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骗你-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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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而高人们却总疑心作家有什么不良居心；普通百姓赞赏作家犀利的笔锋，而高人们却偏说作家在玩味某些消极东西；普通百姓知道小说同社会调查报告是有区别的，而高人们则批评有些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普通百姓同高人的区别还可随便列出很多。普通百姓和高人，该相信谁呢？因为有位伟人有时候说少数服从多数，有时候又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文学有对与错之分吗？我想没有。但是文学有优劣，分高下。普通百姓看问题，往往只用常识作判断，而不会应用什么高深学理去论证。通常情况下，评判文学，常识就够了。可是某些高人，也许学富五车，却往往无视常识。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不怀疑这些高人的智慧，却怀疑他们的良心，至少怀疑他们的诚实。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百姓欢迎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现在中国更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伪现实主义多么无聊？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中国如果只剩下“准风月谈”和“高科技文学”会是多么有害？
“高科技文学”是我刚刚发明的一个名词。我的文学的概念是浅显的而不是深奥的，是可为街谈巷议的而不是放在试管里作研究的，是适合大多数普通人阅读的而不是为了去领某项诺贝尔科技发明奖的。可是，我注意到有人正试图把文学弄成高科技。不是一般的高科技，而是尖端科技。只要有人说，你的大作我看不懂，那些高明得自以为像爱因斯坦的作家就高兴了，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笑容里自然还有对无知群氓的嘲讽。有些文艺理论家通常要标榜自己站在理论最前沿，自然要替“高科技文学”摇旗呐喊。于是，在某些高雅的小圈子里，“高科技文学”就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玩“高科技文学”的那些人，只要有人同他说现实主义，他就会怪笑。他们眼里，现实主义太老土，太原始，太不尖端。可是，他们其实“念念不忘”的仍是现实主义：他们就像刚孵活的小鸡，拼命想挣脱现实主义的蛋壳；他们就像幻化成人的狐狸精，时时留神自己不要露出现实主义的尾巴；他们就像男人变性做了女人，总担心自己嘴上长出现实主义的胡须。哪怕他们的文学真的“高科技”了，现实主义仍是他们终身与之顽强战斗的假想敌。
我的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是：“高科技文学”拼着老命想要远远地跑到现实生活之外（其实谁也做不到）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像卡尔维诺说的，文学仅仅只是为了减轻生活的重量吗？倘若果真如此，用得着作家们费这么大的力气吗？我们可以找副扑克玩算命游戏，我们可以猜谜语讲浑段子，我们可以钻进电游室同美国三军鏖战，我们如果口袋充实还可以醉生梦死。
我想，文学本质上是良心，而不是玩具，尽管有时候它看上去很好玩。比方《唐吉诃德》、比方《好兵帅克》、甚至比方《西游记》，它们某种意义上将永远是人类的精神玩具。我随便说到的这几部小说，理论家们也许会将它们归到不同的主义里去，我却认为它们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的。而优秀的实现主义作家，多少都会有些唐吉诃德的的勇武、好兵帅克的天真、齐天大圣的顽皮。正因为他们的勇武、天真和顽皮，文学才永远不至于丧尽天良。
不知装帧尚可的《卡尔维诺文集》销路如何？如果为着这套书热卖而炒作，也是无可厚非的但犯不着那么多人自作多情地装高明，似乎谁再现实主义就丢人，谁不卡尔维诺就寒伧。
没法结局——《结局或开始》创作谈
《结局或开始》是我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朝夕之间》的最后一章。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绵密厚重。《朝夕之间》好像自然生成的一种植物：近七年间，我先后写了六个相互关联的中篇小说，《头发白了》、《秋风庭院》、《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和《结局或开始》。这些中篇我每写完一部，下一部似乎就在暗自生长了。我必须接着写出下一部，心里才安妥。编辑成《朝夕之间》，我通读一遍，几乎有些吃惊。原来内在气脉、情节铺陈、人物呼应，竟浑然天成。很多读者是看过其中一些篇目的，如今合成长篇出版，读
者仍是喜欢。
我的书近几年好像颇受读者青睐，以至盗版书和盗名书猖獗于市。书有人看，自是作家的快乐。可我心里常觉不安：为什么人们喜欢看我的小说？也许因为很多本该结局的故事不肯结局，而不应开始的故事天天重新开始吧。
《结局或开始》写的正是这种无奈。我们正在飞快地老去，而时间似乎凝固着。今天同昨天没区别，明天同今天差不多。解放鞋换成了牛皮鞋，中山装换成了西服，吉普车换成了奔驰，但上演的还是老把戏。新的语汇层出不穷，而日新月异的语言材料演绎的却是一成不变的古老逻辑。新的语汇粉饰着生活，似乎我们已经改天换地；可透过话语魔障，破译出的仍是千年皇历。
我曾经将千百年流变日新却一脉相承的官场游戏定义为“官场亚文化”，即一种如影随形地潜伏在官场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下的现实逻辑和实用规则。中国的传统是书必须堂而皇之，而官场亚文化免不了蝇营狗苟之类，于是尚未见有专门的论著研究之。但这却是真正左右官场和官人的秘笈。官场偏又是个重实用而轻理念的场所，尽管有时候有些理念被宣扬得至高无上。我偏执于《结局或开始》之类题材的写作，只因我曾经厕身同样的生活环境，而我天生的习惯就是喜欢寻根究底。有些事情不管被人弄得如何冠冕堂皇，我总禁不住要捅破那层纸看个究竟。我不太安分做个皮影戏的看客，喜欢跑到后台看别人怎么操纵。糟糕的是我每次跑到后台看看，见到的总是那些伎俩，大不了只是换换演员或道具而已。于是现实总是在封闭的圈子里轮回，不见有大的进化。没有叫人欣慰的结局，也没有真正新的开始，这是令人沮丧的。
我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感情极其复杂，有恨、有爱、有悲悯。中国官场毕竟是精英荟萃之所，当然其中也有丑陋的物种，他们构成奇特的社会生态圈，主宰着芸芸众生。生活并没有给我太多的乐观，但生活毕竟需要希望。于是我在关隐达身上寄予颇多。正如一位论者评论的，关隐达这个人物正如他的名字，包含着隐与达的矛盾。作为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才子，他本能地会追求一种隐的生活美感；而血性男儿的功业抱负必然又使他向往着达。达与隐不可兼得。这就使得关隐达在官场中总是陷入一种尴尬。现实智慧终于让关隐达在达与隐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然而，无论是隐是达，都不可能是关隐达的自主选择。他的命运沉浮主宰在一只看不见的手里。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就能在无可奈何的喟叹中顺应那只手的操纵。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调整好自己在这只巨掌中的姿势而已。这是一个叫我心头隐隐作痛的人物，就像自己的兄弟，我期盼着他仕途顺畅，然而心里早就知道他的官场命运不会太好。可我最后还是让他有了个看似不错的结局，他意外地被人民代表推上市长位置。我不惜破坏真实逻辑，因为我知道从处级干部是不可能连越两级登上市长宝座的。但我固执地用所谓艺术真实的经典教义安慰自己，硬着头皮如此写了。我祈望这不仅仅只是艺术真实。
故事本不用编的——《编个故事》创作谈
王小波有句话，我听了背膛发寒。他说中国是发生小说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比小说更精彩的故事天天都在发生，哪用作家们去编？拙作《编个故事》，本想荒唐地编来，却都不是玩话。
都说电脑的操作知识是“二进制”，“会”或是“不会”。官场更多的却是“一进制”，只能说“是”。比方说在领导面前，你若总是说“不是”，准没好果子吃。我天生就是个
“领导观念”极为淡薄的人，人们司空见惯的所谓“尊重领导”，我就颇为质疑。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阔，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了说，尊重领导，骨子里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当初我侧身官场，在所谓领导面前，我可以服从他们，却不一定尊重他们。想赢得我的尊重，得看他们自己的德行。
我们平头百姓，只是官场的看客，奈它不得的。官场该如何时便如何，且不去管它。只是这社会的角角落落，如果也越看越像官场，麻烦就大了。举个例子，机关或学校食堂大师傅卖菜，手持菜勺总是抖个不停，你若是他的熟人，手立马不抖了；又比如，公共车的售票员，见了熟人居然非常慷慨，不要他买票。食堂大师傅和公共车售票员手中的权力实在小得可怜，却也能以权谋私。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城市里的所谓“穴居族”（寄身城市地下管道或废井的流浪汉）的报道，发现这群人的内部结构、游戏规则竟同官场惊人地相似：有拉帮结派，有勾心斗角，有吹牛拍马，有请客送礼，甚至还有个人崇拜。
那么，我看到大桥下面修车的师傅，自然会想到官场了。况且师傅又那么像官员，口才出奇地好，戴着眼镜，留着大背头，居然还气宇轩昂。天下很多官员同大桥下面的那位修车师傅，只要换一下行头，保证看不出谁是谁。
我自然知道，这些都只能是我的迂腐之论。生活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行进，没谁有工夫同你讲道理。作家们也不必管有没有人同你讲道理，写自己的小说吧。但如果作家以为自己的创作可以发挥多大的功用，甚至匡时济世，那又迂了。小说就是小说。
关于《夜郎西》——《夜郎西》创作谈
每发一篇小说，总有些很好的朋友问我：听到什么反响了吗？朋友们的所谓反响，说得含混，我也只好含混地笑笑。哪能指望一篇小说一定得有什么反响？我从来没这么自恋。不过去年的《今夕何夕》，偶有官场外的人看到了，就说写得太真实，也太骇人了；而官场里面的人看了则不以为然，说现实比我的小说更骇人，我写得有些“小巫见大巫”。其实，不管大巫小巫，我想都有写的必要。
然而《夜郎西》中的关隐达则不是诸如此般的巫类。他算是比较正派、廉洁、敬业的官员，所以群众拥护他。但他并不是完美的，如果不在宣传上作些技术处理，就把他作为先进典型推出去让大家学习，显然是不行的。他的确不含不占，但他多半想到自己正背时倒运，凡事小心些好；他同下级相处融洽，但到底有些笼络人心的意思；他处理个别干部时显得正气凛然，私下却想借此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最终向腐败发起了进攻，但却是万不得已的义愤之举，他原本打算大家相安无事，好让自己有个平稳的工作环境。可是，中国的老百姓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当官的只要稍微做些好事，或者比别人表现得稍微好些，或者只要不干坏事，百姓就会当你是父母官，就会送顶青天大老爷的帽子给你。再加上近几十年，老百姓早让“高大全”的官员形象倒尽了胃口，他们评价官员的标准早世俗化了，已经十分通达。你有些缺点，他们能够容忍。只要你做得不算太坏，他们并不苛求你。如今在中国做清官，生活上也许清苦些，但百姓从心里拥戴你。关隐达是群众心目中的清官，人民代表就把上级意图抛在一边，选他当了县长。中国人所说的青史留名，我想并不是指载入那发了黄的线装书，而是让百姓代代口碑相传。
关隐达是否就是个成功者呢？人民代表推举他当了县长，但他的当选是不合组织意图的，上面事实上不承认他。他的县长当得太艰难了，就连向地委领导汇报工作的机会都难得轮上。面对官场宠大的动作机器，他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隐达又不算个成功者，因为官场上评价人成功的标准，就是看你是否官运亨通，是否青云直上。总之，把你一辈子的努力换算成官阶来衡量，这是很叫人无奈的。
这里就有两个标准了：一个是人民的标准，一个官场本身的标准。人民的标准在现世往往显得微不足道，但他属于历史，它的评价是永恒的。官场的标准在现世却是绝对权威，但它的评价总需历史再作审视，不少被官场标准推为极显极贵者，让人民或历史的标准重新评价之后就成了大奸大恶。无奈人民的标准总是滞后的，因此历史便总是在后悔。勿庸置疑，这种后悔的代价是沉重的。
有种批评，说是太贴近生活的小说，是新闻式写作，没什么文学价值。我的文学观很陈旧，始终不明白文学为什么要疏远生活。还有一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可那些专司新闻的媒体，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布下迷魂阵的，那么小说真能起到新闻的效果，倒也是功德无量。我便以为批评别人小说是新闻式写作，实在也是一种抬举。
拿她们如何是好
——读许丽晴小说集《冬雪无忌》
如果手里有一面魔镜，我们可以照见许丽晴小说里的女主角前世都是精灵，衣香鬓影，仙袂飘飘，乘着轻盈的白云直往天上飞升。然而她们不幸误投凡胎，错降尘世。她们的裙裾上牢牢地绑上了沉重的沙袋：谋生与事业，丈夫和孩子，责任及爱情。她们虽然仍保持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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