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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有人骗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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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些迂,冷眼旁观着,怀疑出版此等文集有何意义。想起读旧书,说到某人生平,会详述历任何官,官至几品何职,有何著作行世。想这位官员大概也想身后人们知道他著有《某某文集》。时间会发酵,年月越久远,有些东西就越醇香。一百年之后,这位官员的后人会骄傲地说起,显祖某公,当过方面大员,晚年入京做官,出版有《某某文集》。而那时此类文集注定早已失传,某公家谱里也只有存目而已,这位显祖就越发神武。后人不知道祖上出过何等重要著作,会十分遗憾;越是遗憾,越会“慎终追远”。
  大凡文人都珍爱自己的文章。小年轻发了豆腐块处女作,会细心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那是心血啊!某公因文章反正不是自己写的,不曾有切肤之痛,随手就丢了。待后来想起还可出出文集,好歹可以挣些稿费,便让旧时手下找去。稿费不会很多,印上两万册,除去印刷费,剩得的全归自己,哪怕不完税,最多也只落得个十几万。虽只是个小钱,可是这钱不赚白不赚,何必斯文?何况自己只需个创意,事事都有人代劳,就连票子都不须自己去数,何乐而不为?难怪有阵子大报小报鼓吹“点子经济”,原来创意如此值钱!
  鄙人十七年公职勾当,写的尽是《某公文集》那类文章。起初年轻,这些文章尽管署着别人的名字,毕竟又是自己的血汗,就细心收藏着,以为纪念。在某县干了整整八年,等要调离了,翻出替人捉刀之旧作,也足有半麻袋。当时,我忽然感觉到某种虚无,觉得留着这些文章很可笑的。便叫来收破烂的,当废纸卖了。记得共卖得三块钱。那拾荒老妇递给我三叠数好的毛票子。当时正是盛暑,便嘱同事拿去买西瓜吃。稍候,同事抱来西瓜,笑道:每叠票子只有九毛。原来我被那位朴素老妇用最朴素的手段骗去了三毛。我拊掌而笑,仿某伟人句式说:智慧总是掌握在群众手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事后每想起此事,总免不了暗自幽默:自己八年心血,只值二块七毛钱!

  权也拳哉

  儿子读书粗心,总写别字,权拳不分,权力写作拳力,权利成了拳利,拳头错作权头。我屡作纠正,他仍似懂非懂。后来我偶然想起些事情,发觉儿子的别字真错得有些意思。是不是生活中一些很常识的事情让他权拳错觉,也未可知。
  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还应记得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青年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左手夹着雨伞,右手握成铁拳。我记得小学学过一篇说明文,课文题目与油画同题,文章
  对毛泽东那拳头作了重点描述。看看后来的历史,似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就是这拳头的某种艺术意向的延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似乎也是这拳头的演进。
  到了“文化大革命”,有一幅宣传画很常见:一个硕大无比的拳头下面压着地富反坏右。我记得当时画艺再低劣的画师或画匠,画出的拳头都一律的坚强有力,而拳头下的牛鬼蛇神们正因为作画者技艺粗糙而不堪入目。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的打砸抢在很多地方就成了政权的天职,政权彻底沦落为“政拳”。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分子”,所以看着拳头下面那个戴眼镜的“右派”作痛苦状,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似乎那就是我的父亲,尽管他并不戴眼镜。
  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我还老听说农村干部为抓计划生育、催收上交款而去农民家抄家,发现拳头仍是很多机关部门的重要工具。报载,一位农民,仅仅因为将《人民日报》和当地报刊上登载过的国家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搜集起来,在群众中间宣传,就被当地政府认为有罪,抓了起来,殴打致残。有位在当地乡政府吃过苦头的农民向我哭诉道:那些当书记、当乡长的,他们也是农民的儿子,却跑到我们这里来欺负农民,他们自己的父老乡亲在家里也受着他们一样的农民儿子的欺负!
  一个冬夜,中央某新闻单位驻某省记者站的站长约见我,专门同我说起基层干部欺压农民的事情。他说的是桩桩血案,听了令人心酸。这位年轻人就因为不愿放弃自己的良知,写了很多“内参”上报真实情况,而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我只是默然地听他讲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第2部分



  第四辑 不可思议

  一道论述题

  有个顺口溜,说的是官员进党校:学习学习,休息休息,密西密西,联系联系。此说偏颇,大谬不然。看看某官员做的一道哲学论述题,自然会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一道很传统的题目,想必领导干部都做过的:请联系实际,简论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
  有位官员答题如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所谓物质,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客观存在,比如洋房、汽车、女人、钞票等等。所谓精神,就是指物质作用于人的感观系统所产生的相应反映,比如满足、舒服、自在、快意等等。对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不同回答,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唯心主义的错误在于夸大精神的作用,将其凌驾于物质之上。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对唯心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成语中的“画饼充饥”、“黄粱美梦”等,就形象地说明了唯心主义是多么幼稚可笑。没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哪来巨大的精神满足?试问画饼真能充饥吗?美梦醒来不依然是一枕黄粱吗?一位伟人说过,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古人有云,食色,性也。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就通俗地说明了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所谓吃饭,指的就是指摄取物质;而第一件大事,也就是讲的第一性。食色,也是物质;性,即本性,意思也就是人们第一位的需要。
  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和精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众所周知,吃饱喝足之后,亦即猎取大量物质之后,就会产生惬意、兴奋等一系列精神反应。同样,当人们拥有花园洋房和名牌轿车等大量物质之后,相应的精神反应就是做了人上人,浑身飘飘然。俗话说,饱暖思淫欲,此乃物质享受转化为精神需求的极典型极深刻的例证。相反,精神亦能反作用于物质。显然,当人们萌发精神欲望时,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动力,并最终拥有大量物质。这已是被广泛证明了的不争之事实,亦是人们一再实践着的普遍规律,不用赘述。最后,精神依附于物质而存在,物质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比方说,任何人本身都是物质的,即碳水化合物;同时,依附其上的特殊地位、职权等等就是精神的东西。这种情况下,物质和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既能获取大量自身之外的物质,又能释放巨大的精神能量,包括提高自身精神质量(获取更高的地位,谋取更大职权等)、为别的物质体(亦即别人)创造更多精神收益(亦即地位、职权等)。
  需要补充的是,唯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过分强调信仰、道德、立场等等精神范畴的作用,忽视物质对人的巨大推动力。所以我们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少谈些主义,多弄些物质。
  评语:论点明确,论据确凿,论证有力,论述清晰。优。

  政府可以打瞌睡

  往日在政府机关公干,经常听人感叹:真不想再干了,哪怕不下海,就算给企业当当顾问也好。发此感叹者,必是肩负一官半职、多少握有尺寸之权、自我感觉非常之好。
  我闻得此言,嘴上不便多说,心里却忍不住暗笑。这类官人,不仅假作淡泊之相,而且有些忘乎所以。他们真以为自己是神仙,只消他动动嘴皮子,稍加点化,企业就会财源滚滚。他们平日也许到企业做过所谓调查研究,或是在自己办公室里听取过企业汇报,他们煞有
  介事地说上几点意见,企业头头们都是如沐甘霖的样子;于是,他们就飘飘然了,总以为自己的指示无比正确。其实,这不过是场面上的逢场作戏,当真不得的。
  企业家们非常明白,官员们大而无当的指示,莫说有害,至少无益。谁真傻得按政府官员的瞎指挥去办企业,只有死路一条。记得当初参加政府官员的决策会,常听首长们口口声声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结果提出的具体措施完全是老皇历,比方派工作队进驻企业,真把政府官员当天官天将了,似乎只要他们一下凡,如观音菩萨般拿出宝瓶洒几滴甘露,企业便逢凶化吉了,便遇难呈祥了。政府官员如此英明,何不干脆让他们直接去办企业呢?
  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今的官员们曾经都是书生,至少大学毕业,硕士、博士也不少。他们原本并非“百无一用”,而是学有专长,可一旦在政府机关打磨些时日,大脑内存就只剩几句官话了。久而久之,百无一用。一海归博士自京师来,相约叙话。饭局间,博士每每说自己是学者,而非官员。常人说自己是学者,有骄狂之嫌;官员说自己是学者,则谦虚了。暗中有个逻辑:官员谦虚,便成学者。可见,官员到底比学者高级。席间难免论及有关人事,但凡说到某某官员,博士必说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吃过饭。其实,我觉得此君更愿意我们把他看作官员。于是想起一位前辈的调皮话,套用之:此博士必定在官人面前作学者状,在学人面前摆官员谱。此类书生,纵使出身哈佛、牛津,也枉然了。
  听说最近派了些政府官员去美国进修,倘若得法,实乃善举。不知他们是去人家企业,还是去政府机关?我想他们应去美国的政府机关,看看人家政府是怎样办事的。他们不妨学学美国式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不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绞尽脑汁替任何经济法人想点子。政府只做自己该做的事,别狗咬耗子。有句话虽极而言之,却颇有道理:政府打瞌睡,经济就发展。

  不可思议

  耳闻目睹很多荒唐事,见怪不怪。能忍就忍,忍不住就在茶余饭后说说;今天实在手痒,写篇短文,随意列举几桩。
  报载,某人才招聘市场,求职大学生纷纷填写《入党志愿书》。原来,据说很多用人单位愿意招聘党员学生。新闻是讲究导向的,我不明白这条新闻想说明什么问题。战争年代,有战士在枪林弹雨中火线入党。听说这种党员的党性,成色最足,差不多是三个九的纯金。
  后来很多艰苦条件下的突击入党,都沿用着火线入党的说法。人才招聘市场上的入党,该叫什么入党呢?难道叫饭碗入党?这种叫法自然准确,却与共产党的宗旨相违背。共产党员需是先人后己的,可是这些饭碗入党的人,却在同普通群众争饭碗。又据说,新闻都是有新闻内幕或新闻背景的,我不知道这条饭碗入党的新闻背后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果是有关部门特意在人才招聘市场现场发展党员,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有年北京“两会”,某日本朋友来长沙访问我,说他永远弄不清中国的十万个为什么。因问其故,他说在机场、车站乃至别的服务场所都贴上了“两会代表、委员优先”的标语。这位日本朋友纳闷的是:“两会”代表、委员,应是人民中间的优秀分子,他们应处处让普通群众优先,怎么自己倒要优先呢?我说,他们得赶去开会,参政议政,很是重要,耽误不得。日本朋友说,普通群众的工作比他们开会更重要。比方说吧,耽搁了电厂工人的工作,开会就得黑灯瞎火;耽搁了自来水厂工人的工作,他们开会时大小便就没水冲厕所;耽搁了厨师的工作,他们开完会就得饿肚皮。我闻之哑然失语。
  意识是有形态的。可我长到这么大,从来还没有见到个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也许正是看不见摸不着,就方便某些专门人士故弄玄虚。意识形态也就被研究得五花八门。拿意识形态吓人,是项伟大的发明。此玩意儿之所以具有杀伤力,全在其虚无缥缈。看不见的东西总是很吓人的,比方鬼怪。据说新加坡政府提倡优雅的文化、创造优雅的生活,我闻之心有戚戚。所谓优雅的文化和优雅的生活,用不着拿什么伟大的理论去阐述,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却是最务实和最人性的。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总听人说向领导汇报思想。可我见到的却是有些人到领导那里讲假话、拍马屁或打小报告。我便一直拒绝向任何人汇报思想。思想谁见过?没谁看见过。所以汇报思想的时候,便可以顺着领导的意图,随心所欲地捧出自己的思想。而领导需要的思想,无非是看你对他是否俯首贴耳。即便是这种玩意儿的思想汇报,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事了。如今似乎不太流行思想汇报一说,革命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既然汇报思想,不管讲真话讲假话,总得讲得堂而皇之。比方说:领导哪,您是最廉洁的,我一定向您学习,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可是,你分明刚送了个红包给领导,这些话怎么说得出口呢?不是拿领导开涮吗?所以,下级去领导那里,不再是汇报思想,而是句流行的广东话:搞掂。

  所谓德政

  某市高层英明决策:推行德政。我闻之愕然。人类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居然还煞有介事地提出要推行德政!设若暴秦时代,秦二世幡然觉悟了,提出德政大计,那就是先进举措。可如今都什么时候了?还把所谓德政当作新花样,自诩为伟大创举,这几乎就像今天恩准人们出门可以穿衣服一样,荒唐可笑。
  某市的德政都是些什么呢?无非是安居工程、城市亮化工程、小区美化工程、街道整治
  工程、供水工程、供电工程等等,都被冠以德政工程。似乎不搞德政,老百姓就不要衣食住行,就不过日子了。嚷着要搞德政的人,也许并不懂得古人德政之真义,只是想从字面上赋于新意,即所谓时代特色。这时代特色也许被人在大会小会上阐述得博大深远,又被机关秀才们整理出的文件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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