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之战斗在第三帝国-第7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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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民心也随着国力的衰败开始乱了，就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大地上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水、旱、蝗、瘟几乎年年登场，为了活命饥民们只能离乡背井，往他们认为能够吃得上饭的地区流浪。
与此同时，中国的总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从乾隆六十年到咸丰元年短短五十年时间里，全国人口从三亿一千万增长到了四亿三千万，人口增长再遇到因为灾害造成的粮食歉收，结果必然是各种物价飞速上涨。
同时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而国家却反而以白银作为农业税收货币，为了把铜钱兑换成白银，农民一年的收获大部分落入了地主和粮商手中，大量自耕农因此失去土地成为佃农，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兼并情况愈演愈烈，甚至陷入了恶性循环。
而经济衰落必定会引发政治动荡，从乾隆末年川楚地区发生的那场持续八年的白莲教叛乱开始，一直到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满清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掌控能力。
而此前的鸦片战争更是把满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质，彻底揭示在了整个世界的面前。当“我大清”再也撑不住那副唬人的架子的时候，距离它鞠躬下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早期中国苦力的招募地是在厦门，最鼎盛时厦门城里同时开设着六架中介行，五家是英国人开的，另外一家的老板是荷兰人。每年由此地向外输出的中国苦力数量超过两千人，“卖猪仔”这个专属名词就是从这时候诞生的。
当时外国中介行因为语言不通，通常会把招募份额分包给中国本地的掮客，这些人福建话叫做“客头”，每招募到一个苦力，客头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佣金。
福建两广的居民很早就有出海谋生的风俗，乾隆嘉庆年间大量北方难民涌入沿海地区之后，原本就缺乏的耕地变的更加紧张，乡间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出海跑南洋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闽粤地区的居民基本都选择去东南亚发展，比如婆罗洲、越南和菲律宾，也就是当年郑和船队曾经走过的路线。
这些沿海的百姓并不抵触去海外谋生，但是中介公司招募到的人数却一直难以上升，因为不到万不得已，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离开祖辈居住的土地。
那时候每征募到一个苦力，中国掮客们就能拿到一笔佣金，差不多相当于本地工人一个月的薪水。为了能够多赚上一笔，一些人开始昧起了良心，他们勾结起了当地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合会”，这些人渣坑瀣一气，合起伙来干起了坑害同胞的买卖。不惜采用坑蒙拐骗甚至公然掳掠的方法，把一个个中国百姓送上了西洋人的苦力船。
为了欺骗苦力上船，掮客们完全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说他们会欺骗一些无知的中国百姓，说中国的一个时辰等于外国的两个小时，所以合同上签订的时间，其实只等于中国年的一半，花一半时间赚一倍的钱，这种机会可不能错过。
而三合会最擅长的方法是开设赌局，随后出老千让参赌者欠下一大笔赌债，目的是逼迫对方出海还债。更有甚者直接采取绑票的方法，在野外拦截无辜的过路人，装入麻袋后送上苦力船。
这些登上苦力船的百姓，就像刚出生的猪仔一样懵懵懂懂，不少人心中还怀着带着财富衣锦还乡的希望，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大洋对岸等待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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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四十五章 中国城（中二）（）
历史上在苦力贸易的初期，这些招募活动无论是在雇主还是雇员的国内，都不属于合法的行为。
满清的《大清律例》里面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军民人等，私自出海经商者、移居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有县府官员通同舞弊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者，革职永不叙用。科道官员失察降三级，督抚失察降两级，处罚力度不可不谓为酷烈。
这些法律条文的制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最初是为了遏制东南沿海的反清活动，后期是为了制止农业人口外流，但是到了清朝中晚期，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法规明显已经不再适用了。
其实早在乾隆中晚期的东南沿海一带，禁海令就几乎已经名存实亡了，即便某个地方官有“报国”之心，但在乡野宗族势力以及海商白花花的银子面前，很快就会眼开眼闭甚至同流合污起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用舰炮炸开了“我大清”的国门，一八四二年清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不但向英国割让了香港，还同意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也就是所谓的“五口通商”。
林则徐的下场使得沿海地区官员，特别是上述那些通商口岸的官僚们愈发的谨小慎微起来，深怕一不小心得罪了洋人，平白闹出什么国际争端出来，如果只是丢官罢职还则罢了，事情搞大说不定还要被抄家砍脑袋，并且还没人替你喊冤。
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增长了苦力贸易商的嚣张气焰，华裔苦力的生存环境变的更加恶劣，甚至无法保障这些人的生命安全。当时不止一次发生苦力在运输途中大批死亡的惨案，记录里平均每百名华人苦力就有三十人会因为各种“意外”，丧命在远隔家乡万里的汪洋大海上。
要说英国国内对这种贸易也有所顾忌，他们需要往殖民地输送大批量的廉价劳工，与此同时需要证明这些劳工来源的“合法性”，证明这些人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奴隶”。
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商人们必须要获得满清政府的配合，也就是获得满清政府的背书，证明这些交易符合当地的法律，并且促使这个行业更加的规范，不再带有那种“奴隶贸易”的痕迹与色彩。
可是当时的满清政府高层，怎会允许洋人对“祖宗之法”指手画脚，恰巧又遇到一个性格顽固的督抚叶名琛，用一套“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方针来应付英国人，听上去几可与某圣雄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相媲美，这要是往后推个一百年，说不准是要拿个炸药奖回来的。
英国人发现连交涉都找不到门路，于是决定继续用枪炮来说话。大英帝国刚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正在全球范围扩张她的殖民地，国力处于上升期，一鸦时就看穿了“我大清”的底细，所以动起手来毫不犹豫。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圆明园的废墟还摆在那里。满清与英法俄先后签订了《北京条约》，具体内容在这里就不加赘述了，其中有一条就是同意英国招募华工出洋工作。就此中国苦力摇身一变成为了“契约移民”，苦力招募不再被视为变相的“奴隶贸易”。
先不去提那些衣服胸口被画上B（澳大利亚布里斯班）、P（秘鲁）亦或者S（纳米比亚的三明治港），这里要说说胸口画着C（古巴）的苦力，因为他们的遭遇可以说最具有代表性。
到达目的地之前，这些人就已经被中介公司卖给了各大种植园，成为了凄惨的契约奴工。当时古巴还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用来管理华人苦力的法律，其实就是之前管理黑人奴隶的条文。
西班牙农场主在自己的地盘上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可以随意克扣苦力的工资，还有权对苦力施加各种体罚。
而中国苦力只有工作满八年之后，才可以用金钱赎回自己的契约。事实上很多苦力在契约完成之后，西班牙雇主会使用各种手段，逼迫苦力与其续约下去。
更可恨的是，西班牙总督还规定，完成契约的中国苦力只有愿意归化成古巴人并且信仰天主教，同时拿到当地的居留证，才允许在古巴继续居住和工作，否则将会被驱逐出境。
当时从古巴到中国的船票是八盎司黄金，大多数苦力根本拿不出这笔旅费出来，于是只能在种植园里当一辈子的奴隶，很多人只能选择自杀来结束这种苦难，当时古巴的自杀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而每两名古巴的自杀者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古巴华人苦力的悲惨境遇，直到一八七七年满清与西班牙签订了保护劳工移民条约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善，但是很多苦力没能坚持到这一天的到来。
美国人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介入中国苦力生意的，苦力商主要来自于西海岸。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其实在鸦片战争爆发半个世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踏上了北美大陆。当时正值康熙禁海的高峰期，官府禁止民间制造新船，大批有经验的造船工人只得失业，于是就在一七八八年，一位英国船商乘机雇佣了一批中国造船匠人，随后在加拿大温哥华附近建立起了一个小殖民点，在当地利用加拿大丰富的木材资源建造帆船。
而从一八二零年开始，就陆续有中国人入境美国，其中有些是商船上的雇员与仆役，但也有一些是广东沿海的贸易商人，远赴重洋寻找商机去的。那时候加州的淘金潮还未开始，中国商人主要做的还是传统的丝绸和茶叶生意。有些中国人选择在当地定居下来，甚至减去辫子加入了美国国籍，在一八四零年之前，在加州定居的中国人已经接近八百多人。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越来越多的闽粤沿海居民为了生存，选择背井离乡去海外谋生，特别是当得知加州发现金矿之后，大批华工怀着发财的梦想，登上了前往加州的苦力船。
其中大部分人根本负担不起前往新大陆的船票和食宿开销，于是就与苦力公司签订契约，由苦力公司垫付这笔先期花费。于是苦力公司也就成为了这些苦力的债主，这在当时被称为“赊单工”，法律上他们依然是自费自愿前往美国的自由移民，而不是所谓的“契约奴隶”。
但事实上当他们踏上美国国土之后，就自动成为了苦力公司的“债奴”。在还清苦力公司的债务之前，他们只能在对方下属的矿山或者工地干活，或者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移交给其他需要劳动力的承包商。
因为在工作期间还会不断产生其他的各种费用，加上债务本身的利息，苦力常常需要为苦力商工作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偿清债务。
而到了一八八二年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苦力公司不再坚持持有这些苦力的债权，毕竟管理这些亚洲人需要耗费不少成本，他们选择了一劳永逸的方式，把债权转让给加州的六大会馆，让中国人来承担起管理责任。
所谓的六大会馆或者美国人口中的六大公司，是由原本的三邑、冈州、人和、阳和、宁阳、合和这六家会馆合并而成的，也就是著名的驻美中华总会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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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四十六章 中国城（四）（）
人类成为社会性动物，完全是生物自然演化的结果，最早的人类族群，纯粹是为了捕猎单独或者少数个体无法对抗的猎物，同时抵御那些天生居于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而产生的。
人类是一种倾向于混沌的生灵，时常沉迷于自己的欲望与生物本能之中，特别是生存和繁衍这些地球物种所共有的天性，在人类身上更是放大了一千倍。
对于中国历朝历代对族群的看法以及演变过程，实在可以列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写一篇鸿篇巨著出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看问题还是很敏锐的，中国古代社会架构就是个人、家庭而后国家最终延伸至整个世界，撇去个人这个最基本的元素不提，家庭应该是构筑起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当一个家庭发展到极致之后，就会升级为宗族。
现代人类常以种族、信仰、职业等等共同点汇集成一个个群体，而历史上最古老最原始的群体，分辨亲疏的元素是血脉。
具有相同的血脉并不代表着会更加团结，但是从族群生存与繁衍角度来看，具有更多血亲的族群，在残酷的进化历史进程中，通常更加具有竞争力一些。
中国历史到了明清时期，宗族概念已经从单纯血脉上的联系，演变到同姓甚至同籍上，范围扩大之后的结果就是，民间宗族力量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成了当时国家政治架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对地区的控制往往只能达到县一级，底层乡野全靠各地的宗社与乡绅们共同管理，这种架构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
最初这些到达美国淘金的华工们，到了语言生活习惯各方面全都不同的海外，当然会出于本能的抱团取暖。
而且除了抵抗来自外部的压力之外，族群内部的竞争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华工之间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冲突，所以加入一个可供庇护的团体，成为了每个华工首先会想起的事情。
本乡本土成为了最基本的辨识标准，因为来自同一个地方，意味着会说同一种语言。别小看这一点，当时满清就连官话都分成了四五种，两广与闽浙地区少说有数十种方言，有些闭塞的山区甚至会发生“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情况，两座相距不远的村庄，说话发音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这些最原始的自发的同乡会，组织结构相当粗糙，实际上很难向成员提供什么帮助，更别提在苦力工作上提供什么保障了。
有一部分苦力确实在淘金潮中获得了成功，在完成合约付清欠款之后，他们带着丰厚的收获回到各自的家乡，在当地建屋置地，过起了富裕的土豪生活，人们把这些成功者尊称为“金山伯”。
看到这些成功的榜样，于是大批同样怀着发财梦想的农民，踏上了前往“黄金之地”的旅程，这些人就不再是之前的散兵游勇了，很多地方甚至全村全乡青壮，组团登上前往美国的轮船。某些有条件组成“建制”的团队，出现了专门的“管理”阶层，意味着来自中国的宗族力量，第一次登上了美洲的土地。
淘金热最高峰的时期，来自中国的淘金者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