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戮-第1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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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话是这样说的，“丞相之议不可用！”周亚夫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在这个朝廷中有可能呆不下去了。他有点悲凉地离开了未央宫，在离开宫门的一刹那，他扭头回望了一眼，摇摇头叹息一声，孤零零地离开了。

　　　　几日过后，匈奴徐卢等六人被封为侯。与此同时，周亚夫上了道特殊的奏折辞职信。这份辞职信正中刘启的下怀，早就想让你走，结果你主动提出来了，那就不客气了。对于这位兢兢业业的丞相没有作出任何挽留的表示。

　　　　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九月，周亚夫免职回家，御史大夫刘舍继任丞相。

　　　　周亚夫最终没有逃出他父亲的命运，无缘无故丢了丞相的帽子。

　　　　王信和梁王的阴谋最终得逞。总算报了一箭之仇，梁王很高兴，但他也没高兴得太久，因为他死了。刘启嫌梁王在长安呆久了，下令他离开长安回到梁国封地，回到封地后，梁王竟然一病不起，很快就死了。

　　　　他的死讯传到长安的时候，窦老太太几乎昏了过去。窦太后醒来之后，日夜啼哭，埋怨刘启逼死了兄弟。刘启没办法，只能将梁王的五个儿子悉数封侯，才让老太太平静下来。

　　　　梁王死了，刘启终于可以不为太子之位的稳固烦心了，老太太虽然难过，但在储君之位上已经没了人选，也无话可说了。刘启的后宫总算获得了真正的安宁。像所有的君主一样，在所有威胁储君之位的隐患消除后，刘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培养太子羽翼之上。像所有的父亲一样，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接过他的基业，并把它发扬光大。

　　　　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八月，卫绾接任丞相，直不疑升任御史大夫。刘启这样的任命明眼人一看便知其另有深意，卫绾做过太子太傅，与刘彻关系非同一般，而直不疑是出了名的忠厚长者，他在做郎官时，同宿舍有人误拿了别人的金子回家，丢失金子的人以为是直不疑拿的，去指责直不疑，直不疑也不辩解，拿出自己的金子给了失主。等到同舍的人回来将金子送还时，失主非常惭愧。后来有人告直不疑勾搭嫂子，直不疑只回了一句，我没有兄长。除此之外，再也不多说什么。

　　　　刘启作出这两项任命后，又想起了早已免职的老熟人周亚夫。他想了个主意试探下这位昔日的功臣，便下旨传唤周亚夫前来宫中赴宴。周亚夫很快奉诏前来，刘启命人将酒食抬了出来。周亚夫受宠惊，但仔细过目之后，周亚夫就迷糊了。

　　　　酒桌上除了酒没有筷子，有一块大肉，却没有可以切肉的餐具。宴席中顿时散发出一阵诡异的氛围。

　　　　陛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周亚夫在心里犯嘀咕。

　　　　刘启装作无其事的说道，“吃！”

　　　　周亚夫对着边上的侍厨说道：“去取筷子。”

　　　　侍厨的反应是没反应。

　　　　刘启笑道，“还不满意么？”

　　　　周亚夫马上面红耳赤，向刘启下拜，刘启说道，“起来吧。”但在众人的惊愕中，周亚夫起来后，也不回宴席，直接就出了宫门。

　　　　刘启看着周亚夫的背影，喃喃说道，此人怏怏，非少主臣。这次宴席，其实是刘启最后一次试探周亚夫，但是周亚夫实在令刘启失望，也是从那一刻起，刘启决定彻底抛弃昔日的功臣。

　　　　同年，周亚夫经历了他父亲同样的痛苦，进牢房，不一样的是他父亲熬了过去，而他没有。

　　　　周亚夫的儿子为他买了五百具盔甲，准备父亲百年之后作为葬器用，因为工钱问题，周亚夫儿子与雇工发生了经济纠纷。雇工一怒之下，把周亚夫儿子告到了官府，告他私自购买兵器，意图谋反。

　　　　事情牵连到周亚夫，廷尉传唤周亚夫，周亚夫也是一头雾水，与廷尉问的风马牛不相及，廷尉将事情报告给了刘启，刘启勃然大怒，下旨严查。

　　　　为了得到周亚夫的罪状，廷尉再次传唤周亚夫，问道：“君侯为什么要谋反？”

　　　　“我儿子买的都是葬品，怎么说是谋反？”周亚夫话音一落，廷尉就说出了让周亚夫吐血的一句话，“恐怕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在地下谋反吧！”

　　　　面对这种无理的诬陷，周亚夫只能无言以对。他被关在了廷尉府，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选择了非常极端的方式，绝食。

　　　　在绝食五天之后，一代名将周亚夫呕血而死。我们在为名将周亚夫的屈死扼腕痛惜的时候，景帝刘启也提早跨入了风烛残年的岁月。

　　　　他才四十几岁，却已是垂垂老矣，皱纹爬满了脸庞，干瘦的身体已渐渐地失去了活力，一眼望去，活脱脱像一个行将入木的老头，只剩下喘气的劲了。

　　　　十七年的高强度工作耗尽了他的健康，透支了他的身体，作为最有权力的人，他可以选择享受，选择挥霍，可是他没有，而是选择了勤奋努力的工作，即便没有人会给他颁发劳模的奖章，他也无怨无悔。十几年来，他为祖宗留下的万里河山耗尽了心力。他犯过不少错，他急躁，他疑心，他像他的祖父刘邦一样，炮制了不少的悲剧，他甚至不是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但他仍然是一个好皇帝。

　　　　无可否认，大汉的江山在他的手上真正的富庶起来了。国库里堆满了钱粮，穿钱的绳子烂了，太仓粮食溢出来发霉。街巷繁华，田间地头，骏马牛羊成群。那时真是个好光景，家家富余，人人以犯法为耻。

　　　　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盛世。刘启做到了，他信守了对父亲的承诺，把大汉江山带向了更高点。用皇帝职业的行话来说，刘启已然无愧于祖宗社稷，无愧于天下万民。刘启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明白时日无多，但他仍然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从他登基到现在，匈奴边患这件事一直挂在他的心头，然而他一直隐忍不发，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彻底清除这个北方的凶蛮对手。

　　　　然而他已经做不到了。

　　　　他所做的只能是祈祷匈奴人能在他最后的日子不要再杀戮他的子民，不过匈奴人没有给他面子，在他疾病缠身之时，边境再一次传来了噩耗。

　　　　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年）三月，匈奴军队长驱直入雁门，雁门太守冯敬战死，吏民财货损失无数。失败的战报让刘启本已病弱的身体雪上加霜，他气得躺在卧榻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只能找来稚气未脱的太子刘彻，再一次提醒他将来要痛击匈奴这个虎狼部族。

　　　　他已无力亲自发动一场战争来要回大汉的光荣，唯一的安慰只有太子眼神中的那种坚定了。刘启还是做了积极的准备，他下令各郡调派车骑，材官屯守雁门。同月，又下令内郡不得食用马粮，由官府统一收购，目的是为了边郡储藏战略物资。刘启就是这样带病坚持工作的，而繁重的工作终于把他带到了死亡边缘。

　　　　景帝后元三年正月，刘启预感到了最后的时刻的来临，他召集了该召集的所有人，开始了最后的告别。

　　　　他要向这个为之奉献一切的帝国告别了，他要向这个由自己一手缔造的时代告别了。虽然有诸多遗憾，诸多不舍，但是他还是很欣慰的。他相信眼前的这个儿子一定能完成他的遗命，各位臣工一定都能继续克尽职守，守住大汉帝国的每一片疆土。当得到刘彻和大臣们坚定的回答时，刘启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只见他安详的遗容中带着微笑。

　　　　在刘启的生命中，风浪不断，他失去过恩师，失去过妻子，也失去过儿子，也失去了臂膀，他的母亲和弟弟时常给他制造麻烦和痛苦。然而，他依然走过来了，从风浪中走过来的刘启成了一个勇于担当的人。

　　　　当我们想念起刘启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他与他的父亲联系起来，我们称之为文景盛世。

　　　　（本章完）

第255章　发诏征贤卫绾丢官（）　
送别刘启的场景中，我们又看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情一幕。

　　　　窦太后与他的儿子这辈子有很多的互不理解，但在天人永隔的这一刻，哭得最伤心的还是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在这一刻，她不是太后，她只是一个母亲，一个永远失去儿子的可怜母亲。

　　　　年少的刘彻站在祖母的旁边，看着祖母伤心欲绝的样子，他有丝不忍，却找不出合适的话语来劝慰。有些时候，宣泄的眼泪往往任何的话语更加给力。

　　　　躺在棺樽里的人同样是他的至亲。刘彻能感觉到，他的父亲能够含笑而去，大半的原因在于自己。那笑容，包含着期待，也包含着信任。

　　　　公元前141年，送走了刘启，十六岁的少年刘彻继位为帝，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从此拉开了序幕。要说汉武时代，得先从年号开始说起。

　　　　年号这玩艺儿，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发明，而他的发明人便是刘彻，这东西有什么用呢？

　　　　顾名思义，年号是给纪年取个名字。刘彻在公元前113年创立年号，他的初衷是不仅要给这个时代烙上强烈的印记，更要避免父辈们那种简单的纪年办法。以前的帝王纪年帝号或庙号，所谓庙号，是指在庙里的灵位，如太祖，高祖，太宗，而帝号可以理解为谥号，可以看作帝王一生的概括，如文帝，景帝。

　　　　由此看来，帝号和庙号是皇帝死了之后才能议定的。

　　　　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试想假如你是文帝时代的人，你要写一封信给别人，洋洋洒洒热情洋溢写了一大篇，最后需要表明一下时间了，放在有年号的年代，这根本不是问题，但是那时代没年号，那就得犯难了，总不能落款太宗某年，笔这样落下去，相信不久之后你的人头也得跟着落下去。皇上他老人家又没翘辫子，你就给他定了个庙号，到头来不但庙号不成立，你自己得进庙里了。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直呼其名吧！显然不能直呼其名，不避讳也是严重的犯罪。

　　　　不过，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有文化的人可能会用天干地支，或者大汉某某年，没文化的就干脆不写，收信的人自个儿去琢磨吧。由此看来，没有年号确实麻烦。

　　　　汉文帝时，为了方便，刘恒使用前元，后元来纪年。而到景帝时，他使用了前元，中元，后元来纪年。

　　　　如今，刘彻认为自己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身强体壮，一口气活到七八十岁，应该没有问题。仅用前中后那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种纪年办法无法反映国家大事和他的心情，实在不像话。

　　　　刘彻在公元前113年，也就是他即位后的第二十九年创建了年号，并且将年号追溯到他登基开始，也就是说他在前141年登基，登基第一年不能改元，所以第二年（前140年）为建元元年。

　　　　他的这一创举被一直延续下来，年号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复杂的意义，它代表了一个合法的政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在历史中，臣服的政权都会被要求“奉正朔”，这个正朔就是指年号。

　　　　刘彻在年号上的创举证明了他性格的一大特点，求变。

　　　　他的一生都在求变，在攻击他的人眼里，求变可以理解为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家底给折腾光了。当然，在赞扬他的人眼里，求变可以理解为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结果是创造出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

　　　　建元元年（前140年），刘彻登基的第二年，十七岁的刘彻就迫不及待的下了一道诏令。这道诏令是跟人才有关的。

　　　　他下令，各级官员，列侯，宗室必须向朝廷举荐正直贤良，敢于直谏的人。

　　　　一道诏令，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热情，整个国家突然紧急动员起来了，为了迎合新皇上的政令，各地稍有名气和文才的人源源不断地被送到长安城。

　　　　那段时间，在长安城的各大要道上，出现了一个以往难有的景象，客流量猛增。来来往往的人有说有笑，时而高歌，时而低吟，无论乘快马的，还是坐牛车的，身上都别着一堆书简。

　　　　这个现象类似于以后的进京赶考，只不过那时候叫应征。

　　　　征召制度有别于科举制度，前者没有常制，举行与否全在于天子想不想招聘新员工。而科举制度则是定制，隔年举行，以旧换新。

　　　　因此，同样是为了搜罗人才，但汉代的群众算是开眼界了。长安城几天之内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除了刺激了长安消费，而且还让不少文盲们看到了斯文的力量。满大街的之乎者也虽然令人讨厌，但是大街小巷中开门做生意的老板们，甭管是开铺子的，摆摊的，卖包子的，卖菜的，挣完钱之后，还能受到文人士子们的礼敬，怎么说也是一件快事！

　　　　不过，这么多文人士子，却让主管征召的大臣们犯了愁。这么多文人士子，新天子即便每人看一眼，说一句话，也得个把月不吃不喝不睡觉。这可不行。大臣们出于对皇帝身心健康的考虑，还是决定先筛选一番。于是，几经筛选下来，最终留下的只剩下百余人。

　　　　剩下的这些人获得了与刘彻见面的机会，用较官方的术语来说，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问策。刘彻将这百余人一一召见，亲自与其讨论治国之道，考完嘴上的功夫，每人还要写一篇文章，展示笔头上的功夫。

　　　　这么一来，又一批才疏学浅，走门路托关系进来的被淘汰掉了。刘彻虽然年少，但凭借着非凡的聪明和勤奋好学，对于各种经书子集即便不能说有多深造诣，早已是烂熟于胸，张口即来。

　　　　所以，要在刘彻的面前混过去，难度极大，大部分的参加策问的人用事实证明寄希望于糊涂考糊涂，结果只能是自己一塌糊涂。

　　　　刘彻很快获得了回报，还是从一堆沙子中淘到了自己想要的金子，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人。我们先来认识董仲舒，这位思想界的教父级人物。

　　　　董仲舒，广川郡人，景帝时任博士，因为学的是儒学，混得不好，他只能继续专心治学，学问日益精进，在很多学子眼中，俨然已是一代宗师。

　　　　建元元年的征召令让他看到了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应召，参加策问，并洋洋洒洒地写下让刘彻惊为文的文章。董仲舒的这篇文，不在于文笔，而在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