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传-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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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杰克逊比约克那帕塔法标准化而没有个性，不是神秘王国的城市，但是太现代化太一般化，没有历史性。第三段楔子“监狱”（未能完全忘情）
回到杰弗逊和约克那帕塔法的故事，再次出现许多熟悉的名字和熟悉的动机，中心插曲把我们带回到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判刑的女孩在牢房窗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西西莉亚·法默）和日期（1861 年4 月16 日），这是反抗的表示，是不甘泯灭的表示。这一行动不仅和南西·麦尼戈有联系，也和福克纳的艺术家定义有联系。艺术家深知人生短促，“迟早要穿过泯灭之墙”，但决心“留下刻痕”在墙上。
福克纳把这些散文视为其后各幕的有机组成部分，后来还说过，它们是必要的，使作品产生“配器的对位效果”，提供一点玄机。使“简单生硬的对白显得针锋相对”。但是，除了这些目的外，它们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楔子无法上演；第二，
楔子的修辞比戏剧正文强烈。
如果说第二个问题要到1951 年9 月21 日剧本出版时才发觉，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当时便知道的。福克纳写完《修女安魂曲》时，已“厌倦了笔和纸”，打算整个夏天去饲弄马和庄稼。结果，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和秋天的一部分时间在纽约和波士顿，想把这部作品改得可以让路丝·福特上演。后来，他委托别人改编；最后，这部戏在十几个国家上演，包括德国（1956）、西班牙（1956）、法国（1956）和希腊（1957）、当然还有英国和美国。法文本由阿尔贝·加缪（2） 翻译，法国人在这部程式化的悲剧中看到一些法国戏剧中的熟悉因素，反应十分热烈。但是1959
年最后在纽约上演时，演期短而没有特点，有负于福克纳和琼·威廉斯偶尔分享、与路丝·福特分享了数年的美梦。
福克纳放下《修女安魂曲》，回到牛律，打算完成那部“大书”，下午种田、划船或骑马，上午设法创作。但是心中仍惦着琼·威廉斯，因此玩也乏味，工作则几无可能。不久，连自己也怀疑会不会写完已开始的书。他写情给琼说，“我这么老了，不该想念一个23 岁的女孩子……活到这把年纪，应该不害相思病了。但愿自己是在养精蓄锐准备从新开始”。他等待僵局打破，但是落空，他不仅烦躁不安，而且不顾安危。1952 年2 月一次，3 月又一次从马背上摔下来。第二次腰伤久久不愈。他等得不耐烦，4 月去欧洲。
先在斯德哥尔摩访问埃尔泽·荣松，后去巴黎访问莫尼克·萨洛蒙、她的丈夫和新生婴儿。他力求散心，仍不得安宁。多次摔伤，腰痛难熬，把威士忌当药喝后，不仅使他更加虚弱乏力，还加深了原已日趋严重的失眠。一次狂醉后，被送进巴黎的医院，医生告诉他两节脊推断裂，有明显的关节炎并发症，建议手术治疗。他拒绝开刀，前往奥斯陆，接受物理治疗，疼痛暂时缓解。
他决定离开这个挽留他但吏他害怕的地方，启程回家，路过孟菲斯时探望了琼。
回牛津后给她写信，告诉她如何看待两人的处境。如果两人可以随时见面，自由地散步谈心，他也许可以接受她设立的藩篱。“但是照现在这样，”他继续写道，“我永远得不到安宁，除非已开的头有个结果。”他当导师、父亲，求爱者已3 年，但是他爱她，什么也替代不了。
多年前，他描写过一个“苦于没有能力打动女人芳心”的男人，如今他苦于失去原有的能力。琼终于被他的需要感动，在1952 年夏天成为他的情人，岂知随后几个星期里，他得到的不是平安而是痛苦。琼觉得上当了，溜之大吉；他觉得披遗弃而悲痛欲绝。但是写信劝她不要伤心，因为他忍受力很大，足以代两人受苦。他设法作好接受命运的准备：如果开个头只是为了结束，他写道，“那也行，我不是一直告诉你：在有痛苦和一无所有之间，我宁愿要痛苦吗？”他剖析了一番自己的痛苦，希望化病苦为诗歌，就如在《蚊群》和《野棕榈》中那样，心情坏极了。
“翻出那本大书的稿子，继续写下去”；但是写作已不能战胜不幸、沮丧和心碎。
“也许我必须同目前的生活决裂，”他写信给哈罗德·奥柏说，“至少决裂一段时间。我似乎已无心工作，找不到工作和写作的目的。”他写给埃尔泽的信说，“问题是我这病是周身不适，百无聊赖，对一切都没有心思。”多年前，他建立了一种生活方式，夸大对自己创造的世界的依赖，缩小对人的依赖，使他成了一个“骄傲而无求于人的动物”，独来独往，“不需要向任何人求任何东西。”那时候，他相信有一位上帝眷顾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他知道没有比艺术更重要的东西。但他一直是作家而不是读者，一直对手上正在做的事比已经做成的事更感兴趣，一直抱住自己的虚构世男，一旦松手、一旦对通向虚构世界的路和同虚构世界的联系失去把握，他的需要便转移、信心便动摇。
1952 年秋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医院里进进出出。喝酒依旧是最可靠的晴雨表，他酒喝得很凶，有时还犯抽筋。他知道自己有罕见的想象天赋，也有致命的性格缺陷，因此要在心理上稳得住，需要培养自我欺骗、需要玩危险的游戏，特别是酗酒。
酗酒一向是信号，也是救助。但是，更常见的摇摆以外出现抽筋，未免使他惊慌，自觉不妙，要出事的，因此愿意接受任何治疗，只求能恢复平衡。11 月，去纽约接受一系列电休克治疗，医生汇报说，每次休克后，他显得温柔、信赖，几乎像小孩于那样需要温馨和柔情。
去纽约住院前不久，在普林斯顿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安德烈·纪德（3） 说的话：“他只敬佩那些以生命谱写作品的作家。”12 月回牛津，决心作最后冲刺完成寓言，可是文思时有时无，有则也极短暂，即使写成文也往往觉得不对头。不出几个星期又回纽约，准备多住几个月；在纽约，有琼在身边，有萨克斯·克明斯的帮助，或许能再度振作。
但是，还是住进了医院。后来，福克纳开始写作，时而写寓言，时而写短篇。
他写了一篇《重访周末》，讲一个为了我寻受苦的意义而酗酒的人，后来又写了两篇文章，哀楚之情溢于言表。第一篇回忆和舍伍德·安德森一起在新奥尔良的日子，第二篇怀念那片据以创造神话王国的土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那时他是一个“流浪汉，一个一无所有、无害于人的浪子”，梦想当诗人。
沉默近两年后，终于提笔，感觉良好，尽管那部大作品仍然进展不大，尽管回首前尘更觉创作一事恍同隔世。体会最深切者莫过于昨日之他和今日之他之间的距离，以及对已有创作的敬畏，想起以前写的书，仿佛看见旧我在表演惊人绝技。1953
年4 月写信给琼·威廉斯说，“今天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曾经有过多么惊人的天赋。
从哪一个角度说，我都没受过正规教育……
居然写出那些作品来。”4 月赶回牛津，埃斯特尔大出血，险些丧命。6 月去麻萨诸塞州，琼从派因梅纳学院毕业。他准备回牛津作最后一次努力；夏初和盛夏期间，他几乎集中精力工作如旧。埃斯特尔起先不能容忍他和琼的关系，现在终于接受这个事实，甚至主动邀请琼来住在山揪别业，企图以她的批准给这场婚外恋披上体面合作的外衣；同时她自己也开始过独立的生活。福克纳在山楸别业创作，去孟菲斯看琼；她则决定去墨西哥城，古尔想在那里上大学。
多少个月以来，福克纳坚持工作下去。9 月下旬，几乎已完成初稿，只剩一章未写，全部重看一遍，但是，10 年前开始的工作总算接近尾声。几个月前，他声称“巨著永远伴有分娩的阵痛”；如今，仿佛为了证明《寓言》的分娩有阵痛，他开始在狂喜和沮丧两个极端之间疯狂摆动。这次的康复比以往复杂得多，多次住进孟菲斯和拜黑利亚的医院。
正当福克纳努力振作，企图修改初稿之际，罗伯特·库格伦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一篇两次分载的文章：《福克纳的私生活》（1953 年9 月28 日）
和《神话背后的人》（1953 年10 月5 日）。文章把福克纳描写成“短小精悍、铁灰色头发剪得很短”，蓄小胡子，高高的鹰爪鼻，眼皮沉沉下垂，黑眼窝陷得很深，脸色苍老黝黑。进而大写他爱抽烟斗爱喝酒的美谈。库格伦报道说：“福克纳”不是酒鬼，说得精确些，是自苦而借酒浇愁的人。”福克纳则认为私生活应是私人的事。他离牛津去纽约，打算取道孟菲斯，约琼同行，现在他可以修改这本书了，决定取名《寓言》。10 月和11 月，继续修改和重写。1944 年12 月在牛津开始的那部著作，1953 年11 月完成于普林斯顿。
《寓言》中有不少优美的篇章，包括克林思·布鲁克斯十分公允地推崇的两段插曲：喜剧化地寻找一具尸体，以葬入无名烈士墓中；三个古怪地联合起来的美国士兵——一个依阿华的白人农民、一个密西西比的黑人和一个布鲁克林的流氓——
杀死格拉农将军。写一个下士和老元帅的对峙中不乏惊人之笔。第一场的背景和气氛十分关键，福克纳写来气势磅礴。然而，尽管有不少章节达到作者本人的要求，《寓言》有严重缺点：做作而笨拙，自我意识太强，过于谨小慎微，太不含蓄而又太抽象，是福克纳所有创作中最鲜明地像舍伍德·安德森那样求纯求精的例子。
这部作品失败的原因有几，都与其材料和写作时间拖得太长有关。故事的素材使它抽象化，长而复杂的写作过程不仅造成紊乱和笨重，太多的场面以太多的形式出现，太多变幻不居的观点和看法，而且过于追求纯度和深度，以不负这10 年的拖延。福克纳为求普遍性，创造一个叫下士的人物，他的一生在一个又一个细节上同基督相仿。为求纯，把这青年写成单纯而未受教育，下士身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的印记。他虽有爱心，很忠诚，但无具体宗教信仰，从来不提上帝，跟谁也不发生关系。他只相信人有能力慷慨无私而满怀爱心地行动。这一信仰给予他奇妙的力量，他召集12 门徒，奔走游说同盟国军队和德国军队放下武器，停止杀人。
《寓言》展开缓慢，通过一系列小故事、穿插和铺衍，发展到同盟国高级指挥同下士的对峙，这时我们才得知下士不是个平凡的弃儿（和许多弃儿故事一样），而是同盟国高级指挥老元帅的儿子。老元帅以军人天职为重，力劝儿子放弃和平事业。儿子不听，便下令枪决。不过，神秘的出身尽管把下士同汤姆·琼斯（4） 和耶稣基督的故事相联系，却混淆了许多问题，怎么理解一个基督式的人物会有一个从事战争的父亲，有一个不得不诱惑并毁灭亲生儿子的父亲？怎么理解一个意志坚定的儿子，拒作解释也不发怨言，几乎不出一声地站在那里，偶尔说几句话，提几个问题，但是拒绝声明自己的信仰，最多发几句空论？老元帅恰好相反，滔滔不绝地详细声明自己的立场，结果儿子寡言而他口若悬河，他又不断自相矛盾，这一来，缓慢而苦心经营的高潮——老元帅和青年下士的对峙——几乎什么也没解决。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高级将领和普通一兵、父与子之间的种种可能产生的矛盾都未充分展现。最后，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时间和历史的唠叨老人与一个安静和永生的青年，有权有势、肩负重任的父亲与有理想有原则的儿子之间的冲突。
对峙在几个重要方面颇像《去吧，摩西》中的卡斯·埃德蒙兹和艾克·麦卡斯林之间的冲突。而且过两部作品都倾向于抽象和说教，二书的主人公艾克和下士都倾向于克制和殉道。福克纳在二书中的同情都是分裂的，一半因为他刻画的对峙中深埋着原有的对父母和子女、生活和艺术的看法。然而，二书内部的虚构成分和寓言成分的比例悬殊极大，令人觉得作者十分重视两种成分的主次。他曾经说过：“我觉得《新约》中全是思想，我对思想知道得不多，《旧约》中全是人……英雄和恶棍……我言欢读《旧约》，因为里面全是人，不是思想。”由此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寓言》的基本倾向和大部分结构同《新约》相符，而福克纳的写作天赋则同他的阅读爱好相符。在《去吧，摩西》中已出现的朝思想性、朝公开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说教发展的倾向，起先随着年老和倦怠而加速，后来随着第二次大战爆发、最后随着盛名来临，请他讲话的地方越来越多，他本人对发表宣言的兴趣也越来越大。这一过程的后果清楚地反映在《寓言》中。福克纳蜕变为道学家，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很大，仿佛强迫他的创作个性去侍奉一个外来的独裁者。早年，福克纳同其他作家交流过真挚的道德关注和深刻的理论兴趣；然而，大部分时间，特别在他的杰作，如《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中，不信任抽象和怀疑政治制度抵消了他的理论兴趣和道德关注。因此，小说只写可能而不坚持立场。
在《寓言》和许多公开发言中则相反，断然采用别人要求于他的简单化。有一次说到《寓言》时，福克纳用了《押沙龙，押沙龙！》中的话：“我主要讲一个悲惨的故事，讲一个父亲不得下在牺牲儿子或挽救儿子生命之间作出抉择。”但是，《押沙龙，押沙龙！》是巨著，而《寓言》却有可悲的缺陷。这就引起我们怀疑，除了材料抽象、写作过程摸索、雕琢以外，是否还有深一层的心理障碍？归根结蒂，它不止是又一则父子冲突的故事，它具体讲一个儿子以动人而幼稚的天真策划推翻父亲的故事。父亲的反应几经周密考虑，是儿子意料中事。除了父亲必胜之势、甚至除了儿子没有动静没有声音地听任处决以外，福克纳表现出无法控制的双重标准，实在令人吃惊。
从前，他同情子女多、让子女说话多。在《寓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