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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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明智的（即使是陈旧的）意见以及具体的想法，提供给“学者之高见从不
光临的穷人和愚民的偏僻小屋”。过时的历书保存在那里，以便借此在漫长
的冬天消磨时光，供过夜客人的消遣娱乐，或用作笔记本和帐簿。历书中有
着许多始终适用的忠告、资料和美妙的文辞，因而十多本翻旧了的过时历书
积累起来，便成了偏僻地区的读者经常阅读的材料了。在革命爆发前不久的
年代里，历书传播了最新的政治消息、舆论和论争。
尽管印刷商不出版历书就出不了名，但要得到更多的收入和更好的前程
却要靠报纸。富兰克林有戴维·霍尔曾合伙开设印刷所（1748—1765 年）。
该所的帐簿表明，这个时期最大的—宗收入（占该所总收入百分之六十以上）
来自《宾夕法尼亚报》，其余的收入一半来自公私零星印件的印刷，一半来
自各种出版物，包括《可怜的理查德的历书》。虽然富兰克林的业务规模是
少见的，但上述比例很可能有代表性，即特别着重当前时事的作品，“文学
作品”为数不多。在十八世纪结束以前，一位曾经考察过美国印刷品情况的
英国观察家报告说：
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报纸，无论就智慧、幽默、娱乐和教育
作用来说，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个大陆的每个主要城市都出版一份周报，它们中有的还有一份
或几份日报。
十八世纪的头几十年，当英国的第一批地方报纸出版时，在美洲殖民地
的一些首府里，报纸早已成为人所熟知的事物。到 1730 年，已在四个殖民
地定期出版了七种报纸。到 1800 年，报纸已超过一百八十种。《纽约报或
邮递员周报》夸耀道（1770 年 4 月 16 日）：
千真万确，
报纸是知识的源泉，
是全民族一切时髦话题的来源。
（尽管我们仍尊敬学院。）
啊！如果没有新事物，
这伟大的人民将干些什么？
报纸像一桌宴席，
有些菜对每个客人都适宜；
有的碟子大，有的碟子小，有的味道浓，有的烧得嫩，
大胃口，小肚肠，各自都合适。
十八世纪末，塞缪尔·米勒牧师指出，美国的人口虽然是英国的一半，可是
它每年发行的报纸估计在一千二百万份以上，是英国报纸发行量的三分之二
强。1786 年富兰克林从费城给人写信说：“近来大多数人的阅读时间都用
来看报纸和小型的定期刊物，现在几乎没什么人敢于尝试阅读四开本的大
书。”
美洲报纸这种过早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仅仅是英国正在发生的一些情况
在殖民地的表现而已。不过，它又受许多当地情况的激发，如识字者的增加，
幅员的辽阔，各有其政治新闻的几个首府的存在，以及沿海城市间的竞争。
美国人关于自己阅读习惯所说的话固然有许多是爱国主义的夸大，但有不少
事实可以证实塞缪尔·米勒牧师对 1785 年前后的美国所作的生动描绘：
这里出现了人间前所未有的奇观，甚至地球上任何景象都不能和它比拟。这不仅仅是学者和富
人中出现的景象，也是这伟大的人民的整体所表现出来的奇观。这个社会中即使每天从事劳动
的阶级，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也都能随意经常接触报章杂志，得到有关每一个事件的正式消息，
注意政治进程，讨论公共措施，并因此不断激发自己的求知欲和给自己提供不断取得知识的手
段。可以确切地断言，同一国的人口相比较，像我国现在政治性报刊的数量之大，是前所未有
的。从各方面考虑，这些政治性报刊如此便宜，传播如此广泛，又能如此容易看到，也是前所
未有的。
美洲生活如此变化多端、新颖纷陈、千姿百态，在文字上最能适当地将
它表现出来的当数五花八门、为期短暂的各种报纸。报纸要有用，要同人们
的需要有关，但它不能要求人们长时间地研究或专心阅读；它必须文字漂亮，
但它不能把生活的艺术表达方面与其商业和生产方面分割开来。它必须有
公、私两方面的内容；它必须考虑社会整体，但要着眼于行动和具体事件，
而不是着眼于一般原则。报纸是美洲如何打破一切差别的象征。当时的一位
印刷商说，“报纸已成了把无数知识片断传播给社会各阶级的工具，这些知
识当即提高了公众的才智，加强了他们阅读期刊的兴趣。”
使报纸不至于“文艺”气息太重，最重要的莫过于广告的作用了。广告
把报纸和日常的商业问题联系在一起。艾赛亚·托马斯这位殖民地的印刷商
兼历史学家解释道：“此外，报纸上每天都有关于新书、工程、发明、发现
和技术改良的广告，它们可以很好地用来扩大和启迪公众的思想，在唤起并
保持公众注意力的许多方法中，它是值得一提的方法，而在现代，这种注意
力之宽泛，更是史无前例。”美国的报纸很早就以自己是一种商品而不是正
统观念的鼓吹者自许。当时在法国，罗怕斯庇尔和米拉波各有自己的报纸来
引导各自的选民，但这不是美国的作风。杰斐逊愤怒地否认对维护他的观点
的报纸有什么控制。只是在 1790 年后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报纸
才被一种厉害的党派精神所支配。就美国新闻业的大部分历史来说，美国报
刊的独立性和高质量是与商业精神和公开市场上买主期望货价相当的需要相
联系的。
虽然美洲最早的杂志带有某些地方色彩，可是在日常生活的范围里远没
有报纸来得重要，因为它们在美洲这个舞台上盛行较晚。杂志像书籍一样是
“混合的”文学形式，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娱乐性内容和教导；它在版式、趣
味的持久性以及对印刷商的要求上，都接近书籍。它在美国取得空前的成功
是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事，当时它成了我国文化的一个特点的标志，这个特点
就是虽然不重文学但文化十分普及。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杂志仍然带有文学
界小圈子气息，它就是为他们办的。
直到 1741 年，美国第一份有着连续历史的杂志才开始出版。在革命时
代以前，美洲的杂志为数少，存在的时间短（最长只有三年），而且没有生
气。差不多到十八世纪末，一种能生存、发行面广和有特色的美国杂志才问
世。早期的美洲杂志大多数毫不遮掩地仿效英国的《绅士杂志》和《伦敦杂
志》，正如弗兰克·卢瑟·莫特所说，它们不过是“在殖民地出版的英国杂
志”。它们缺少文学上的创新这一点给人印象深刻；看来它们主要是用剪刀
而不是用笔创作出来的。美洲的期刊有抄袭的习惯，它们的内容至少有四分
之三抄自其他（主要是英国）书籍、小册子、报纸和杂志。在版权制度的实
行使剽窃成为不体面的事情以前，这是一种比较容易的写作方法。
51．为何殖民她的印刷品是保守的
当印刷机、铅字、纸张和油墨必须进口时，当陆上交通很不发达而城市
又很少时，谁也不能在不为政府所知和未经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拥有或运转一
架印刷机。对印刷业的控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在美洲殖民地的最初年代
里更为有效。在这个辽阔的、尚未拓殖的地区，是找不到那些十七世纪里在
英国惹政府当局着急和恼怒的“秘密印刷机”的。
没有一块殖民地有今日公认的“出版自由”。1686 年英国政府在给各
殖民地总督的正式指令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鉴于印刷出版自由在你管辖下的我国上述领地内可能引起的极大不便，你必须下达所有必要的
命令，规定在未首先取得你的特别许可和许可证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备有印刷机以从亭印刷，
也不得即制书籍、小册子或任何印刷品。
只要在十三个殖民地中存在着皇家总督，这种控制就始终是他们的法定职责
之一。虽然要行使这一权力是困难的，或是鲁莽的，但它存在于幕后，必定
使殖民地的印刷商不敢轻举妄动。
报纸能使任何人通过不负责任的指责来兴风作浪，当局对此仍然印象深
刻。欧洲的统治阶级无意放任极易引起轰动的印刷品的印制，正如他们不会
允许擅自制造火药或招募私人武装那样。在美洲是实行出版物控制的，有时
采用这一种方式，有时采用另一种方式，是否需要实行审查制则随事件的进
程而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欧洲那种垄断新闻出版业以巩固社会秩序
的传统观念已成功地移植到美洲沿海地区。美洲的环境，使这种控制比在英
国实施的更为有效。
1639 年至 1763 年间，美洲的出版物有一半以上来自新英格兰，而其中
极大多数是在波士顿及其附近的地方印刷的。因此，马萨诸塞对于印刷出版
的限制是在早期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马萨诸塞的第一家印刷所于 1638 年
建立，此后二十年问并没有一个官方审查机构，但是产量不多的坎布里奇印
刷所没有印过一种会使官员们不快的印刷品。社会内部虽有今端，如安妮·哈
钦森事件或以罗伯特·蔡尔德博士为首提出的法制改革要求，但在马萨诸塞
从未出过支持这些不满者情绪的印刷品。坎布里奇印刷所受哈佛学院院长的
监督。1662 年，马萨诸塞议会由于对一些“共和政治的煽动者”的担心，
通过了一项法令，以“防止印刷所对本殖民地当局的违法和非礼行为”。该
法令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对交付印刷前的全部原稿进行审查。于是，殖民地
时期马萨诸塞的印刷业的历史，就仅仅是以不同形式和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控
制的故事而已。大约在 1685 年以前，审查是严格的，此后四十年就有些放
松。1723 年后，殖民地攻府不再采用付印前审查原稿的控制办法，但它经
常威胁将根据范围广泛的诽谤法提出起诉（偶尔也真的提出起诉），以此来
施加控制。
在英国，这些年里人口的增长、印刷所的增多和自由思想的兴起，使政
府难以实施对印刷业的控制。但是在马萨诸塞，政府仍然有效地控制着印刷
业。因为马萨诸塞是殖民地政府，它是按当地法律行事的，所以英国审查法
中的漏洞（就 1679 年以后一段时期而言），乃至 1695 年英国所有的审查法
全部终止，都未能在美洲方面产生同样的宽容效果。在马萨诸塞海湾，审查
制（即出版前的控制）虽然有所放宽，但仍继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因此，
当美洲第一份正规的报纸——《新闻通讯》于 1705 年 4 月 24 日在波士顿
问世时，它还印有在英国早已废除了的审查制标志，即“准许出版”这个很
能说明问题的词句。总督参事会继续保持一种公认的权利，禁止有所冒犯的
印刷品出版。
对新闻出版的有效控制一直继续到革命年代。1770 年，也就是在马萨
诸塞出现的革命鼓动的早期阶段，英国殖民大臣抱怨殖民地政府未能惩处“煽
动性和诽谤性的出版物”。马萨诸塞的总督参事会答复说，它在宪法范围内
实际上已比英国的上院取得了更多的成就。“为什么不责备英国上院……在
国内不禁止煽动性和诽谤性的出版物呢？如果我们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英
国和我们这儿是五十与一之比。”尽管如此，总督参事会还是打算控告有所
冒犯的印刷商诽谤罪，以表明它没有失责。到革命时期，禁止反对派的出版
物已是一种既定的做法，出版自由没有得到普遍支持，也未确立成为社会的
习惯。因此，当革命精神在波士顿兴起时，激进派用群众恐怖行动来打击那
些敢于捍卫国王和英国议会的作家和印刷商。1778 年马萨诸塞拟订新宪法
时，其中有一项赞成言论出版自由的声明。然而，也许对于这种新制度的明
智性还普遍存在怀疑，因而这项声明词句浮夸、含义不清。独立战争期间，
凡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出版物全都被禁止，实际上没有出版自由。和平到来后，
马萨诸塞的政治领袖们所要求的不是“自由出版”，而是回到“受到严格控
制的”出版业。
例如，约翰·亚当斯一直主张“出版许可证不是自由的证明”。早在 1774
年，英国事业的一个辩护士论证说，革命派关于暴政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形形色色的意见在马萨诸塞都彼允许出版，亚当斯就抱怨这个“可耻的
亲英派的出版许可证”。“世上没有好得不会被人滥用的东西。……当人们
变坏时，出版物可以被用作使他们彻底堕落的工具；现在无人不知，内阁每
天都在利用它增添腐败，认可腐败，使道德彻底沦丧……出版自由只会加速
自由事业的毁灭，而不会促进它。”毫不奇怪，约翰·亚当斯和他那一伙在
马萨诸塞的联邦党头面人物赞成 1798 年的关于处置外侨和煽动叛乱的法
令，他们只担心这些法令不会奏效。亚当斯在二十年后仍然警告说：“要是
人类的状况会有改善的话，哲学家、神学家、立法家、政治家和伦理学家将
会发现出版业的管理是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中最困难、最危险和最重要的问
题。照目前的情况，没有它就不能治理人类，可是现在有了它，也不能治理
人类。”
在殖民地时期的马萨诸塞，一些占据统治地位的牧师，如处于其权势顶
峰时的马瑟兄弟，找到了法律以外的办法来推行他们的准则。1700 年，当
央兑里斯·马瑟写书攻击由本杰明·科尔曼牧师和他的朋友们在该殖民地新
建的一个教会所实行的做法时，被攻击的牧师撰文回击，但为了争取出版，
他不得不把原稿送往纽约。科尔曼在小册予里解释道：“请读者注意，波士
顿的印刷所如此敬畏我们所要答复的作者大人和他的朋友们，以致我们在那
里找不到印刷商来承印下面的文字，这就是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