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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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格会教徒对此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相信：他们的老朋友特拉华族印第安人肯　
定不会大肆杀戮。贵格会教徒通常不愿相信自己的同伙会作恶。他们坚持认　
为印第安人所以不满，一定是由于英国人自己近来对他们采取的不公正对　
待。　


9．贵梧会教徒如何错误估计即第安人　


一个美洲殖民地在政治上是否成功，甚至是否能生存下去，往往取决于　
是否能现实地估计印第安人。但是，贵格会教徒关于印第安人的观点同他们　
对战争的态度一样，不现实、僵化，并且是以关于人性的错误前提为基础的。　
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最好概述，莫过于　1756　年　7　月特拉华族印第安人首领蒂　
杜斯昆在和宾夕法尼亚领导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他手里拿着前不久　
易洛魁族印第安人给他的一串贝壳，上面有个大方块，代表印第安人的土地，　
方块的一边站着个英国人，另一边站着个法国人，都准备夺取这块土地。蒂　
斯杜昆首领恳求宾夕法尼亚人的友谊应表现在担保不再从印第安人那里夺取　
更多的土地。尽管这位首领的叙述过于简单，但他的确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这个殖民地不断增加的西进的人口，就象涨潮的波涛一样涌进了印第安人的　
土地。印第安人的困难再也不能被轻描淡写地当作仅仅是礼仪上的不周、缺　
乏公平对待的准则或唱一下自责的陈词滥调。这儿出现了历史上的重大冲突　
之一：一股威力巨大的力量碰到了一个长期静止不动的物体，要么这股力量　
被挡住，要么不得不搬开这个物体。　
但贵格会教徒不愿这么看问题。他们在宾夕法尼亚这场危机中的政策表　
明，他们惊人地——即使不是全然令人奇怪地——缺乏实际眼光。他们似乎　
根本不了解印第安人的长期问题和利益，就象根本不了解他们与之打交道的　
这些陌生人的性格那样。例如在　1748　年，贵格会教徒控制的议会拒绝为宾　
夕法尼亚的防务拨款，却为印第安人拨款五百英镑，还真诚地希望这笔钱能　
用来“向他们提供有助于维持生计的必需品，培养我们之间的友谊，而不致　
鼓励他们加入战争”。老于世故的贵格会教徒怎么会料不到印第安人的弹药　
不会只用来打熊和鹿？由于他们的判断如此不切实际，致使西部边境的爱尔　
兰和德意志移民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过了若干年，到　1756　年秋天，费　
城的贵格会派议会得到西部大屠杀的消息后，立即着手调查印第安人不满的　
原因。议会没有采取军事防卫措施，反而为较好地管理同印第安人的贸易提　
出一项法案，责成地方长官保证公平对待印第安人，并规定了向他们出售货　
物的价格上限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保障。然而，对于房屋被焚、庄稼被毁、　

　　妻儿被剥取头皮并被虏走的边远地区居民来说，这种值得称道的措施却算不　
　　了什么安慰。　
　　非贵格会派的总督罗伯特·亨特·莫里斯和贵格会派议会之间的政治冲　
　　突表面化了。副总督为了保护领主们，宣称印第安人对领主的不满同大屠杀　
　　毫无关系，真正的麻烦在于贵格会教徒的和平主义，它使这个殖民地处于毫　
　　无防御的境地。与此相对，贵格会派教徒则把所有不幸都归咎于领主们邪恶　
　　的政策。目前在不那么正统的贵格会教徒中有许多追随者的富兰克林持中间　
　　立场，他不反对实行一种比较公正的对印第安人的政策，但要求立即采取军　
　　事防御措施。但是，控制议会的少数十分顽固的贵格会教徒仍不肯稍许背离　
　　其传统的和平主义，尽管整个边境地区可能因此遭殃。　
　　屠杀在继续，恐怖笼罩着宾夕法尼亚西部。凶杀成风，一个个村镇被彻　
　　底捣毁，居民们彼逐出家园。1755　年　11　月　5　日，乔治·史蒂文森从约克写　
　　信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留还是走？大多数人愿意留，但他们既无枪　
　　支，又无弹药。”政府对人们的呼吁概不理睬。“每时每刻都有来自坎伯兰　
　　的一群群逃难者经过乍镇，而附近的居民也涌入本镇，尽管这里毫无防御。”　
　　边境居民遭受印第安人战斧的杀戮，而东部居民则因要养活不断增多的逃难　
　　者亦负担日重。　
　　因此并不奇怪，宾夕法尼亚人已逐渐变得不耐烦了。1755　年　11　月底，　
　　大约三百名陷于绝境的德意志移民从西部来到费城，要求议会有所行动。他　
　　们成功地使议会吓得表示屈从，并通过殖民地代理人向英国枢密院吁清纠正　
　　他们那毫无防御的状况。在这几个月里，贵格会教徒内部出现了一种不断加　
　　深和史无前例的意见分歧，9　月在费城举行的年会拒绝对防务所需的大笔军　
　　事拨款表态，以此来回避争论。许多人都会同意伊斯雷尔·彭伯顿的下列看　
　　法：1755　年夏秋两季的事态已“在我们的一般事务和我们公谊会的内部事　
　　务两方面，造成了比过去七十年更大和更有决定性的变化”。　
　　到　1756　年　7　月，杜肯堡的法军指挥官得意地报告说，他已“成功地破　
　　坏了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这三个邻近的殖民地，驱逐了居民，并　
　　彻底毁灭了从坎伯兰堡一线算起三十里格①宽的地区内的所有居民点……印　
　　第安人的村庄里充斥着各种年龄的男女俘虏。敌人自开战以来的损失远比他　
　　们战败的那天惨重。”　
　　但是，贵格会教徒仍然没有因此而大为震惊，从而认识到他们关于印第　
　　安人的理想观念缺乏根据。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印第安人诸首领有时因饮酒过　
　　量而近于癫狂，但他们对此似乎并不在乎。例如，他们打算于　1756　年　7　月　
　　下旬替其好友蒂杜斯昆转达的一系列矛盾百出的要求，是他在酒力作用下提　
　　出的。然而，不管是出于乐观主义、怜悯还是出于盲目，贵格会教徒不准备　
　　重视这个事实。　
　　伦敦政府的需要以及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政策，使印第安人把宾夕法尼　
　　亚等同于英国的扩张主义和俄亥俄公司之类掠夺土地的企业，尽管宾夕法尼　
　　亚人对此可能是多么地厌恶。印第安人的政治可不是简单的事，对于一个部　
　　落的友好表示，可能被这个部落的敌人视为宣战。例如，宾夕法尼亚在　1742　
　　年同易洛魁人结盟，这就不以它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地介人了易洛魁人和特拉　
　　华人的纠纷，从而为十三年后的乱子播下了祸种。1756　年，贵格会教徒在　



①　里格·长度名，在英、美约为三英里。——译者　

同特拉华人的首领蒂斯杜昆谈判时，竭力要求非贵格会派的总督缔结一项和　
约，但莫里斯总督颇有见识，他知道这样的单独猜和很可能激怒强大的易洛　
魁人。这完全是一件复杂和微妙的事情，靠道德口号和抽象原则是解决不了　
的。　
在印第安人的暴行使殖民地惊恐万状的时刻，如果贵格会教徒不想完全　
丧失民众的支持，他们就必须立即采取某种　主动。他们决意完全站在政府　
之外，甚至以同政府竞争的形式采取这种主动。1756　年　7　月，他们组成了　
“争取以和平方式恢复与保持同印第安人和平相处的友好协会”。他们打算　
通过这个民间协会，在不牺牲原则的情况下和印第安人打交道。尽管用意高　
尚，但在那些危急的日子里，他们在印第安人中间的活动几乎只能被称作胡　
搞乱来。宾夕法尼亚的总督们不管有多么莽撞和无能，至少对印第安人问题　
的性质是看得相当准的。“友好协会”只是进一步搅乱了事情，使印第安人　
不信任那些他们最终将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宾夕法尼亚的统治者，拖延了能　
使殖民地的新移民感到满意的任何安排。　
在　1756　年那难以捉摸的谈判期间，贵格会派教徒曾说服特拉华族印第　
安人指定贵格会派领导人之一伊斯雷尔·彭伯顿为代表，负责在所有印第安　
人事务中同总督交涉。贵格会教徒为这一含糊笼统的信任感到高兴，但对于　
他们代表着谁或代表什么却糊里糊涂。实际上，他们既不能为印第安人、也　
不能为宾夕法尼亚人效劳。他们只是把总督的问题搞复杂了，以至后者威胁　
说，如果他们继续瞎搞，他就要把他们当作国王的敌人对待。　
贵格会教徒迷恋于自己的原则，因而对最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例如，　
1751　年　4　月，他们控制的议会拒绝了该殖民地的领主们帮助建造一个要塞　
的提议，这表明了他们通常的自满情绪。“正如我们一向看到的那样，获得　
印第安人友情的最好办法是诚恳和正直地同他们打交道，任何场合都友好地　
对待他们，特别是赠送实用的礼物，以便适时地帮助他们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因此，我们希望领主们和我们一起置办这些礼物，它们一向那么显著地有助　
于我们边境村落的安全，因而也有助于他们的利益。”甚至在风暴袭击边境　
地区，宾夕法尼亚的西部居民开始由于半个世纪来贵格会教徒对印第安人的　
慷慨和不抵抗而遭受惨祸以后，许多贵格会教徒仍然完全不明白这个问题的　
实际道德含义。这种盲目性的最古怪的例子之一可见于丹尼尔·斯但顿的日　
志。有许多狂热的贵格会巡回传教士向美洲边远地区传播费城年会的要旨，　
斯但顿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他看来，1755　到　1756　年边境地区遭受攻击期间　
被印第安人杀害的贵格会教徒较少，这证明上帝赞同贵格会派的政策。他无　
法否认印第安人是“对这块土地的一种严酷惩罚，但引人注目的是，由于上　
帝的庇佑——这就象一片令人疲惫不堪的土地上有一块巨石的遮蔽——与我　
们同名的人在这场灾难期间遭到虐待的很少很少”。对于贵格会教徒的幸运，　
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解释，尽管这对他们的自命正直不甚恭维，那就是——几　
乎所有贵格会教徒当时都住在这个殖民地的东部，他们同“野蛮残暴的敌人”　
之间远隔着两百英里山岭起伏、河流纵横的地域。　
不管是由于运气、上帝的恩惠或其他什么原因，东部沿海地区的贵格会　
教徒躲过了印第安人的狂暴，但这个事实并未打动富兰克林。在　1756　年　8　
月，他更为关切“我们边境地区的人民继续被屠杀”，并对于迟迟不进行反　
击深感痛心。他以特有的直率断言：“总之，我不信我们在大败印第安人以　
前会取得持久和平。”　

10．引退　


到　1756　年春天，甚至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中的极端顽固分子都开始　
怀疑，他们是否能长时间地照旧在坚持他们宗教原则的同时掌握政府权力。　
早在　1702　年，詹姆斯·洛根就向威廉·佩恩报告：执政“不符合他们的原　
则”，十八世纪前半叶的事态证实了他们的敌人一再重复的指责，即“执政　
与贵格会派宣称的原则绝不相容”。　
在危机时刻，冲突已不再仅仅在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派统治集团和固执　
的伦敦帝国政府之间展开。宾夕法尼亚有三大派互相争斗。一是本杰明·富　
兰克林的大众派，它的成员中包括了开明的贵格会教徒，既反对宗教上的绝　
对教条，也反对寡头制统治。他们提出了一个建立民兵的法案，要求所有人　
都承担军事义务，否则须交纳罚金，而军官由士兵民主选举产生。贵格会教　
徒不一定非得拿起武器，但需要以支付防务费用来助一臂之力。反对宫兰克　
林一派的是贵格会教徒中的极端分子，由拒绝为任何军事目的纳税的伊斯霄　
尔·彭伯顿之类顽固的和平主义者领导。与上述两派相对立的是领主及其总　
督，他们不愿由领主承担理应由贵格会教徒缴纳的费用。他们害怕用民主方　
法选举民兵军官，但也不同情和平主义。　
尽管反对贵格会的情绪不断高涨，该殖民地的非贵格会派人口也在逐渐　
增加，而且历任总督也对贵格会很恼火，但贵格会教徒在　1756　年开始时仍　
然控制着政府。这一年，贵格会教徒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大概不足四分之一，　
但宾夕法尼亚议会的三十六个席位中，他们却占了二十八个。而且，顽固分　
子是其中最有影响和最积极的。　
边境地区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伦敦，反对贵格会派统抬的鼓动大力加强。　
英国政府又一次威胁要采取某种果断措施，如永久取消贵格会教徒在宾夕法　
尼亚担任官职的资格。大西洋两岸的舆论看来都支持这种措施。伦敦年会的　
重要成员约翰·福瑟吉尔博士这样概述了领主们反对贵格会教徒的理由：　


最根本的一点是你们不适于执政。你们接受了我们公众的信托，同时却承认不能履行职责。你　

　　们本该保护人民，现在却不让人民保护自己。难道所流的全部鲜血不会淌在你们门前？难道我　

　　们——他们问道——能坐视这个殖民地放弃给残酷无情的敌人、见危险而不力加拯救？　


若干实际问题的考虑变得重要起来，害怕制订出禁止贵格会教徒担任官职的　
法律、希望通过让非贵格会派人士执政来转嫁有关印弟安人大屠杀的责任、　
期望保留以后重新掌握政权的机会。所有这些考虑都同维护和平主义原则的　
愿望结合在一起。　
伦敦的贵格会教徒敦促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趁着还来得及把对于屠杀　
的责任转嫁给别人的时候，赶快引退。他们在伦敦政府中进行了紧张的幕后　
活动，最后同枢密院院长格兰维尔勋爵达成了一笔交易：如果他使贵格会教　
徒不被取消担任官职的资格，他们就将使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退出殖民地议　
会，约翰·福瑟吉尔博士写信给伊斯雷尔·彭伯顿，说明引退的必要性，而　
费城年会答复说，他们保证尽力劝使教友派教徒在战时不担任官职。这个保　
证并未使伦敦的教友们满意，他们马上派遣两名成员——约翰·亨特和克里　
斯托弗·威尔逊，督促这一诺言的履行，并试图弥合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　

内部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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