数的乘除法，一般人还不是得用笔算。用笔算与用计算器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恐怕是使用计算器更便捷、准确。背了九九表，你能背开方平方表吗？我们读中学的时代，还没有计算器，每人拿一份开方表之类的东西，需要用时就查表。后来发展到计算尺，有问题就拉尺子。就算真能背开平方，还有3次方、4次方……最后还不是得用计算器？！而且死背这些东西，不利于孩子创造性的培养和发挥。
中国孩子和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