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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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三位中国官员的独一无二的权威极大地影响
着中国与西方和解的进程。从60年代末开始对中美关系和解的重新
研讨，到70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初步突破，到70年代末中美全面外
交关系的建立，再到80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再度疏远和重建，他们一
直掌管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决策。其他老资格的官员，特别是极少数
高级军事战略家以及外交部内与周恩来长期共事的少数人员，也都
在幕后对中美关系和解的进程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毛、周及其后的
邓对中国政策拥有最后决定权。
　　1949年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些领导人至高的职权与外交
政策高度集权的特点密切相关。虽然其他人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
程也有贡献，但是很少有人说自己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大政方针”
的制定。比如，在外交与军事事务上，只有毛的名望在他去世后的
10年中仍旧保持着光彩。正如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中
所肯定的那样：
　　　　　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
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
不称霸的重要思想。①
　　看来没有理由对这些评论提出疑问，毛的言行在超过1/4世纪
的时间里主宰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其中包括指导中国与美国关系的
恢复；周的声望在国际上同样很高；而（从某种更具随意性的政治
角度看）邓小平对中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影响也同样是巨大的。
　　而在与美国官员的交往中，每位中国领导人都有自己鲜明的风
格。就中国官员而言，个性与政策问题是合而为一而不是互相排斥
的。因此说，中美关系最初的突破主要取决于亨利基辛格、周恩
来和毛泽东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个人与政治的和谐一致；但是这种
和谐一致却从未在邓小平与基辛格之间得到发展，特别是当中美外
交政策出现分歧的时候更是如此。邓小平明确表示兹比格纽布热
津斯基比赛勒斯万斯好；其部分原因是这两位美国高级外交官的
不同政策倾向，同时也是因为他俩截然不同的个性。从一开始中国
高级官员就注重并着力与美国历届政府中的某一官员建立较密切的
个人关系。如果缺少这种关系，中美关系就会破裂，或进一步恶化。
理查德所罗门抓住了这种个人之间交往的实质：
　　　　　中国人与人打交道的最基本的特点是，首先设法认清外国官员中谁同情他们的事业、
在他们的对手中培养一种友谊和责任感，然后，通过各种计谋来利用这种友谊感、责任感、
自疚感和依赖感以达到他们的目的。①
　　80年代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以后，这种现象在维持关系上就不
常见了。
　　第二个因素是外交决策的不稳定性。尽管极少数官员决定了中
国外交政策策略，但是他们的决定仍要受到中国官僚体制中当时进
行的更为广泛的战略和政治论争的影响。②在关键的外交政策问题上
的意见一致也是与在国内政策问题上的意见一致相关联的。60年代
末、70年代初周的采取积极外交行动的主张是与他重建中国党政机
构的工作密切相关的。而那些对中国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行动
最高兴的人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也最少。③尽管有时难
以看清这种相关联的政策立场，但周和邓在特定情况下的重要政治
地位是明显地影响着他们的外交决策的权能的。
　　这种相关联的特性还表现出了体制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体现
了个人权力之争。官场上有句经典格言：“你的立场取决于你的地
位。”像对美开放这样具有戏剧性的政策变化，对官场上的政治组
合和有限的财富的分配有着实质性的影响。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国
防部长林彪。他的政治权力和对财富的拥有权实际上直接随着中美
关系突破的进展越来越小。关于林彪权势在国内的丧失与毛、周同
美国成功地建立起关系之间的某些联系，将在下文探讨。
　　第三点是个人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不是既定外交政策的明
确一贯性。政策的争论仅仅是中国政治进程中固有的激烈的个人权
力斗争的一种手段。政策上的分歧虽然曾影响过这种权力斗争，但
与政治体制中的宗派倾向相比一般居于次要地位。④这种现象最典型
的事例是70年代初期和中期为继承毛的位子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
管“四人帮”对周、邓以及其他官员的攻击以意识形态为掩护，但
实际上是在毛暮年为争取政治优势而进行的一场重大权力斗争。
　　中国人多次否认派系或权力斗争与外交政策有任何联系。这种
否认反映了中国在审查其国家安全战备问题时所存在的固有的微妙
性与神秘感。如果让人知道主要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有分歧意见，
就会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削弱中国的谈判地位。所以说，“四人
帮”与邓小平之间的斗争完全是个人之间的斗争，并不涉及到全球
战略问题。这似乎有悖于毛、周倡导的地缘政治逻辑。遗憾的是，
毛在与西方发展关系时在国内政治上表现出的反复无常矛盾心理使
中西关系正常化进展甚微。
　　因此，上述三点在不同时期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毛认
识到了与美国建立关系的必要性，从而为中国全球战略制定了新的
方针。毛尽管愈来愈孤独、衰老，但在中国外交事务领域里至高无
上的威望与权威则是毫无异议的。然而这位主席对外交关系的兴趣
愈来愈小了，因为他在考虑过世后会产生的政治反响。周恩来身体
的日益虚弱意味着毛将不会再有可信任的副手来负责中国的外交政
策。因此外交政策便成了邓小平与江青各自领导的敌对集团之间进
行的广泛权力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60年代末那种极度孤立和
仇外状态已经结束，但是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仍在影响着对外关系
的发展。7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与国内敌对势力
之间的互相斗争一直交织在一起。因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
国外交活动时断时续，一直处于探索状态。如果想更全面地了解事
态发展的相互关系，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促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
重新进行战略思考的有关事件。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第41—42页。　　
①　理查德H。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2页。　　
②　参见理查德维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③　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　　
④　卢西恩W。派伊：《中国政治的动力》。　
　
　　　　　
　　　　　
　

通往北京之路　　（1968—1972年）
　　　
　　如前所述，对美开放起因于对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程度的
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断传出有关中国内部对美、苏的看
法的争论情况；①但是北京的领导人似乎在忙于处理当时正在进行的
派系斗争及其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尚无暇对中国的安全状况作出明
确的评估。只是到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们才
注意中国的安全问题，因为当时同时出现了下面三种情况：（1）中
国党政权力机构的重新组建；（2）美国国内不断高涨的厌战情绪预
示着美国将从越南撤军；（3）苏联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不断集结军
队，心怀叵测。
　　（毛提到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问题和中国针对苏联的仇外情绪
引起了苏联的恐慌），苏联1965年初开始在中苏边境加强军事部署。
早在1966年初，中国发言人就注意到了苏联在原来防卫力量较少的
中苏边境的增兵活动。苏联增派地面部队是准备使用的，首先是进
行带有挑衅性的边境巡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随后发表的社会主
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即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使苏联有
可能发动针对中国刚刚起步的核武器研制计划的威胁性的、讨伐性
的军事进攻。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周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开
始将苏联说成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帝国
主义的国家，认为苏联很可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
　　在此情况下，周开始重新考虑在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坚持“两
大敌人”的概念的后果。尽管中国在其声明中仍然强调美苏之间的
所谓“互相勾结”，但是，苏联直接的军事挑衅与美国对中国所造
成的威胁显然是大不一样的。虽然莫斯科不会轻易采取大规模的军
事行动反对中国，但是中苏之间漫长的边境线，使中国极易受到攻
击。1945年的满洲之战，使苏军总参谋部十分熟悉中国境内一些可
能发生战斗的地区的地形。另外，苏联还掌握所有中国武器体系运
作的详尽情况。尽管苏联东部地区远离其军事供给线，但是不久苏
联的后勤供应能力便会得到改善。更为可怕的是，1969年夏苏联人
已在从东欧到中亚一线重新部署了轰炸机。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这些
部署可能是在作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准备。①美国主要依靠其部署在远
离本土几千英里外的空军和海军力量“遏制”中国；而苏联则有其
固有的地理优势，它的军事力量（包括地面部队、空军和核武器）
就部署在苏联本土上，对中国的工业中心和北京新兴的战略武器都
构成了长期的直接威胁。
　　这些潜在的危机导致了1969年冬的边境流血冲突。这次冲突是
因争夺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而发生的。正如第三章所述，3月的敌对
行动很可能是中国方面首先挑起的；中国人似乎想不仅是在口头上、
而且要在行动上警告苏联的军事集结所造成的危险。然而，苏联方
面随后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和莫斯科苏军总参谋部的公开警告，使
大规模毁灭性的冲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8月末，在新疆发生的争端
以及苏联官员私下做出的有关可能对中国发动惩罚性战争的不祥暗
示，表明情况越来越糟。北京的官员看来是真的担心莫斯科会发动
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了。
　　中国对苏联军事、政治压力的不断升级主要做出了以下三点反
应：（1）在近期，通过与苏联直接谈判以控制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的危险；（2）从长远考虑，在不过分惹恼莫斯科的前提下于中苏边
境部署大批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3）主动积极从事政治、外交活
动，包括直接向华盛顿作出某种表示。这三方面的工作在同时进行，
然而第三条，也许是最关键的一条“腿”却行动得最为缓慢。
　　1969年夏是中国最有可能受到苏联突然袭击的时期，但是直到
1971年春末，北京才明确表示准备接受美国的高层使者。为什么时
间拖得这么长？首先，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对中国想重新改善与美
国关系的最初表示没有迅速作出反应。1968年11月26日，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准备来年2月底恢复与美国在华沙的大使级谈
判。更重要的是，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有兴趣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但60年代中期以来中
国对美国的政策中却缺乏这一点）的基础上与华盛顿达成协议。尼
克松新政府虽然同意了北京提出的谈判时间，但是尼克松总统原先
的对华看法减少了中美关系近期改善的可能性。1969年1月24日，
中国一位低级外交官在荷兰寻求政治避难；中国为此提出了抗议，
但是一直等到2月18日（预定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前两天）才宣布不
参加谈判。一直到1970年1月华沙谈判才得以恢复。
　　尽管中国寻求中美和解的意向比较明显，但是美国对中国最初
的和解表示却未能积极响应，从而妨碍了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
二中全会提出的积极外交政策的实施。①10月19日，中国打破了对
美越巴黎和谈长达5个月的沉默，第一次含蓄地声明支持美越通过
和谈结束战争。11月底，北京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七届
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其中有段引人注目的话是：“我们不应当怕麻
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
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此外，
北京将美国描绘成一副孤独、衰败的景象，并发表了尼克松宣誓就
职的演说词以资证明。
　　然而1月底，毛自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第一次公开露了面。中
国高层领导人的大型聚会表明上层可能存在着紧张状态；这种紧张
状态可能是国内外事态发展造成的。当中国取消即将开始的中美华
沙谈判时，它的外交政策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外交人员的叛逃
被说成是“美国政府精心策划的严重反华事件”，尼克松与林登约
翰逊被视为“一丘之貉”。对美国的评价重又强调了美苏“勾结”；
而这一点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是不怎么提了的。所有这些都
表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所倡导的强硬外交政策的特性。随着
1969年初中苏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中国外交政策短暂的缓和趋势
停止了。中国越来越立足于战争了，其突出表现是沿中苏边境集结
军事力量。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开始认真地在内部对中国的战略
和外交政策做出广泛的重新评估。①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及其亲信
完全控制了军事指挥部门，实际上在中国国防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上
取代了其他几位尚健在的元帅。最大的牺牲者是陈毅，他是外交部
长，是周恩来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之一。他虽然受到了冲击，但仍是
中国军事事务上的一个骨干。1968年后期，国内政治有了一定程度
的稳定，中国外交政策又开始趋于正常。中苏边境冲突爆发以后，
周恩来立即将能起主要政治、战略作用的陈毅放到真正能起积极作
用的位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