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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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表现出自己的学识，又不揭露出法官的无知和不招致陪审团的猜疑。在马
萨诸塞总督与立法机构的一次论争中，约翰·亚当斯“大量引述”了穆尔报
告，“这是一部法学权威著作，但马萨诸塞未曾有一个人读过”。托马斯·哈
钦森（他任马萨诸塞首席法官已达十余年之久）尽管在法律方面并未受过专
业训练，但他读过的法律书籍还远远超过大多数同僚。亚当斯记录说，甚至
哈钦森都不熟悉这部权威著作，因而“支吾其词地躲避它，他发现最好莫过
于说它是‘科克勋爵杜撰的论证’”。
殖民地极端反职业化思想的喉舌是首席法官塞缪尔·利弗莫尔，他在十
八世纪晚期执掌新罕布什尔的法庭。当时少数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中有一个
抱怨说：“利弗莫尔法官因为自己毫无法律学识，便不喜欢在法庭上受到这
方面的困扰。当韦斯特在一次法律论辩中试图朗读法律书籍时，这个首席法
官问他为何要读这些韦，洁问道：‘是否他认为他和他的同事们知道的不如
那些腐朽虫蛀的旧书本多。’”正是在英国律师推崇严格的判例规则的时代，
利弗莫尔法官在驳回他自己先前曾做出过的一个相反判例的参考方案时说：
“每个桶必须配上它自己的底。”副法官约翰·达德利（职业为农场主兼商
人，是利弗莫尔的同僚）如此告诫一个陪审团：“我们的职责在于依据人和
人之间的常识来对双方进行判决，而不是依据出自柯克或布莱克斯顿（这些
书我从未读过，也不打算去读）的法律诡辩行事。”当博学的杰里迈亚·梅
森提出一份“抗辩韦”（即英国法律申诉中最著名的手段之一）时，达德利
法官讽刺这个外来木语“无疑是律师界用来阻止审判的发明”。
如果美洲律师懂得的法律学识有时不如其英国同行的话，那么有文化的
美洲外行们却懂得较多。某些外行法官，如马萨诸塞的两个首席法官威廉·斯
托顿（1692—1701 年）和塞缪尔·休厄尔（1718—1728 年）等，他们广泛
阅读法律书籍，并不逊于许多当时的英国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博士评论说：
“在我们的各个殖民地，尤其是在新英格兰，人们普遍沉溺于法律辞藻；新
英格兰的一个十分普通的乡下人几乎有资格当一个英国乡间检察官。”
在英国，十八世纪是大规模地实现职业系统化的时代：马修·培根的“节
本”出现于 1736 年，查尔斯·瓦伊纳的著名的法律百科全书（二十三卷）
出现于 1742 至 1753 年，而科明斯的“文摘”则出现于 1762 年。瓦伊纳著
作的巨大成功资助了牛津大学第一个英国法教授席位，它由威廉·布莱克斯
顿担任，并讲授其著名的“评论”。布莱克斯顿的《英国法律评论》（1765
—1769 年），是将杂乱滋蔓的英国法律归纳为一个明白易学的体系所曾做
过的最有抱负也最为成功的努力。不消说，美洲殖民地并未产生出任何伟大
的法律体系或百科全书。它所确实产生的只是数以百计的门外汉、冒牌律师
和半截子律师以及少数法律学识扎实者所作的多种多样，分散驳杂的实际努
力。在美洲殖民地于 1788 年前发表的所有已知的法学著述（约六十种）当
中，没有一种是职业律师适用的专著。相反，它们是《袖珍警官手册》之类
帮助外行从事律师工作的手册。
爱德蒙·伯克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说中有个著名的段落，其中说：“学习
法律如此普遍，这或许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大多数人都读法
律书，所有读过的人都努力获得这门科学的片断知识。”他从美利坚人破除
了律师垄断这一点看出其明白而重要的意义：这样的一种公民是不会容许自
身受到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将通过对其法律权利的共同了解或误解团结起
来。伯克说他从一位出色的书商那里听说，到 1775 年布莱克斯顿的《评论》
在美洲出售的册数已经几乎与在英国一样多，这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
尽管布莱克斯顿将习惯法限制在一个体系之中从而违背了它的精神实
质，但他是为任何有文化者都能掌握其法律传统的庞大纲要提供手段的第一
个人。因此，这种布莱克斯顿热（该书十八和十九世纪在美国多次重版）既
反映了法律知识在美洲之受人欢迎，也反映了其欠缺薄弱。布莱克斯顿之于
美洲法律恰如诺亚·韦伯斯特的蓝皮识字课本之于美洲文化。只要四卷《评
论》在手，任何人，无论多么远离古老的专业的中心，远离法院或立法机构，
都能成为业余律师。对于正在发展的美利坚人，无论其为雄心勃勃的边远地
区居民或是颇有抱负的政治家，布莱克斯顿是天赐神物。美国历史上令人发
噱的事情之一是，一个势利的亲英派高级律师，曾经堆砌华丽的词藻以迎合
年轻的牛律绅士的口味，却成了阿贝·林肯及数以千计类似者的良师。通过
使法律观念和法律术语播及山林原野，布莱克斯顿为造就领导新大陆的自强
不息者作出了很大贡献。
33．法律与政治的融合
在殖民地时期，美洲大概未出现过一个按照严格的英国标准堪称造诣精
湛的律师。美利坚人倾向于成为法律的赞赏者和一知半解者，从来不是它的
高等传播者。他们中没有人能得心应手地从事人为的传播，通晓法庭议案和
现实的诉讼。
然而，甚至缺乏法律书籍和法律培训的专门机构也确实具有某些优越
性。少数适用的书籍（它们有时被过高估价和盲目崇拜），往往被学得烂熟
而精通。杰斐逊的法学造诣奠基于布雷克顿·科克和布莱克斯顿等人的经典
作品之中（他的读书札记表明，他反复阅读了这些书以为己用）。如果他徘
徊于充斥着以往各个时代的杂乱无章的法律学问的图书馆内，倒不如这样做
更能使他了解到广泛的法学要义。例如，从科克勋爵身上，杰斐逊看到的不
仅是一个爱发牢骚的法学家，却还是一个明朗然而中肯的见解的倡导者。“一
个判断力较强的辉格党人从不写作，亦无精深的英国自由派正统学说造诣。
我们当时的律师都是这类辉格党人。”杰斐逊偏爱的是科克，而非“布莱克
斯顿的甜言蜜语的曼斯菲尔德主义”，他认为后者滋长了一种微妙的保守主
义，甚至流传在自称为辉格党的美洲青年律师们中间。杰斐逊对早期盎格鲁
撒克逊式的英国普通法——无论其历史依据如何模糊——的尊崇，为他提供
了实用的法律简明性和重整英国人权利的轮廓。
不止一个聪明的现代律师注意到，参与制订联邦宪法的律师们如何得益
于缺乏书籍这一事实。十九世纪后期最高法院最能干的法官之一米勒法官曾
说，无知是制订出西方国家法律的一个主要因素。据信这位首席法官曾评论
说：“最初的法官们由于所知尚不足以做错事，所以做对了事。”
新大陆有许多法律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或是不存在英国的成例，或是
这些成例在大西洋此岸并不适用。所以，美洲法官大胆地引入了一些一知半
解的原则，或者机智地采用了不太切题的英国法律。这些倾向由于在十八世
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恰好出现了布莱克斯顿的《评论》而得到加强。该书
也使殖民地律师摆脱了自撰法典的危险诱惑。
在美洲的法律知识得到简化并流行起来的同时，法律观念本身取得了一
种新的风格，它将长久影响美利坚法律思想和政治体制。任何习惯法体制都
注意事情是如何形成的，以决定事情应该怎样去做：它尊重正在运转的社会
机器，着重留心其功能，而非着眼于仓促立法或制订法律规章。十分奇怪的
是这种倾向在美洲殖民地得到了加强。专门性的“法律”（曾被学术阶层所
垄断）和各种其他知识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不明确了。
对杰斐逊之类的美利坚人来说，法律似乎与社会上其他各种事物融合在
一起。杰斐逊写了许多信给有抱负的学法律的学生们，告诫他们要取得良好
的普通教育，广泛阅读，不要忽视语言、数学或自然科学。“奠定了这种基
础，你们便可正规地学习法律，兼学一些有助于精通法律的相关的科学。这
类科学主要包括物理学、伦理学、宗教、自然法、纯文学、考证学、修辞学
以及演讲学。兼习几种学科自有益处，因为多样化会开拓思想与视野。”
学院介绍法律问题，不是出于专业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它密切关联着神
学与“哲学”研究。国王学院第一张课程表列举四年级课程为“法律与政府
的主要原理，以及宗教史和世俗史”，不久又设立了自然法教授讲席。杰斐
逊自己的计划（先为威廉与玛丽学院，后为弗吉尼亚大学制订），包括了与
人文主义主题密切有关的广泛的法律研究。北美法律研究的更为广泛的内
容，表明美利坚人对这一职业的观念距离其英国行会背景甚远。埃兹拉·斯
蒂尔校长关于在耶鲁大学设置法律教授讲席的计划（1777 年）对此作了最
好的表述：
法律教授讲席与医学教授讲席同等重要。它确非旨在培养出律师或高等律师，而只是为了造就
平民（公民）。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绅士中，能够从事神学、法律或医学等有学问的职业的
也许不到四分之一，大多数人在完成大学课程以后就回到家乡，与公众打成一片，经营商业或
垦殖自己的种植园。也许其中绝大部分人在其生活中，响应本地区的召唤，参加本州这样或那
棵的民政改革与公共事务。可以断言，值得认真注意的是，在这个知识领域的培养和教育，将
使他们能够成为社会有用的成员，市镇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治安官、议会议员、法官和国会
议员。一个社会拥有许多受到有关权利和自由权知识的良好教育的人，该是多么今人欣慰。这
些知识正在吸引和影响那些没有受过自由教育的人，使他们适于从事公共事业。主要应归功于
我们中间的各个学府，美国才拥有许许多多这样一些人来从事现时的艰苦斗争，这些人具有已
经震惊欧洲并将使我们流芳后世的智慧与宽宏，他们能胜任制定新的政策、建立新的政府形式，
从事美利坚合众国的陆军、海军、政治等部门的公共事务和全部公共管理这一伟大而重要的工
作。……一个由在法律、权利与自由方面训练有素的公民组成的共和国，是不可能被奴役的。
在尔后的年代里，当美国的法律界更为自觉时，它将夸耀“律师”在建
立这个国家及其制度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独立宣言》的五十六位签署者
中有二十五位是“律师”；费城制宪会议的五十五位成员中有三十一位是“律
师”；在首届国会中，二十九名参议员中有十人以及六十五名众议员中有十
七人是“律师”。但是，与普遍的信念相反，这一情形并不表示一个专门化
的需要学问的职业在塑造我们国家中的重要性。美国人的经历尚未培养起对
法律或其他方面的有造诣的专家的敬畏之感。所有美国职业特权的界限都是
模糊不清的。上述情形所确实表明的是美国事务家普遍具有法律才干，还表
明在一个变动不定的美国社会法律与所有其他知识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
的。说杰斐逊是一个职业“律师”，那就简直根本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曾在
乔治·威思门下短期见习而自学成才的律师——杰斐逊的经历！
安德鲁·杰克逊的生涯经典地表达了在美国当律师意味着什么。他在充
当了一个巡回法庭的嘻闹旅行的学徒以及接受爱好交际的约翰·斯托克斯上
校的督导之后，于 1787 年二十岁时，被该庭宣布为“一个道德品质纯洁，
法律知识丰富的人”。
对专门法律知识围墙的这种早期突破，为研究以后几十年间美国政治生
活提供了线索。从对律师的不信任中滋长起一种对法律日益广泛的关注。美
国革命能用法律语言来阐述，是因为这种语言是为文明社会服务的。贯穿于
十九世纪内战和二十世纪新政的美国重大政治争端，是用法律语言来表达的
（是一种是否“合宪法性”的神圣检验），正是因为美国人将可敬的法律框
架视为社会赖以成长的骨骼。将法律的检验如此用于政治，有着一种在非原
始民族中不常见的正在蓄积的自我陶醉。在一个梦想已成为现实的世界上，
社会已然开始使自己的实际形象成为自己所向往的模式。
第八编新大陆的医学
“他们之幸运在于这里很少有医生，仅有
的医生也只运用朴实无华的治疗方法，所
需的药物在本地的树林中多得很。确实，
他们也并无很多病痛，治疗方法人所共知
，并非神秘得要像其他国家的博学者们那
样，今人生厌地将医生作为一项职业。”
罗伯特·贝弗利
34．自然康复和简补的治疗方法
美洲的经历很难激发自然科学方面的伟大业绩。即便在生物科学方面，
殖民地时期也极少理论上的建树。然而在某些科学领域里，美洲生活的天真
简朴，却有着独特的好处；因为这里没有欧洲科学领域里盛行蔓生的生硬教
条。医学——包括药物，即后来所谓的药学或药物学——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在十八世纪，博物学（特别是植物学）和医学是紧密相连的。那时候，
最常用的药物都是植物性的，最重要的植物学论著是“药草纲目”，即对通
常用于治病的植物进行分类，并介绍各种药草的分布、生长情况及其用途。
在欧洲受过训练的医生来到这块长满陌生植物的新大陆时，想要抓住机会作
出些植物学方面的发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就是不从事医学的门外汉也
注意考察美洲的植物，希望为医学知识增添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