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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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里在十八世纪初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便允许他来去自便地宣传异教教　
义。　
凡希望公民——包括英国非国教徒、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胡格诺派教　
徒、德国人和荷兰人——团绪一致，从而巩固殖民地的人们，不会琐细和无　
益地探究神学问题。英国商业部在　1750　年明智地劝告弗吉尼亚总督参事会：　
“关于长老会教徒戴维斯先生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和不拘宗教仪式系真正　
自由权的宝贵的一部分，为贸易国进步和致富所必不可少，应视为英王陛下　
殖民地神圣不可侵犯之列。”当然，他们必须经常约束那些威胁殖民地和平　
与安全的宗教肇事者。弗吉尼亚人在　1640　年禁止清教走入境，在　1662　年禁　

止贵格会教徒集会，一百年以后（1770　年）又囚禁了任性的浸礼会传教士。　
不过，这些都是紧急措施，并非宗教迫害心理的反映。　
十八世纪中期以前，异端教徒——长老会、浸礼会乃至贵格会教徒——　
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生活中取得了被承认的地位。1728　年，古奇在他就任副　
总督的就职演说里宣布：“如果你们当中有谁真正经过深思熟虑而不信奉国　
教，我将认为宽纵他们是符合基督教真谛、因而决不会违背英国国教利益的。　
反贵格会教徒的法律之所以一直得到实施，看来不是为了保证宗教的正统　
性，而是为了防止骚乱或提防他们以巡回布道为名，行帮助殖民地军事上的　
敌人之实。1721　年，乔治王县县法院撤消了对一些人提出的不去国教教堂　
做礼拜的指控，因为被告自称是长老会教徒。1724　年，该县的汉诺佛教区　
实际上为一批不信奉国教者建造了一个教堂，并给他们的牧师发放薪傣，而　
不是要求他们去教区的教堂做礼拜。到　1744　年，弗吉尼亚殖民地将其态度　
体现在法律上，1744　年法令虽然仍要求大家按期去教堂做礼拜，但允许弗　
吉尼亚人以任意选择教堂来达到法律的要求。　
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好斗的、有时被称为“新灵光”的长老会教徒渗入　
弗吉尼亚，帕特里克·亨利牧师（那个著名的帕特里克的叔父，汉诺威县圣　
保罗教区的圣公会牧师）描述了他们的做法：　


他们声如雷霆，出言可畏，满口新词儿，数说法律的错误，咒骂长者，说他们是白头老　

魔王，还破口乱骂他们是该死的混帐，虽然活在世上，「灵魂」己入地狱，是地狱鬼火，魔鬼　

化身，比魔鬼等等坏一千倍。布道者一味提高自己的嗓门声嘶力竭地喊叫，拼命捶打桌子，直　

到女听众丧魂落魄，哭叫，晕倒，乃至惊厥，令旁观者惊讶万分。要是只吓坏了少数几个人，　

布道者就再次发作，大叫你们中间再没有人去朝见基督了吗？他吼叫如前，直到吓坏了足量的　

会众为止。这些事彼布道者誉为上帝感化人心的神力……不受感化的人全被斥为冥顽不化的家　

伙。　


帕特里克·亨利牧师告诫说，像这样一些牧师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热心的　
布道者们”说他们“最后肯定要升入天堂，好像他们已经在天堂似的”，这　
就会诱使罪犯相信不管犯什么罪都会得到拯救。尽管这种布道威胁公共秩　
序，亨利神父仍然不放弃驯化新灵光派的希望。他甚至允许他们的领导人之　
一乔治·怀特菲尔德到他的讲坛上来布道，条件是在布道之前必须先诵读英　
国国教的祈祷书！　
如果弗吉尼亚人对鼓噪信仰复兴论的小丑不寒而栗，那几乎是无可厚非　
的。仅仅要求行踪不定的布道者登记其布道地点就是暴政吗？许多人甚至拒　
绝登记布道场所。在这狂热的福音派运动期间轰动一时的是塞缪尔·戴维斯　
牧师“事件”。当局于　1748　年心甘情愿地特许他在位于五个县的七个聚会　
所当牧师，但拒绝再增加由他当牧师的聚会点。他们弄不清楚他是想搞一种　
新的巡回传教遥领制，还是想策划一个由若干超级牧师主持的宗教煽动网来　
兴风作浪？　
所谓分离派浸礼会教徒约在　1767　年前后渗入弗吉尼亚。正宗浸礼会教　
徒在弗吉尼亚已和平生活了十年光景，并未受到法律的干扰；实际上，直到　
后来浸礼会巡回传教士进入弗吉尼亚殖民地之前，那里没有发生过侵礼会教　
徒因其宗教信仰而遭受任何惩罚的事。在这个新教派内部，许多人是没有资　
格获得执照的外行布道者。另一些人是他们自己的派别委任的牧师，他们拒　

绝服从要他们登记以取得牧师执照和申报其“布道地点”和聚会所的起码要　
求。1768　至　1776　年间，有将近五十名分离派浸礼会布道者下狱，他们入狱　
不是由于宗教上的罪名，而是因为“扰乱和平”或者拒绝保证今后循规蹈矩。　
1767　年　2　月　7　日，卡尔佩琅县治安推事、教区委员威廉·格林上校写　
信给在他的教区布道的浸礼会牧师说：“我认为，只有温文尔雅之论才能在　
福音书中找到根据。不管是谁，不管他多么相信自己的意见，亦不论他是国　
教教徒还是再浸礼会教徒或随便叫什么名字或有什么头衔，只要越过了这个　
界限，愚以为他就不具备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格林上校的解释满可以成为　
弗吉尼亚“信神而求实”的宣言书：　


　　　就我而言，我可以同任何不同基督教教派中的好人友爱和睦地相处。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　

同别人意见对立或争吵，因为他的想法可能同我的想法不完全一样。否则，我就也有可能因为　

他身材或气质与我不同而和他争吵了。因为人各有其思想活动……上帝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　

因此，我们如果妄自以为上帝的恩惠只及于某个特定民族或教派，那就是放肆和愚蠢。　


仅仅几个月以后，总督参事会成员之一威廉斯堡的约翰·布莱尔上校力劝他　
的国教徒同胞持克制态度。他说，因为这些　浸礼会教徒做了一些好事：他　
们改造了一些犯罪分子，使某些人有所忏悔，并通过训斥使懒汉赡养起一家　
老小。　
在贵格会教派的宾夕法尼亚，富兰克林也为令人愉快的教义多样性而欣　
喜，不同的神引导人们通过不同方式过上体面和富有成果的生活。但是，弗　
吉尼亚人已经习惯于另一种思维方式。他们的基本想法是把一切囊括在他们　
的教会中，即把英国人的国教改造成为弗吉尼亚人的国教。他们的教会不是　
现世圣徒的联谊会，不是良心纯洁者的社团，甚至也不是掌握教义真谛的人　
组成的教派。它是一个松散而求实的团体，其成员的基督教信仰以难以言喻　
的不同方式帮助他们成为良好的英国人和体面的弗吉尼亚人。它是所有善良　
人最合适的保护伞。　
帕特里克·亨利牧师把他的国教布道坛借给异教派的乔治，怀特菲尔特　
这出戏，以许多种不同方式一再上演。在遇到所谓大觉醒运动的煽动者和鼓　
吹者的挑战时，弗吉尼亚人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把他们吸引到弗吉尼亚国教　
会中来，学习他们的一切长处，以感人的尊重和礼遇去感染他们。邻近的马　
里兰的国教会同弗吉尼亚国教会没有本质区别，休·琼斯牧师于　1741　年从　
那里发回的报告说，他发现马里兰国教会内部充满了“热情，自然神论和自　
由主义”。　
在一个没有主教甚至没有宗教会议的地方，谁来实施正统呢，包括乔　
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和詹姆斯·麦迪逊在内，许　
多弗吉尼亚领袖人物的宗教教义都难以归入那一类，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是非　
正统的国教教徒；谁也搞不清楚究竟人们应当信仰什么才能成为弗吉尼亚国　
教会的好教徒。他们都是一个觅容的教会的成员，“宽容”的意思并不是说　
它具有大家都能接受的教义（因为它的教义含糊不清，难以言喻），而是说　
所有的人都可以生活在其中而又能坚持他自己的信条，只有狂热者和煽动家　
除外。这确是二十世纪美国宗教生活中的教派合作主义的先兆。　
在英国，十八世纪高级神职人员写出了具有伟大思想个性的著作。教会　
精神生活最贫乏的时代之一却是教士哲学著作最丰富的时代之一；贝克莱主　

教、已特勒主教和霍德利主教为新时代的斗争而把神学现代化了。但是，由　
于每一个人都明确限定自己的思想和标明各自的独特处，每一个人都孤芳自　
赏。弗吉尼亚缺乏这样的哲学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它没有主教，而且是因为　
它的领导人对这种神学个性不感兴趣。弗吉尼亚思想生活的这个“弱点”反　
倒有助于使这个社会免于神学上的分裂。　
威廉和玛丽学院是“为培养优秀牧师”而在　1683　年特许建立的，第一　
任校长是代理主教詹姆斯·布莱尔，即弗吉尼亚国教会名义上的首脑。这位　
正统的英国国教牧师逐渐把这个学院当作“一所有益的和值得称道的保育　
院，一座在弗吉尼亚抵御传染性异教的坚强堡垒”。然而，该学院从来没有　
象它的某些英国创办人期望的那样着重于培养牧师和灌输神学。相反，它成　
为中庸、宽容和世俗的文化即十八世纪弗吉尼亚生活的堡垒。该学院建立之　
后三十年，休·琼斯牧师指出了弗吉尼亚有成就的牧师应具备的条件：　


他们也应当是一些见多识广的人，高于一个英国国教教区牧师所需的起码知识；他们应　

当不限于仅仅认识和了解纯哲学和思辨伦理学，并且不仅应当研究书本，还要对人和实业有所　

研究；他们要举措如绅士，和气，诙谐，而不任性放肆；他们要做优秀的学者，不要当犬儒，　

要做好基督徒，不要显得像斯多噶学派。他们应当不计较小事，以免造成乱子和祸殃。……　


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弗吉尼亚在宗教上不苛刻而断定它缺乏宗教感　
情。宗教本身在弗吉尼亚的领导人中培养了信仰自由和不愿意在神学上锚铣　
必较的气度。圣公会宽容和妥协的精神使这种信仰自由在弗吉尼亚的宗教信　
仰自由法问世前很早就已成了它的宗教制度。幸运的是，早在许许多多异端　
教派与英国国教分离以前，早在十六世纪使英国在宗教上成为奇兽怪物弱肉　
强食之地以前，弗吉尼亚——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旧领地，——就已经自成　
一个社会。即使在十七世纪，弗吉尼亚也还是幸福地远离请教徒时代那种残　
酷的激情和盲目的狂热。而且，在弗吉尼亚有充裕的时间来巩固这种英国国　
教的宽容精神。　
十八世纪晚期考察美国的克雷夫克尔指出：“迫害、傲慢和爱闹矛盾是　
世人共称为宗教的那种东西的食粮。但这些动机在这里已经消除；在欧洲，　
热情受到禁铜，而在这里，热情洋溢，散发到它必须到达的四面八方；在欧　
洲，它是密封着的一点儿火药，而在这里，它在露天燃烧，白白地消耗。”　
中庸经常同冷漠混淆在一起。由于衡量神学的憎恨比衡量上帝之爱容易些，　
所以人们为宗教动辄杀人的时代和民族博得了最笃信宗教的美名。　
我们十分尊崇的宗教自由主义精神的美国守护神就是伟大的弗吉尼亚　
人。无须把这种自由主义精神解释成是出于以某种新的“启蒙”思想取代传　
统的什么愿望。没有教权主义，就不会有反教权主义。在伟大的弗吉尼亚人　
和法国“无神论”与“理性主义”之间划等号的事，多半是在事后很久由蒂　
莫西·德怀特一类神学狂热分子所干的。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体面社会能存在　
于教义多样性之中。但是，弗吉尼亚生活的史实揭穿了冬烘先生们的谎言。　
正是因为许多弗吉尼亚人对共和政体的信仰起源于他们在种植园主贵族政治　
中与绅士自由业主相处的愉快经验，因此在宽泛的弗吉尼亚国教会统治下成　
长起来的人不可能害怕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他们在自己秩序井然的教区里早　
已领略过多样性。　

23．弗吉尼亚公民　


最容易使人误入迷津的是认为弗吉尼亚人是”世界公民”。他们同以后　
的美国领导人一样，喜欢从自己的问题做起。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他们在时空　
上的落脚点。　
如果说今天在我们看来乔治·华盛顿似乎没有特色，那部分是因为我们　
时代的民主偏见使我们看不清他的弗吉尼亚色彩。我们很难使自己相信，我　
国伟大的弗吉尼亚开国元老们是在贵族制、奴隶制和国教的土地上成长起来　
的。有人说，现代美国民主制度一定渊源于十八世纪的某种“民主制度”，　
于是我们就从新英格兰的城镇选民大会（据说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缩影）而不　
从弗吉尼亚的烟草贵族制中去寻找民主制度的种予。但是，历史发展的道路　
朦胧难辨，甚至自相矛盾。难道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贵族引以自豪的独立精神　
不能植根于大种植园和他们的贵族责任感？难道他们不会由于同他们所见的　
周围奴隶制的强烈对比而更珍视他们的个人自由？难道他们的贵族思想习惯　
——他们“好指挥人”和相信他们能代表社会作出判断的习惯——不会有助　
于使他们成为美国革命的领导人？也许革命总是由这样一些人领导的，用霍　
尔姆斯法官的话来说，这些人“靠的是一种贵族的设想：你比他们更了解什　
么对他们有利，对此你不用怀疑”。也许，牢靠的信仰自由植根于一种不太　
冲动的国教的默默宽容之中。　
弗吉尼亚人的确给自己注射过免除所有恶疾的预防针；他们——所有人　
中的极少数——试图一举掌握全部真理，不论是宗教真理，施政的真理还是　
有关社会的真理。他们的经验主义乃至他们的改革精神是在弗吉尼亚的烟草　
地上培育起来的，而不是来自同时代的欧洲泛滥出来的腐蚀性的绝对教条。　
传统主义——一忠于古代英国的办事方式——使之在时间上生了根；地方主　
义一一忠于本教区和本县的习俗以及忠于朋友邻里——使之在空间上生了　
根。上述两种感情（为准确起见，我们应当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