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大滑头-第1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坏事。做坏事被人骂并不难，难的是被人一骂就是两千年。西汉末年的王莽、唐朝的李林甫、宋朝的秦桧……中华上下五千年出了很多坏人，绝大多数顶级的“坏人”都毁誉参半，不会一边倒骂声一片。唯独这位董卓，这么多年、这么多史书，无论正史野史，我从来都没见任何人说过他一句好话。

　　　　据《三国志》记载，董卓年轻时勇武有力，经常身带双鞭，在马上可以左右开弓。

　　　　西羌祸乱中原的时候，董卓凭着一身好武艺找到了一份工作—郡守派他率领乡民抗击西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民兵连长。

　　　　董卓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为抗击西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同羌人头领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也常常纵声放歌，据说这样可以联络感情。当然，喝酒唱歌之际董卓顺带挑拨离间，挑动羌人内斗。

　　　　挑拨离间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董卓居然成为西羌几个部族的首领，时而抢劫汉家，时而打击羌人其他部族。

　　　　靠着这些家底，董卓参与了镇压黄巾军的战争，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这里要说，汉灵帝是一位眼光敏锐的帝王，他意识到董卓的存在对帝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公元189年，汉灵帝在弥留之际发出最后一道诏书，在没有收钱的情况下免费任命董卓为并州刺史，希望以此稳住董卓，让他不要来京城惹是生非。汉灵帝死后，东汉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有能力统辖全局的帝王，朝廷由此变得一团糟。在宦官、外戚、朝臣的无数次斗争中，董卓找到了一个机会率兵进入洛阳，成为主宰东汉王朝的人。

　　　　说起来很可笑，董卓进京，带了多少人马呢？

　　　　答：三千人。

　　　　没错，是三千名士兵，这已经是董卓的全部家底。三千军队就让朝廷束手就擒。董卓当朝后甚至鸩杀了新皇刘辩，再立刘协为汉献帝。堂堂帝国中枢，不能抵抗三千士兵，朝廷弱势到何种地步，大家可想而知。接着，董卓自封太尉，领前将军，兼节传、斧钺、虎贲……了不起，真了不起，如此多的官职，听起来真是位高权重。

　　　　但官职的权力并非来自一纸任命状，而是来自官职背后的掠夺实力。朝廷中枢有权任命官员，基础是国家是最大、最强的土匪，如果无法震慑其他土匪，国家也就无法创造、管理甚至抢劫财富。

　　　　大家甘心奉汉室为皇帝，是因为汉室是几百年来的正统皇室，竖起来，这起码是一面旗帜。

　　　　听你董卓号令？说笑话呢！

　　　　董卓这些官职，其实只能自己骗自己，颇类似于小孩的“过家家”。连正宗皇帝汉灵帝都得靠卖官搂钱，何况董卓你这个冒牌货？就算董卓把所有的官职都戴在自己头上，仍然不能拿到一枚铜钱！董卓终于明白，这个所谓朝廷，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一笔财富，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最为尖锐和现实的问题是：在洛阳这块人生地不熟的地盘上，董卓如何养活自己的军队？

　　　　军阀混战的年代，要军队听从指挥，从来就不能靠什么“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没有钱，谁又会真的服从你呢？

　　　　董卓的军队也很愤怒，这些人十之八九本是西羌盗匪，出来当兵，就图钱财。以前凉州是穷乡僻壤，也经常有酒喝、有肉吃；现在到了洛阳这样的大城市，却混得连酒肉都没有了。

　　　　弄不到钱，谁肯为董卓卖命？

　　　　国家虽然有土匪的性质，但国家“讲文明、讲礼貌”。此前，汉武帝的“算缗令”、王莽的“宝货制”、汉灵帝的“卖官”都是抢劫，可谁也不会直接拔刀出鞘。

　　　　土匪虽然也有国家的性质，但土匪不讲“文明礼貌”，最大的规矩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土匪抢钱之前也有宣传，一般是炫耀武力、杀人立威。国家一旦变成土匪，就会比土匪更可怕。所谓“匪来如梳、官来如篦、兵来如剃”，剃刀，用那玩意儿剃头会一毛不剩。

　　　　董卓本是土匪，但又挟持着汉献帝，就是国家变成土匪。

　　　　董卓根本不能指望郡县缴纳赋税，洛阳满城财富也只属于私商。既然无人肯上缴，董卓就发明了他自己的抢劫方式—“搜牢”放纵士兵抢劫洛阳城，以此换来羌族士兵的效忠。洛阳可是东汉帝国经营两百年的国都，董卓却以朝廷之名行土匪之实，借机在洛阳给民间财富剃头！

　　　　据《后汉书》记载，董卓的士兵冲进洛阳人家，见钱抢钱、没钱抢粮、没粮杀人，然后烧毁房屋、劫掠妇女。董卓自己尽取皇宫财宝，每天晚上潜入宫中奸**性，上至公主，下至宫女，照单全收。凡有人提出异议，往往都会被虐杀，朝廷百官也不能幸免。洛阳之外，抢劫更为惨烈，董卓的士兵曾经冲入一个叫“阳城”的小镇，人们行走于街道之上，快马而来的士兵逢人便杀，他们把财物、妇女装在车上，车辕上挂满了人头，然后高唱凯歌回到洛阳城。

　　　　这哪里还是国家，已经是人间地狱。

第271章　不是这样（）　
无论黎民百姓还是其他土匪，没有人希望搞到这步田地。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进京不足一年，后将军袁绍、冀州太守韩馥、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包括当时无权无势的曹操，大家共推袁绍为盟主，一定要拿下这个祸国殃民的董卓！

　　　　董卓的应对之术，无论如何我也接受不了。

　　　　董卓自知不敌，他居然把洛阳附近公卿以上的坟墓尽数掘开，也包括东汉数代帝王陵寝，拿走殉葬珍宝。然后，一把火烧尽了洛阳的宫殿、王府、衙门、民宅、商店、街道……自己率军逃向长安。

　　　　讨伐董卓的联军未到洛阳，洛阳方圆两百里之内已成为一片焦土。东汉两百年财富、两百年人才、两百年积蓄，毁于一旦！

　　　　当年六月，董卓占据了故都长安。毕竟这里距离凉州较近，董卓在这里的势力较强，于是，董卓推出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后有来者）的货币制，妄图借此尽掠长安财富。

　　　　长安是秦朝曾经的帝都，秦始皇曾收天下金铁铸十二铜人，每个铜人重二十四万斤。此外，未央宫中还有数不尽的铜台、铜缸……董卓毁掉九个铜人和无数铜器，以此为基础开始铸行“无字小钱”。

　　　　晋代陈寿的《三国志》这样描写无字小钱：钱面没有文字，钱内方孔也没有明显的轮廓。

　　　　唐代房玄龄的《晋书》这样描写无字小钱：这种钱没有轮廓，钱缘太小，以至于无法刻字。

　　　　从出土文物来看，无字小钱没有钱文，重量也不统一。我见过最重的无字小钱重08克，最轻的重03克，一般情况下重03~05克，约为西汉五铢钱的十分之一。无字小钱这里，我想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无字小钱如同大家玩过的呼啦圈。因为，无字小钱也属于方孔圆钱，只不过钱缘跟方孔的比例跟呼啦圈差不多。

　　　　这哪里还是货币！

　　　　为确保无字小钱流通、让别人屈服，董卓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残忍。据说董卓经常在宴会上杀人助兴，有一次在酒席中屠杀了数百人，先断舌头，再斩手足、凿穿眼睛，最后扔进开水里烹煮。席间吃饭的众人吓得浑身哆嗦，筷子掉在地上，唯独董卓谈笑自若，饮食如常。

　　　　如此货币制度下，长安城立即爆发了超级通胀，《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同时提到，董卓推行无字小钱后，长安城内一斛粮食的价格已经暴涨到百万钱（东汉末年一斛约等于今天的三十斤）。

　　　　很多人说，一百万枚无字小钱少说也要有数千斤铜材，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跟一斛粮食根本不对等。所以，大家得出结论，一斛粮食价值百万钱的记录只是史书中一种夸张的写法。

　　　　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物价，那是在和平年代。

　　　　有了董卓这样的超级土匪，长安附近根本没有人安心生产，也没有人敢到这里贩卖粮食。我找到了当时长安城的一首民谣：“你虽有千金，不如我一斗粮食，一斗粮食可延我性命，黄金万两又有何用？”我还找到了同时代幽州的粮价，不过仍旧是百钱一斛。

　　　　如果“三十斤粮食百万钱”的记录为真，那么，无字小钱就是中国古代最高通胀纪录，此前此后，无论多么离谱的统治者均未突破这个极限。

　　　　单纯从货币价值来说，董卓的小钱好歹还是铜币，不比东汉初年刘伯升的铁钱、东汉中期军阀的铅券更恶劣。董卓之错，在于他明明是土匪，却偏偏以国家名义发行无字小钱。与其说无字小钱打破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毋宁说自此封建帝国的信誉完全崩溃。封建帝国已经完全成为强盗，再也没有一个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

　　　　此后三百多年，汉家天下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在这个残局中，注定不会有人胜出，最强大的土匪都会葬身其中，只有彻底毁灭所有财富才能让一切重新回到起跑线上。

　　　　当掠夺超过被掠夺者的极限，掠夺者就会成为所有人的敌人，包括他最忠诚的同伙。何况在纷纷乱世之中，董卓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他不过是挟持了汉献帝才在史籍中显得如此刺目。很快董卓开始以无字小钱支付军款，他的军队调转了刀口，董卓最后被他的义子吕布所杀，吕布戏貂蝉的故事就是从这段历史中演绎出来的。

　　　　最无厘头的是，汉献帝居然在东汉王朝最大的敌人—黄巾军残部的保护下逃回洛阳。黄巾残部被曹操收编，汉献帝也落入曹操手中，自此中国开始了一个叫作“三国”的时代。

　　　　小结：盛衰小农一钱间

　　　　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东汉帝国消耗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损失一点不亚于汉武帝刘彻征伐匈奴时。更恶劣的结果是，不但未能消灭西羌，坞堡还借机掌控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阀。

　　　　西汉末年，刘秀不过是众多举兵的豪强之一。由于力量太弱，刘秀不能像其他军阀一样铸造铁钱，只能尊重货币规律任由民间私铸。在优秀的货币制度下，刘秀最终成为军阀中的佼佼者。正是看到西汉帝国灭亡的原因，刘秀才故意保持了一个弱势官僚集团，东汉帝国也始终依靠民间私铸货币。

　　　　摆脱了封建官僚的羁绊，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再次迸发，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更甚于西汉鼎盛时期，社会财富也再次呈几何级增长。

　　　　“文景之治”的基础是“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小农经济”。“光武中兴”虽然缔造了华夏第一代创新产业—陶瓷业、造船业，但是，这些创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坞堡，坞堡依靠宗族纽带而存在，只不过是“小农经济”的2。0版。

　　　　西方经济学认为，小农家庭会精准地计算利润，在“边际投入”大于“边际产出”的时候停止投入，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不是这样的。

第272章　如何自处（）　
农业生产也可能遵循利润最大化模式，这可以用来描述现代化生产的农场，但不适用于中国的小农和坞堡。中国的小农抵抗风险的能力极差，人们就像站在齐颈深的河水之中，一排细浪就可以将之淹没。

　　　　直白地说，在封建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就是绝大多数中国小农的理想。

　　　　所以，为了获取生存资源，为了能够抵抗未来的风险，小农会对土地无限度投入劳动，直到土地的边际产量为零！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基础缺少契约精神，人们也不可能去冒太多风险，当然无论产业创新、管理创新还是组织创新就都变得步履维艰。

　　　　只要家庭是抵抗风险的最终社会单位，那么，绝大多数人对财富的渴望就都会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劳动就会丝毫不知疲倦，甚至以损害自身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所以，小农家庭衡量剥削残酷与否的标准根本不是被拿走多少，而是还剩余多少。

　　　　东汉坞堡竞争的残酷程度远胜于单一小农家庭，毫无节制的私有经济竞争同样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汉中期，一小撮富比王侯的大坞堡主、大批无依无靠的部曲同时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更加严重的是，面对强势坞堡，帝国朝廷政令不能行，朝廷的统治能力已经被弱化甚至被完全忽略不计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西羌继匈奴之后成为汉帝国又一个心腹大患。

　　　　面对西羌的劫掠，弱势朝廷根本无法集中资源保护黎民百姓乃至整个帝国，一盘散沙的坞堡军队也无力抗衡倏忽而来的马上民族。

　　　　在对抗异族的战争中，东汉帝国一败涂地。

　　　　并非坞堡不努力，而是坞堡必须保证自己的部曲不被齐颈深的水淹没，所以，每次战争都不会毕其功于一役。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东汉帝国消耗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损失一点不亚于汉武帝刘彻征伐匈奴时。更恶劣的结果是，不但未能消灭西羌，坞堡还借机掌控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阀。

　　　　从汉灵帝开始，朝廷中枢再次铸造四出五铢应对日益浩繁的军事开支和地震救灾。

　　　　四出五铢属于足值货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巨量财富，无奈之下，汉灵帝开始卖官搂钱，不仅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也让军阀统治权变得名正言顺。

　　　　董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控制朝廷中枢的军阀，国家由此变为土匪。

　　　　土匪对财富的掠夺比国家更为贪婪和残忍，他们眼中只有金钱，没有道德，没有规矩，甚至没有人性。董卓发行的无字小钱已经完全违反了货币规律，使包括他自己的手下在内的人都卷入反对他的斗争中。

　　　　董卓死后，中原大地陷入军阀混战。

　　　　这是中华历史上另一个无奈的悖论：经济发展需要摆脱封建官僚的羁绊，也需要自由竞争激发活力，但是，弱势封建官僚没有能力解决自由竞争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帝国也无法建立一支强势军队。“先安定，后发展”是经济增长中优先级的条件，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如果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