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是一指流砂:张爱玲文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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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着一身鹅黄色旗袍，亭亭玉立，京腔京调，执礼甚恭，令周瘦鹃眼前一亮。案头香炉里隐隐地燃着紫罗兰香，袅袅漫起的一缕青烟，令满屋暗香袭袭。周瘦鹃接过“两炉香”的书稿，仅是题目，就令他深感别致，接下去的开始，更令他欲罢不能。“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当晚，周瘦鹃挑灯细品，对文章里描写的“奇幻的境界”击案叫绝。“草坪的一角，栽了一颗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外墙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糅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周瘦鹃素来喜好养花、赏花。张爱玲对花的描写和感悟，竟令他自愧不如。
　　　　他在编辑例言里写道：“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Maugham（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摘自文汇出版社。《周瘦鹃文集》）尔后，他求证于张爱玲，张爱玲对他的判断“表示心悦神服”。（摘自文汇出版社。《周瘦鹃文集》）张爱玲也有讨巧的小心思，她特意告诉周瘦鹃，她的母亲和姑姑都是他的忠实读者，母亲更是为他哀情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凄婉的命运，伤心落泪，还曾写信给他，请求他不要安排如此悲惨的结局。
　　　　周瘦鹃听了，虽已不记得此事，但也甚感有趣，非常高兴。
　　　　周瘦鹃在文坛上是出了名的赏花、惜花之人，对张爱玲精致绮丽的小说，他怎肯放过，他甘为张爱玲做嫁衣，他要把这“两炉香”在《紫罗兰》上点燃，让它的奇香在沦陷后乏味、发霉、浑浊的空气中，熏香四溢、惊绝袅绕。
　　　　《紫罗兰》因种种原因，停刊了一段时间，近期正准备复刊，周瘦鹃亟须一些耳目一新的文章在复刊后发表，以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张爱玲的“两炉香”可以说来的正是时候，仿佛是送给《紫罗兰》复刊的一份厚礼。
　　　　不久，《紫罗兰》复刊，第一期就刊登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接着第二期又刊登了《沉香屑第二炉香》。周瘦鹃在第一期的编辑例言《写在紫罗兰前头》，用超过一半的篇幅隆重介绍了张爱玲及她的小说。他写道：“如今我郑重地发表了《沉香屑》，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所谓上等华人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摘自文汇出版社。《周瘦鹃文集》）他对张爱玲的才情也大加赞赏，他说：“……张女士又拿出一份在《二十世纪》杂志中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国的生活与服装》来送给我，所有妇女新旧服装的插图，也都是她自己画的。我约略一读，就觉得她英文的高明，而画笔也十分生动，不由得不深深地佩服她的天才。”（摘自文汇出版社。《周瘦鹃文集》）“两炉香”飘逸着“霉绿斑斑”的衰颓冷漠与“橙红色的花”的艳丽世故，诡异地交织着，在香港异域的陌生里升腾出新奇的故事。在奢华的堕落中，恁是把结痂的伤口一片片残忍地剥开，渗出淋漓的鲜血。小说用古典雅韵的笔调，描现代都市的奇俗，洞察人情世故之深刻、之冷漠、之奇特，着实令人惊叹。
　　　　小说一问世，就在文坛凋零的大上海逆风飞扬，立刻赢得了满堂彩。一时间，张爱玲声名大噪，像一颗璀璨的星星，在沉郁的夜空闪亮耀眼，风光无限。她传奇的一生，也从此登场，一发不可收。正如柯灵所说：“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摘自台北业强出版社。柯灵。《隔海拜年》）张爱玲是《紫罗兰》上盛开的奇葩。此时的她，年仅22　岁，刚刚脱去局促与娇羞。还未来得及浸染尘埃与雾气，就沐浴在成功的雨露与阳光里，开得惊艳，放得灿烂。仿佛整个世界都弥漫着她的奇香，整个世界都在为她喝彩！
　　　　年年底，张爱玲当之无愧地登上了上海文坛的顶峰，与苏青、潘柳黛、关露齐名，成为了当时大上海红得发紫的女作家。
　　　　出名要趁早作家李碧华说：“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李碧华。《绿腰》）张爱玲也寂寞得恐怖，只有凄美的文字与她做伴。她要出名，要轰轰烈烈，要灼灼大红，要华丽的光环，令她的人生熠熠辉耀。或许，唯其如此，文坛才会不那么寂寞。
　　　　这位出生没落、陈腐贵族大家庭的女孩，家学渊博。在散发着霉绿、阴冷、书香、怪异还有点西化的旧宅里，她孤独寂寞、郁郁寡欢。
　　　　似懂非懂的书籍、文字，是她喜爱的玩伴，懵懂间启发着她的天资才情。从小她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梦想，和超乎年龄的才智。她三岁时会背唐诗，　七岁时懂写小说，“从九岁时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八岁我要梳爱司头，　十岁我要穿高跟鞋，　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　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十四岁时她写《摩登红楼梦》，中学时，她的奋斗目标就是超过林语堂，她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了一系列习作：小说《牛》、《霸王别姬》，散文《迟暮》、《秋雨》和一些评论文章。遣词造句，老练圆通，令她在中学时就小有名气，才华初露端倪。
　　　　作家是张爱玲绚丽的梦想，这个梦也近乎残酷。张爱玲1940　年在《西风》杂志征文比赛的获奖作品《天才梦》里的告白，有些俏皮怪癖，也有一些早慧和隐痛。她的生命本就是矛盾的：不堪与美好交织，无法剥离，只能同时享受。“天才”于张爱玲而言，是一枚带着毒的糖果。甜美又痛苦，让她无法割舍，又无法安心享用。
　　　　张爱玲非常喜欢上海，自称“到底是上海人”。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我为上海人写一本香港传奇……写它们的时候，　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上海是令张爱玲痛彻心扉的地方，　也是令她辉煌灿烂的地方。
　　　　在这里，她清高桀骜、跋扈自恋，对自己的文采自信满满。她深深地懂得：“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或许她并不清楚破坏是什么，但她内心的危机感和惘然的威胁所产生的及时行乐和功利意识，无时无刻不牵绊着她，使她迫切地想要出名，要出人头地、大红大紫。对于她来说，出名就意味着名誉、地位、金钱、自由、喜悦……这些都是她想要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
　　　　她说：“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的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她时常想象她出名的情景，她对自己的出名似乎冥冥之中早有憬悟，她后来写道：“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　………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　’……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年，张爱玲的“两炉香”《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在《紫罗兰》杂志上连续发表，立刻在上海文坛引起了轰动，赢得了满堂叫彩。舆论的煽风点火，杂志的猛烈吹捧，加上她显赫的家族背景和诡异的个性、才情……一时间，都成了上海街头巷尾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张爱玲“一夜间红遍上海”，（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声名大噪。年少时魂牵的梦想，在芳华正茂的岁月实现，她终于出名了，终于快乐了，终于痛快地快乐了。
　　　　虽然她外表依旧保持着素有的冷漠，但内心却狂喜着，这滋味，她是懂的，她曾坦率地说：“狂喜的人，我还能想象得出他们的心理；你们这种谦逊得过分的人，我简直没法了解！”（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成名后的张爱玲，社会活动、荣誉、稿约如雪片般铺天盖地、纷至沓来。走在大街小巷，身后不时传来崇拜她的年轻女学生狂热的呼叫：“张爱玲、张爱玲……”一个外国绅士围在她身后转来转去，可怜巴巴地想得到她的签名又不好意思开口，　炎樱还误以为他是乞丐。
　　　　炎樱后来抱怨：“从前疯狂的事情现在都不便做了，譬如我们喜欢某一个店里的栗子粉蛋糕，一个店里的奶油松饼，另一家的咖啡，就不能买了糕和饼带到咖啡店里去吃，因为要被认出，我们也不愿人家想着我们是太古怪或者是太小气地逃避捐税，所以至多只能吃着蛋糕，幻想着饼和咖啡；然后吃着饼，回忆到蛋糕，做着咖啡梦；最后一面啜着咖啡，一面冥想着蛋糕与饼。”　从炎樱的抱怨，不难想象张爱玲当时在上海是何等的“倾国倾城”。
　　　　出名后的风光，　令张爱玲原本就孤芳自赏的本性愈发孤傲不驯。她说：“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也许就因为要成全这个“主人”，“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登上了人生最辉煌的巅峰。
　　　　张爱玲一边享受着成名的快乐，一边倾其所能，毫无保留地将才华奉献给上海文坛。她“密集出击”，（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佳作如雪，连篇而至，篇篇精彩。她触笔精致、奇崛幽丽、苍凉冷艳，把对旧式家族的讨伐、对战争风雨的洗礼、对人性本质的嘲讽、对爱情畸形的解剖……以她另类而怪异的手法，淋漓尽致地挥洒在作品里。顷刻间，她的文章几乎占领了上海所有最知名、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紫罗兰》、《万象》、《杂志》、《古今》等。
　　　　不到一年的时间，她一生中，最杰出、最重要的作品也相继抛出。小说有《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琉璃瓦》、《连环套》（连载未完）、《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散文有《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童言无忌》、《自己的文章》、《中国人的宗教》、《炎樱语录》等。其中《金锁记》更使她成为文坛的风云人物。
　　　　着名翻译家、艺术理论家傅雷，向来孤高傲世、目下无尘，但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也不禁怦然心动，推崇备至。他说那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美之作”，（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余斌。《张爱玲传》）他确信《金锁记》是对过去文坛流行趋势偏颇的“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余斌。《张爱玲传》）他对张爱玲“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余斌。《张爱玲传》）的赞赏溢于言表：“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余斌。《张爱玲传》）对于张爱玲作品里的流弊和缺陷，　傅雷也尖锐地提出了批评：“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结果，竟成了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和趣味，　仿佛就在花花絮絮的方块字的堆砌物上……一种题材，一种内容，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去适应。所以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心灵探险史，往往就是和技巧的战斗史……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也扯不到张爱玲女士的身上。”（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出手不凡的才华，还引起了当时其他进步学者和文学前辈的注意，如柯灵、郑振铎、夏丏尊、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苏青等。一方面，他们为这个才华横溢的文学新人的出现备感欣喜；另一方面，也为张爱玲担忧。当时的沦陷区，环境复杂，清浊难分，像张爱玲这样红得发紫又涉世未深的女孩，极有可能被他人利用，误入歧途。柯灵曾诚恳地对她说：“以你之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望你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
　　　　可是，此时的张爱玲，早已是恣情放任，听不进任何不和谐的声音。在她早慧的心里，早就固执地认为生命是仓促的，一闪即逝，所有的辉煌与华丽都将成为过去，最靠得住的只有现实的存在，她要趁热打铁，继续她惊世骇俗的璀璨，她要“痛快地去享用，去欢快，去成功和出名”。（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她我行我素地写着自己的文字，去实现她的绚烂。
　　　　年到1945　年，短短两年，张爱玲如天女散花一般任凭旷世才情在天地间恣意飞扬！　成就了出名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