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志-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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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死的曹植】
曹丕为了击败曹植，自然是不遗余力，他身边聚集了司马懿、吴志、陈群、朱铄等人，这四位也被称为曹丕的“四友”。
后曹丕还派人求计于贾诩，贾诩说：“但愿将军能够弘扬道德，培养气度，实践士人的责任和义务，勤勤恳恳，孜孜不倦，不做违背孝道的事情，也就可以了。”曹丕听从了他的建议，刻意磨练自己。
据说某次曹操带兵出征，曹丕和曹植共同送到路旁，曹植称颂曹操的功德，出口成章，旁边的人都瞩目赞赏，曹操自己也很高兴。曹丕感到惆怅，若有所失，吴质就在在他耳边说：“魏王即将上路的时候，流泪哭泣即可。”及至辞行时，曹丕哭着下拜，曹操和部属们都很伤感。因此，大家都认为曹植华丽的辞藻多而诚心不及曹丕。
据《世语》记载，当初，丞相主簿杨修国和丁仪兄弟策划立曹植为魏的太子，五官将曹丕对此很担扰，把朝歌长吴质藏在旧竹箱中，用车接来，和他计议。杨修将此事告诉了魏王曹操，曹操尚未调查，曹丕知道后感到恐惧，于是告诉了吴质。吴质说：“没有关系。”第二天，又用竹箱载绢进入曹丕的宅邸，杨修又报告了曹操，进行检查，里边却没有人。曹操因此对杨修等人产生怀疑。
当然了，曹丕最终能成为世子，还和曹植自己作死有着很大的关系。
建安十九年（214），曹植改封临淄侯。这一年，曹操东征孙权，令曹植留守邺城，告诫他：“当年我担任顿邱令的时候二十三岁，回想起那时候的所作所为，至今都不曾后悔。如今你也是二十三岁，怎能不发奋图强呢！”
从中可以看出曹操对于曹植的期待，然而，曹植文人气、才子气太浓，常常任性而行，不注意修饰约束自己，饮起酒来毫无节制，做出几件让曹操很是失望的事。
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植在曹操外出期间，借着酒兴私自坐着王室的车马，擅开王宫大门司马门，在只有帝王举行典礼才能行走的禁道上纵情驰骋，一直游乐到金门，他早把曹操的法令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曹操大怒，处死了掌管王室车马的公车令。从此加重对诸侯的法规禁令，曹植也因此事而日渐失去曹操的信任和宠爱。
当时曹操每当到曹植那里，顾虑曹植做事有不妥之处，杨修就揣度曹操的意图，预先为曹植草拟十几条答辞，告诉曹植手下的人：“魏王的训诲来时，根据他的问话，作出相应的回答。”因此，魏王曹操的训诲刚刚送来，曹植的答辞就已经送去。曹操对这样迅速的回答觉得很奇怪，经过追问，真相泄露出来，曹操对于曹植不禁感到失望。
曹植既然做事任性，言行不加掩饰，而曹丕则施用权术，掩盖真情，自我矫饰，宫中的人和曹操部属大多为他说好话，所以最终在同年曹丕被立为魏太子。
而曹植争夺世子之位失败后，仍然不见悔改，二年后，曹仁为关羽所围困，曹操让曹植担任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带兵解救曹仁。命令发布后，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后悔，不再重用他。就此，曹植彻底和继承曹魏大业说拜拜了。
延康元年（220），曹操去世，世子曹丕继位为魏王、丞相、冀州牧。同年，汉献帝禅让，曹丕登受禅台称帝，改元黄初，改雒阳为洛阳，大赦天下，曹丕即为魏文帝，成为了魏朝的开国皇帝。
第031章 肉刑之议（）
在中国古代汉朝之前，一直存在着肉刑，这中刑罚相当残忍，对人体伤害很大，例如司马迁就遭受了宫刑，孙膑也受了膑刑。西汉汉文帝开始，肉刑逐渐被废除。
但三百年后，钟繇、陈群等人再次掀起了关于肉刑的讨论。
【支持派】
在这次关于肉刑恢复与否的大争论中，钟繇和陈群是坚定的支持肉刑恢复派。
早先钟繇就认为：“古代的肉刑，经历了圣人的设置，应该再次施行，以代替死刑。”
魏国建立后，当时曹操正商议该否复使肉刑，于是下令说：“怎样才有达于古今而通于变理的君子，可以助我决议此事呢！昔日陈鸿胪（指陈群父陈纪）以为死刑有可加于仁恩的用途，正是在说这方面的事。御史中丞（指陈群）可以申述卿父之论吗？”。
《周易》上也记载着割鼻、断足、砍脚趾的刑法，这些都是用来辅助政教、惩治邪恶的。况且杀人偿命，也合乎古代的制度；对于把人打伤或毁坏别人的身体的罪犯，只是剃去头发圈住脖颈干活服役，就不合道理了。如果沿用古刑，使奸~淫者受宫刑，然后再把犯人关入蚕室，使偷盗者受刖刑，那么就永远不会发生淫~乱盗窃一类的坏事了。据说古代适用五刑的犯罪行为有三千多种，虽然不能全部恢复，但是像奸~淫者下蚕室、偷盗者刖其足这样的刑罚，由于奸~淫、偷盗正是时下常有的祸患，因此应该首先施行。按照汉朝法律，对于罪大恶极的犯人应当斩首，这是不能顾及所谓仁义的。但是对于其他刚够死刑、可杀可不杀的犯人，就可以施以肉刑。这样，所受之刑与所犯之罪就可以相抵了。如今以鞭打、杖击处死的刑法代替肉刑，实在是只重视人的肢体而轻视人的性命啊！”
【反对派】
相对而言三国时期反对恢复肉刑的人物更多，其中就包括孔融、傅干、王朗等人。
孔融针对恢复肉刑这一点就说到：“古时候的人浑厚朴实，善恶不别，官吏正直，刑法清明，政治没有错误。百姓有罪，都是自己的责任。末世衰微，风气教化坏乱，政治搅乱风俗，国家的法律害了人民。所以说君主没有为君之道，百姓就涣散不服，而想用古时候的刑法残废他们的肢体，这不是除恶长善的办法。
纣砍断早晨涉水者的小腿，天下的人都说纣暴虐无道。从前，周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天下百姓，要养一千八百个君主，如果各砍掉一人的脚，下面就有一千八百个纣呢。想风俗纯美，是绝对做不到的。并且受了刑罚的人，有不想活的意念，有求死的决心。大多铤而走险，不再回归正道。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当世大患。不但不能禁止人做坏事，正好断绝了人为善的途径。就算忠诚如鬻拳，坚持如卞和，多智如孙膑，蒙冤如巷伯，才华如司马迁，通达如子政，一遭到刀锯，死了也为人耻笑。所以太甲的思念常道，秦穆公使秦国称霸西戎，南睢之骨立，卫武公《初筵》饮酒悔过，陈汤矫诏发兵，斩郅支单于于都赖水上，魏尚的守边等等，不用再举了。大汉广开改恶之路，大都是这样。所以聪明有德的君王，深思远虑，弃短取长，政治上的措施是不随便进行改革的。”
【结局】
在曹魏集团中关于是否恢复肉刑的争议，至少发生了四次。
第一次是在建安十三年（208）之前，钟繇等人请求恢复肉刑，遭到了孔融等人的反对，议论的人认为肉刑不是使民众愉悦的方法，于是作罢。
第二次是魏国建立之后，曹操与众人商议该否复使肉刑，当时陈群、钟繇都力劝曹操恢复肉刑，曹操对钟、陈二人的看法也深为赞同，只是因为战事连绵，又顾及众人的议论，故暂且将此事搁置一旁。
第三次到了曹丕主政时，重新下诏说：“大理想恢复肉刑，这确实是圣王的法律，各位公卿应当好好地共同讨论这个建议。”商讨未定，恰逢战事起，于是又停止了讨论。
第四次是在曹睿时，钟繇再次上疏，请求恢复肉刑，参加这次讨论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意见与王朗相同（认为不宜恢复肉刑）的人居多。而曹叡以吴、蜀尚未平定为由，暂停了这次讨论。
后肉刑之议遂着钟繇的去世也逐渐落下了帷幕。
在三国时期，之所以会发生关于肉刑的讨论，主要是因为废除肉刑之后，在徒刑与死刑之间出现了缺口，徒刑对于某些犯罪者而言太轻，死刑又太重，加重鞭打、杖击又不好把控分寸，形制就此出现了失衡，所以在与舆论中出现恢复肉刑的呼声。
但当时肉刑已经被废除了三百年，而且由于肉刑本身就比较残暴，统治者在恢复肉刑时必然要考虑民心所向，所以哪怕曹操、曹丕等人有意恢复肉刑，但在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时，他们也是犹豫再三，无法下定决心。
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刑罚本身也趋向于宽松化，废除肉刑是一种趋势，是历史发展必然的结果。
而魏晋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在隋唐时期，中国法律儒家化已经完成。这时出现的就是封建五刑（笞、杖、徒、流、死），并且为后世朝代所继承，其中流刑本身在秦汉只有零星的使用，在隋朝后，开始大规模普及，并且起到了代替肉刑的作用。
第032章 再战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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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年（215），孙权和刘备重新平分荆州后，他再次亲率大军北上攻打合肥，然而再次败北，并且在逍遥津还被张辽追上，差点殒命。
【攻克皖城】
为了防备孙权，曹操在江淮一带大举迁徙百姓，使得合肥之南几乎再无人烟，当时在合肥南方曹操只留下重镇皖城以防备孙权。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为充实军粮，派庐江太守朱光在皖城地区屯兵耕地，种植稻谷。又派间谍招降鄱阳一带的强盗头目，作为内应。吕蒙认为“皖县田地肥沃，如果粮食丰收，他们的兵员就会添增，这样一连几年，曹操的优势就显露出来了，应该早点拿下皖县。”于是向孙权详细地陈述了情况。孙权由此亲自征讨皖县，召见各位将领，询问有何计策。吕蒙就推荐甘宁为升城督，在前线督率攻城，吕蒙自己率领精兵紧随其后。凌晨就进攻，吕蒙亲自击鼓，将士们踊跃登城，到早饭时分即攻破皖城。当时甘宁手持练索，身先土卒，攀缘上城，最终攻下皖城，俘朱光和参军董和。待张辽率军赶至夹石时就听说皖城已被吴军攻破，只好引兵退还。
据《吴书》记载，当时诸将欲修筑土山，添置攻城器具。吕蒙说：“制造攻城设备和堆土成山，须多日才能完工。到那时，敌人城防已经巩固，援兵必定到来，我们将不能夺得皖城。况且我军乘雨多水大而来，如果旷日久留，大水必定渐渐退走，我们回兵的道路会遇到困难，我以为那是很危险的。现在看来，此城不会十分坚固，我三军士气高昂，四面齐攻，很快就可攻克，然后趁大水未退而回军，这才是大获全胜的策略。”孙权采纳了这一建议。
战后评功，吕蒙第一，甘宁功居第二，孙权嘉奖吕蒙的功劳，当即升任吕蒙为庐江太守，所缴获的兵卒车马都分归他，另外加赏寻阳屯田客六百人，属官三十人，甘宁则被拜为折冲将军。吕蒙回到寻阳后，不及一年庐陵的贼寇又在闹事，诸将领征讨不能擒获，孙权说：“鸷鸟上百只，不如一只鹏。”又命令吕蒙前往征讨。吕蒙兵至庐陵，擒杀首恶，余下的全部释放，让他们复操旧业。
吕蒙等人占领皖城后，为孙权后来再次北上进攻合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战合肥】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南伐孙权回朝，命张辽与乐进、李典等率领七千多人去合肥屯驻。后曹操出征张鲁，临行交与护军薛悌一份手令，让他带着这份署名急函往合肥予张辽，在函边上注明“敌人到了再打开”。
不久，孙权就带领十万兵马再次包围了合肥，于是各位将军一起打开手令，上面告谕：“如果孙权兵来，张辽、李典二位将军出战，乐进守城，护军薛悌不得参战。”
众将都疑惑不解。张辽说：“主公在外远征，等救兵赶到，敌人必定已经把我们打败了，所以命令我们趁敌人尚未集中的时候立刻迎击，挫伤他们的气势，来安定军心，以后就可以防守了。胜负的机会，就在这一战，大家有什么怀疑的呢？”
当时乐进、李典、张辽基本上是平级，平常都互不和睦，张辽担心他们不同意，李典慷慨的说：“这是国家大事，要看你的计策是否好，（如果可行）我怎么能够因为私怨而不顾大局呢！”在得李典的赞成后，张辽彻底的放开了手脚。
于是张辽连夜召募敢死的士兵，得到八百人。杀牛犊犒劳将士，决定明日大战。天一亮，张辽披甲持戟，率先攻入敌阵，连杀几十名敌兵，斩杀了两名敌将，大声喊着自己的姓名，冲入敌军营垒，直到孙权的旗帜之下。孙权大惊，手下不知所措，逃上山顶，用长戟护住自己。张辽喝叱孙权来接战，孙权不敢动。望见张辽带领的兵士少，孙权的部下渐渐聚拢，把张辽层层包围起来。张辽左右突围，奋勇向前，冲开缺口，部下几十人随着冲出。余下的士兵高声号叫：“将军要抛弃我们吗？”张辽返身再次突破重围，救出余下的士兵，孙权的人马望风披靡，没有敢阻挡他的。从清晨战到中午，吴兵的士气完全丧失了，退回去修筑防御工事。大家的心情才安定下来，众位将军都很钦佩张辽。
当时张辽等将领率军出战，还击伤了孙权麾下大将徐盛，随后是贺齐引兵拒击，才得到了徐盛被刺伤时丢失的长矛。孙权包围合肥十多天，看到不可能攻破，便领兵撤退了。
【再败合肥】
建安二十年（215），孙权第二次领兵北上讨伐合肥，亲自率大军十万人，而当时合肥守军只有七千余人，双方实力相当悬殊，而且那时因为曹操远在汉中，所以可以预见合肥的援军也不能及时到来，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权却再次打输了。
归根述源，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孙权不善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