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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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广大地区做群众工作。一九四八年冬也是在这个地区过年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我奉中央命令离开西北前线，去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未开完，毛主席即令我去帮助指挥进攻太原。得手后，大约四月中旬，中央将华北野战军十八、十九两兵团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我即将十八、十九兵团带去西北。去中央开会及打太原来往共用去三个月时间。
　　五月下旬返回西北前线。部队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十八、十九兵团到西安平原时，巩固了西安、咸阳两城。经过了一次扶战役，消灭胡宗南四个军，结束了胡宗南在西北十二年的统治，解放了宝鸡。十八兵团留守宝鸡，对付胡宗南退汉中残部。十九兵团随第一野战军西征，在兰州进行了一次恶战，全歼了马继援军。八月二十五日解放了兰州，九月五日解放了西宁。十九兵团单独消灭马鸿逵三个旅，马鸿宾五个团。一九四九年九月，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十月初（大约五六号）我到酒泉，同新疆派来的陶峙岳谈判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三月份，当我军撤离延安时，全国解放区均处于战略防御；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这一年中，全国各解放区均先后转入进攻，这个变化是多么大啊！由放弃延安到瓦子街战役胜利是一年零十八天，由瓦子街胜利到攻克兰州，是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内，解放全国领土五分之二（包括新疆），打了二十次旅以上的战斗，至于团以下的小战斗，就没有去计算它了。只有人民的武装斗争，才能解放人民自己。
　　西北解放战争时间共是两年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不到四年。全国以一与四的对比，战胜了优势的敌人，解放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把世界革命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两次错误和一条宝贵经验


　　　我在西北战场有过两次错误，和取得一条宝贵经验。
　　第一次错误，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下旬，打下清涧，活捉了蒋部师长廖昂后。陕北气候寒冷，部队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战斗，应该就在清涧、延长线进行整训，不要再练。如不再打榆林，新式整军可以多搞一个半月，成绩会更大些。我在作战指挥上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满足于已得胜利；但求之过急，就变成了缺点，而且屡戒屡犯，不易　改正。第二次打榆林，只是想到中央在米脂、绥德一带不　安全，打下榆林就放心了，未考虑其他方面。
　　第二次错误是在瓦子街战役大胜后。进占陇东、邠州，截断了西兰公路之后，应当集结兵力，进行休整，争取教育瓦子街战斗中的大批俘虏。但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争时间。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产生了轻敌思想。结果胡宗南采取了异常迅速的手段，从延安、主要是从河南调集最大的兵力，和青海马继援部一起向我夹击。我撤出宝鸡后，搞得很疲劳；因为过度疲劳，使本来可以歼灭之敌而未能歼灭。这样的教训在我的战斗生活中，过去就有几次，但都没有这次深刻。过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而且往往发生于连续大胜之后。这就是骄傲，但当时还会得到一定的群众支持。
　　一条宝贵经验是新式整军，已在前面叙述了，不再重复。



　　注　释

　　〔81〕伪“国大”，指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在南京单独召开的“国民大会”。这一分裂的、独裁的“国民大会”，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第十四章　抗美援朝
（一九五0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七月）
　　　　　　　　　　出兵援朝


　　一九五○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后，四日午，北京突然派来飞机，令我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当日午后四点左右到达北京中南海，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听别的同志告我，当毛主席让大家着重摆摆出兵的不利情况以后，主席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把主席的一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第二天下午，中央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我讲了几句：“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散会后在南海畔，有人向我说：“看来还不服老哟！”


　　　　　　　　　　第一次战役


　　一九五○年十月十八日黄昏时，我随志愿军第一批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十九日晨到拉古哨电站，二十日晨到达北镇西北之小山沟。当时，敌乘汽车、坦克追击，先头一部已抵鸭绿江。二十一日晨我四十军之某师通过北镇不远，即与李承晚伪军遭遇。第一次战役是一个不期遭遇战，我立即改变原先行军部署，利用我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打退美伪军的追击，立稳了足跟。二十五日即胜利结束了第一次战役。美、英军和伪军利用机械化迅即退至清川江与德川地区集结，构筑野战工事，我们未跟踪猛追，因为仅消灭伪军六七个营和美军一小部，还没有消灭敌之主力，敌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构筑工事亦快，主要是坦克部队，已交织成防御体系。以志愿军现在技术装备去向敌军进行阵地战，是不利的，甚至可能打一个败仗。


　　　　　　　　　　第二次战役


　　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战术。我以小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而我主力控制在北镇东西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在离敌进攻出发地三十公里左右，隐蔽构筑反击阵地。十一月中旬×日，麦克阿瑟〔82〕坐飞机侦察，其总部又对所属广播：“要加紧准备，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我军判断敌即将进攻，一切准备就绪。十一月二十日前后，敌向我猛烈进攻，我按上述部署作战。以小部队节节抗击，引敌进攻。待敌进至云山、龟城线我预定战场反击阵地前沿，时近黄昏，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又是一天疲劳之时，以小部插入敌军后方，我兵力、火力预先适当配备，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阵，用手榴弹、刺刀与敌短兵混战，使敌优势火力不能发挥，我军奋勇冲杀，打得敌军人仰马翻，车辆横七竖八，阻塞于途。此种打法，敌军未见过，也是出敌不意，是我争取第二次战役胜利的正确战术方针，舍此没有第二种好办法。
　　此役胜利很大，报销了敌军汽车六千辆以上，坦克、炮车千数百辆。但这些装备，被敌大量凝固汽油弹所烧毁，故缴获只是小部。敌军狼奔豕突，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


　　　　　　　　　　第三次战役


　　在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即乘胜追击，至十二月中旬，我已隐蔽接近三八线。经过严密侦察，做好各种攻击准备，乘一九五一年元旦前夕（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一举突破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敌逐至三七线。
　　敌改变计划，从日本和国内抽调之新生兵力，共约四个师，集结洛东江预设防线，从欧洲抽调老兵补充；从东线咸镜方面撤退之兵力，亦集结于洛东江；机械化部队每天只退三十公里，恰是我军一夜行程。敌军一切一切在诱我攻坚，待我军疲惫消耗，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断我军归路。
　　志愿军入朝后，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又值严冬，历时三个月，既无空军，又缺高射炮掩护，敌人利用飞机轰炸，长射程大炮昼夜轰击，我在白天根本不能通行，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想见。运输线延长，供应非常困难。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这时，我已有三个军进入汉江以南，接近三七线；主力位于汉江以北三八线及以南地区休整待机，构筑工事，以防敌反攻，并准备长期作战。


　　　　　　　　　　第四次战役


　　我军进至三七线（水原一线），即行停止攻击。敌见诱我深入洛东江预设坚固阵地不成，于一月下旬举行反攻，我集结五个军举行迎击。此役消灭敌军约两个师，大部分是李伪军，小部分是法、比、卢森堡混合部队，约两千人左右；美军只一个多营。但把敌反攻打退了。一九五一年二三月间利用短暂的几天时间（来回七天）回到北京，向主席报告了朝鲜战况和请示战略方针，说明朝鲜战争不能速胜，须在二月十五号以前将汉江南岸背水之五十军，撤回北岸。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第五次战役


　　敌积极诱我军深入洛东江失败后，于二月中旬大举向北进攻。我采取节节抗击，艰苦战斗，经过约四十天，敌推进到三八线。我在西线举行反攻，把敌打回汉城附近。这是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但敌不再放弃汉城了，在东线进至三八线，敌亦不撤退，向汉城摆成梯阶队形。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部共同组织力量将东线之敌打退。有一个军进得过远（接近三七线），接济不上，粮食异常困难，撤回时很疲劳；还有六十军之一个师，在转移时，部署不周，遭敌机和机械化兵团包围袭击，损失三千人。这是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所遭受的损失，也是全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次损失。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敌我双方兵力都在百万。没有消灭美军一个团的建制，只消灭一个营的建制有六七处；消灭伪军一个师，其余消灭的都是不成建制的。一般包围美军一个团，全部歼灭要两天时间，原因是我军技术装备太落后，他的空军和地面机械化部队拼命救援。全歼美军一个整团，一人也未跑掉，只在第二次战役中有过一次，其余都是消灭营的建制多。一般夜晚包围不能歼灭时，第二天白天他就有办法救援出去。在这时毛主席来了一个电报，指示对美军作战的口不能张得太大，必须采取敲牛皮糖的办法，一点一点去敲。这个办法很好，但需要有一过渡办法，使阵地稳固起来。站不稳脚就无法去敲别人。由第四次到第五次战役结束，经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敌军也就相当疲劳了；我军阵地已开始形成，并逐渐巩固起来，地面防御战转变为地下固守防御战。在作战形式上，我方进一步构筑坑道纵深工事，沿着“三八线”逐步完成。坑道工事的加强，敌攻不破我阵地，（上甘岭阵地的出现即是一例）使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均被挫败。我集中兵力可以有选择、有准备地攻破敌阵地，学会了既利用坑道工事为掩护进行防御战，又利用坑道工事进行阵地进攻战。构筑稳固的阵地战，在一九五一年夏秋出现了，对敌军进行主席指示的“敲牛皮糖”战术开始了。即集中最大限度的火力、兵力，做好隐蔽进攻阵地，每次歼灭敌一部，大多是敌一个营。打了不少这样的歼灭仗，每月大概打四五次，集中起来就不少了，而且真正学会了阵地攻坚战。最后一次阵地突破战，是停战前一夜（一九五三年七月下旬某夜），我方以四个军一夜突破敌人二十五公里纵深的坑道工事体系，消灭伪军四个师大部，美军一个重炮团。我们打出了这样一套阵地积极防御的新战术，即劣势装备的我军，进攻敌阵地时，能攻得破；防御时，能守得住；能攻能守，掌握战场主动。这是革命军队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此战胜利，迫使敌方联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克拉克和他的僚属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说来，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
　　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是丰富的。在完全没有空军掩护下的后方勤务工作，其经验也是宝贵的。在反细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