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狂人刘文典-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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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大校内宣传新思想最为积极的是《新青年》和新潮社。新潮社是北大第一个学生社团，〃五四运动〃天安门广场大游行就是由这个社团的骨干成员组织的。新潮社由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于1918年年底发起成立，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师长的鼎力支持。新潮社，顾名思义，〃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
旧派人物当然也不甘落后。1919年1月26日，北大六位教员、数十位学生，在刘师培家中商量成立国故月刊社，〃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刘师培与黄侃担任编辑部总编辑。
作为刘师培早年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刘文典没有参与国故月刊社的活动。由于在日本留学，以及为《新青年》、《新中国》等杂志撰稿的经历，刘文典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对国外经典科学书籍的翻译上。1919年前后，他就先后翻译了德国哲学家赫凯尔的《生命论》、《宇宙之谜》，日本学者丘浅次郎的《人类之夸大狂》、《人类之将来》等著作或文章。
第5节：朋友胡适之（2）
虽然在北大开的就是〃秦汉诸子〃、〃汉魏六朝文〃等国文课程，但在〃整理国故〃这个问题上，刘文典更倾向于新派学人胡适的观点。1919年8月，胡适在给新潮社骨干社员毛子水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胡适并不反对整理国故，但强调要用科学的精神去整理。
这个观点，与刘师培等人将国故当做国粹保存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在胡适看来，〃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1 。这是胡适第一次正式将〃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并对之寄寓〃再造文明〃的厚望，其实现的逻辑顺序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1922年3月21日，北大成立《国学季刊》编辑部，胡适为邀集人，担任主任编辑，其编辑部成员有：胡适、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马幼渔、朱希祖、李守常、单不庵、刘叔雅、郑奠、王伯祥。在此之前，北大出版委员会曾打算编辑出版《北京大学月刊》，并计划出版〃国故丛书〃、〃国故小丛书〃。后来，又决定改变计划，改出《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和《社会科学季刊》等四种季刊。
应胡适的邀请，刘文典直接参与了《国学季刊》的工作。〃这是一本研究国学的刊物，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版面是由左向右横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标点。在当时的确使人耳目一新。〃 2 这本杂志的创刊号于1923年1月与社会公众见面。
《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是由胡适撰写的，这篇文章带给刘文典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冲击力。胡适开篇就抨击了一些人的悲观情绪，他说，〃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究竟有怎样的得失呢？在《发刊宣言》中，胡适作了简明扼要且切中肯綮的总结，对自明末到当时的汉学研究成果逐一盘点。他认为，成绩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整理古书，二是发现古书，三是发现古物。而缺点又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是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有鉴于此，胡适提出了他自己关于〃整理国故〃的三大途径：一是扩大研究的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系统阐述与理论开发。
读了胡适的《发刊宣言》，刘文典顿时心生感慨：〃都说胡适之学识渊博、视野宽广，果不其然！〃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很多言论，可算是说到他心坎里去了，比如在谈到〃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时，胡适写道：
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它们的是非。
第6节：朋友胡适之（3）
更让刘文典感到钦佩的是胡适关于〃比较研究〃的论点。前面说过，刘文典曾高度赞赏过胡适的中西学术沟通能力。比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胡适就在〃导言〃中专门提到〃比较研究〃的意义：〃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但是我虽用西洋哲学作参考资料，并不以为中国古代也有某种学说，便可以自夸自喜。做历史的人，千万不可存一毫主观的成见，须知东西的学术思想的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这一次，在〃整理国故〃的问题上，胡适再次提出了比较资料的重要作用：
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例如一个〃之〃字，古人说来说去，总不明白；现在我们懂得西洋文法学上的术语，只须说某种〃之〃是内动词（由是而之焉），某种是介词（贼夫人之子），某种是指物形容词（之子于归），某种是代名词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爱之能勿劳乎），就都明白分明了。
这与刘文典在《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中所表达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在日常进行国学研究的过程中，刘文典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比如他早先曾在管子的《水地篇》读到一段话，〃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刘文典发现，这和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所说的大致不差。泰勒斯相信世间只有一种基本物质……水，而且认为地球是在球形的宇宙中的水上漂浮着。综合两人的观点，刘文典得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哲学研究新结论：上古的思想家都觉得这万汇纷纭的世界，总有个共通的本原，看那〃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的水，是一切生物所少不了的，因此都把水看成了〃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
如今，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新思考，豁然打开了刘文典的学术视野。
忍不住偷吃荤腥
大约从1920年年初开始，刘文典将治学方向定位于古籍校勘上。
这是他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尽管自己很年轻就进了北大，当上了预科教授，并且一直积极参与学校事务，但在很多大儒名家的眼里，刘文典最大的本事只不过是会作写骈体文罢了，〃我之做过校勘的功夫，素来无人晓得〃。
据刘文典的学生吴进仁说，让刘文典决意从事古籍校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想尽快在北大新旧两派人物面前证明自己。刘文典对于〃北大怪杰〃辜鸿铭的嘲弄，一直记忆犹新。
辜鸿铭的鄙夷撞击着刘文典年轻的自尊心。而刘文典后来在北大逐渐衍生的〃怀才不遇〃的情绪，更坚定了他想尽快〃出名〃的决心。1921年，他给胡适写信，诉说这种内心的愤懑：〃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第7节：朋友胡适之（4）
〃弃之无异敝屣〃，当然只是一时的气话。那时候，他拿五级教授的薪水，每月两百银元，相当于今人民币一万两千元。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这应该说都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可一旦看到与自己同时进校，甚至晚些进校的同事都已经拿得比自己高，刘文典的心里难免有些情绪，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不出名'的人的苦处〃。
要证明自己，就要拿出〃硬功夫〃。刘文典对于翻译一直有很浓的兴趣，但在大学里，翻译又算不上厚重学问。四方环顾，刘文典决定〃从有代表性的文献着手，沉下去，认认真真地校好一部书，再校与此书有关联的若干部书，从而上下联贯，左右横通〃3。经过比较，他选定秦汉诸子作为校勘研究的主攻方向，而且一出手就是比较难弄的《淮南子》。
刘文典的这一计划得到了胡适的鼎力支持。1923年胡适特意拟订了〃整理国故计划〃，初步选定的人中有马幼渔、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等，开出三十六种整理书目，并将各书的整理工作落实到人。刘文典计划整理的《淮南子》被胡适列为北大〃国故丛书〃的第一种，并承诺为其作序，可见其重视程度。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集合门客编撰的一部哲学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淮南子》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近现代只流传内二十一篇。全书体系比较庞杂，糅杂了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的思想，主要倾向于道家，突出〃道〃和〃气〃。由于汉代中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本书几乎被丢进了废纸篓内，无人问津。到了近代，该书已是文意变迁、传写讹夺，成了一部〃比先秦诸子还要难弄〃的〃硬骨头〃。其间虽有清代王念孙、俞樾、孙诒让、陶方琦等学者先后整理，但正如胡适所说，〃然诸家所记，多散见杂记中，学者罕得遍读；其有单行之本，亦皆仅举断句，不载全文，殊不便于初学〃。而在当时最流行的本子，竟还是一百五十年前清朝学者庄逵吉校注的。
从一开始，刘文典就意识到〃整理国故〃要拓宽视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一味考证，而要在综合各种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集解〃，〃注重丛书的意旨、内容、写法的分析，从文意、文法、字词的比较中去判断是非优劣〃。刘文典本来就是个〃版本癖〃，在市面上遇到古籍的好版本，总是不惜重金购买。校勘《淮南子》之初，既要购买体现前人梳理校注水平的各种善本，又要购买保存了大量散佚残缺文章的类书，还要雇人抄写，实在花费不小，〃曾经和梦麟先生商量，在学校里借了两回钱，一次二百，一次四百〃，相当于他三个月的薪水。
由于曾受到国学大师刘师培、章太炎等严格的学术训练，刘文典对于校勘之学的严谨态度十分看重，没有一分甚至几分证据，决不敢轻易下结论。他平时在课堂上常跟学生说，〃每部古籍，都有一个传抄、刊印的过程，长的几千年，短的数十年，错误实在难于避免。托名伪作的、篡改古籍的不乏其人。看不出问题，真伪不分，曲为解说，就要谬种流传，贻笑大方。搞校勘，须精通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要有广博的文化、历史、名物制度的知识，版本、目录之学也得认真研究〃4 。
做《淮南子》校勘，刘文典就是抱着这种不敢〃贻笑大方〃的心态去进行的。这一切，胡适都看在了眼里，他后来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叔雅初从事此书，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子》原文或许（许慎）、高（高诱）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辑成之后，则熟读之，皆使成诵；然后其原书，一一注出其所自出，然后比较其文字之异同。其无异文者，则舍之；其文异者，或订其得失，或存而不论；其可推知为许慎注者，则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计《御览》一书，已逾千条；《文选注》中，亦五六百条。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可以说，这是对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研究状态的执中之论。
第8节：朋友胡适之（5）
校勘《淮南子》，免不了要查阅《道藏》典籍。《道藏》是道教经典、论述、符篆、科仪、法术和文献（包括山志、纪传、图谱等）的总汇，凡是与道教有关的，都有可能被收入。庄逵吉校注的本子就以前人整理过的《道藏》本为底本。刘文典打听到，北京最大的道教庙宇……白云观里珍藏有明朝正统年间刊印的一部《道藏》，共五千三百五十卷，是研究道教的珍贵文献。于是，他通过朋友的帮忙，住进了白云观。
校书的日子是枯燥且清苦的。刘文典一向主张，校勘古籍不可凭孤证下结论，两证可以立议，三证方可定论。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吐露了自己点校《淮南子》的惴惴情怀：〃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正因为抱着这种态度，刘文典在白云观一待就是几个月，足不出户，潜心翻检《道藏》，偶有〃惊喜〃。经常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以致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养息了半年才渐渐好转。据说，在白云观期间，由于日子实在太清苦，有一次刘文典忍不住了，趁着道士们不注意，偷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