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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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他在复活节也观访过圣墓大教堂，他对圣墓大教堂的反应和英国的新教徒很类似。他解开了希腊圣火的奥秘，宣称只要一个修士神不知鬼不觉将一锌罐石脑油滴到链子上，就能显现出一年才能见到一次的奇迹。表演本身只是“引起群情沸腾”，圣墓大教堂也“缺乏内涵，更像个旅游景点”，但当他在那儿与一个新教徒聊起这些时，后者只是将其归罪于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说他们是“一个愚蠢而好骗的民族”。
在开罗完成自己的著作之前，爱维亚回过耶路撒冷几次，但他从未见到有什么建筑能与岩石圆顶清真寺相提并论——“它就是仿自天堂的亭台楼阁”。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为：看到凡是苏菲派的舞蹈、圣法表演和圣洁的崇拜活动，爱维亚都会如痴如醉，而保守的穆斯林则惊恐不已。“有些女子解开面纱，展示自己的美丽以及身上的首饰和香味。天哪，她们竟然紧紧地坐在男人中间！”卡沙什（Qashahi）观察到。他严厉斥责“这种嬉笑的喧闹和舞蹈”，此时人们敲打着铃鼓，商人在售卖糖果：“这些天是魔鬼撒旦举行婚宴的日子。”
奥斯曼人现在处于全面的衰落中，苏丹们面对欧洲列强的种种要求疲于应付。列强们纷纷表态支持自己的基督教派。当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和法国为方济各修会赢得“最高守护者”的地位后，俄国这个在欧洲以及耶路撒冷咄咄逼人的新兴强国，开始游说、贿赂奥斯曼人，直到他们再次为东正教得到“最高守护者”的位子。但不久方济会又抢回来，如此三次后，一场血战在圣墓大教堂爆发了。＇7＇1699年，奥斯曼帝国战败，签订了《卡尔洛夫奇条约》，条约允许列强保护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教友——这是个异常糟糕的妥协。
这一时期，伊斯坦布尔的官吏压迫巴勒斯坦太甚，激起了农民的反抗。1702年，耶路撒冷新上任的总督平息了造反，并下令用死难者的头颅装点城墙。但当总督夷平了一个由耶路撒冷宗教领袖穆夫提掌管的村庄后，星期五的祈祷中，耶路撒冷的法官在阿克萨清真寺对其进行了严厉斥责，并向起义者打开了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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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同年，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踏上远航美洲的征程时，他给最热诚的信仰天主教的君主写信说：“我向陛下建议，这项事业的所有收益用于耶路撒冷的重建。”两位君主的儿子、皇帝查理五世继承了他父母的十字军东征传统，他也是苏莱曼的对手和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查理五世关于发起十字军东征、对抗耶路撒冷的谈话也是苏莱曼重建城墙的一个原因。
＇2＇ 格鲁吉亚人不得不将他们的圣救世主修道院卖给了方济各会，而这仅仅是个开始。1685年，一贫如洗的格鲁吉亚人失去了他们的大本营，即十字架修道院，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木头据说就是来自这所修道院，他们将修道院给了东正教会。1187年，十字军被逐出耶路撒冷后，格鲁吉亚女王塔玛拉派了一位官员去装点十字架修道院，这名官员名叫绍塔·鲁斯塔韦利（Shota Rustaveli），是民族叙事诗《豹皮骑士》的作者。他很可能被葬在了那儿，他的肖像也出现在修道院的壁画上。但在2004年，正当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抵达这里开始国事访问并进行参观时，穿着袍子、长着白胡子、戴着高帽子的鲁斯塔韦利的肖像被人蓄意破坏。人们怀疑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所为，但并无证据。塞尔维亚人在17世纪时将他们手上的最后一座修道院转送给了希腊教友。天主教马龙派仍在雅法门附近保有一座女修道院，尽管格鲁吉亚人、天主教马龙派和塞尔维亚人早已失去对教堂的所有权。
＇3＇ 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受到末世论的影响。1523年，一个叫大卫·卢温尼的年轻犹太侏儒在耶路撒冷引发了一场震动。他宣称自己是一个阿拉伯王子，要带领十支派（Ten Tribes）返回锡安，但伊斯兰的卡迪当他是疯子，饶恕了他。随后，卢温尼渡海去了罗马，教皇接见了他，但事实最终证明基督教世界没有伊斯兰宽容，卢温尼于16世纪30年代初死于西班牙一个地牢中。1534年，激进的新教派别再洗礼派夺取了德国城镇明斯特，他们宣称明斯特就是新耶路撒冷。他们的领袖是莱顿的约翰，一个裁缝的私生子。约翰宣布自己是耶路撒冷国王，大卫王的继承人。十八个月后，这座新锡安被重新夺回，再洗礼派领袖也被处死。
＇4＇ 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架设火刑并不鲜见。1557年，一个叫布拉泽·朱尼珀的西西里修士两次私闯阿克萨清真寺，后被卡迪亲手杀死——随后尸体在圣墓大教堂前被焚烧。有个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在阿克萨清真寺内斥责伊斯兰，结果在圣殿山被砍头，后被焚尸。然而正如卢温尼的事例所显示的，死亡并不总是故事的结局，欧洲的基督教一点儿也不文明：16世纪，英格兰有将近四百名犯异端罪者被烧死。
＇5＇ 沙巴泰的一些追随者把这看作终极的神圣的悖论——他们的沙巴泰犹太伊斯兰教派，即东马派（意为“叛徒”“变节者”，尽管他们自称Mamin，即信仰者），尤其是居住在萨洛尼卡的很多追随者，在1908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人至今仍生活在土耳其。
＇6＇ 在特兰西瓦尼亚与哈布斯堡家族的一次战斗中，爱维亚离开战场去上厕所，不巧碰到一个埋伏的奥地利士兵，他“就势扑倒在自己排泄的污物上”。他们扭打着，“横七竖八”地滚在我们这位英雄的粪便上，最后爱维亚“几乎变成了面目全非的烈士”。爱维亚最后杀死了这个异教徒，他艰难地卷起自己的裤子，“鲜血和秽物浸湿了我全身，看到此时自己成了落魄的加齐（伊斯兰武士），我忍不住笑起来”。后来，他将奥地利士兵的首级献给自己的上司帕夏，帕夏说道：“我的爱维亚，你身上有股奇怪的粪便味！”其他官吏“哈哈大笑起来”，而帕夏给了他五十个金币和一顶银质带顶饰的头巾。
＇7＇ 亨利·毛歇尔（Henry Maundrell）是英国黎凡特公司的牧师，他于1697年来到耶路撒冷，看到暴怒的修士们正在圣墓大教堂血战。他还描述了人们看到希腊圣火时的狂热情绪，这种狂热甚至比一百年前桑迪斯来访时看到的还要厉害：朝圣者们“开始做着下流的动作，赤身裸体，玩杂耍的在台上点着他们的胡子后，人们在圣墓大教堂里蹦蹦跳跳”——看起来圣墓大教堂“就像是疯人院”。至于那些神父们，毛歇尔管他们叫“制造奇迹的人”。
33 诸家族
公元1705年—公元1799年
侯赛尼家族：纳吉布·阿阿什拉夫的反叛和大肆屠狗武装起来的农民在街上四处打劫。法官在卫戍部队的拥护下，攻占监狱，控制了耶路撒冷。在这个稍显波谲云诡的时刻，耶路撒冷发觉自己仍是自由身：法官受人贿赂，任命穆罕默德·伊本·穆斯塔法·侯赛尼（Muhammad ibn Mustafa alHusseini）为全城领袖。
侯赛尼是耶路撒冷一个显赫家族的首领，这个家族一个世纪前仰仗着法鲁克家族发迹，同时他也是纳吉布·阿阿什拉夫——先知穆罕默德经由其孙侯赛因而传下的圣裔家族的首领：只有这些圣裔家族可以戴绿色的头巾，他们被人称作“赛义德（Sayyid）”。
奥斯曼帝国发兵去镇压驻扎在城外的叛军。侯赛尼摆出一副准备好应付围城的架势，于是帝国军队撤到了加沙。此时在耶路撒冷城内，情形犹如走了虎豹来了狼。犹太人被禁止在安息日穿白色衣服，不能戴穆斯林的头饰，鞋上不能有鞋钉；基督徒也遭遇了相似的衣着限制；犹太人和基督徒走在街上都必须给穆斯林让道。在暴力胁迫下，他们得缴纳各种苛捐杂税。来自格罗德诺的一支由五百名波兰犹太人组成的弥赛亚派别刚刚抵达，他们由虔诚者犹大率领，但他们的拉比已经去世，他们只说波兰语或意第绪语，一时显得孤立无助，很快便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
当知道有只流浪狗在圣殿山上闲逛时，法官下令杀掉耶路撒冷所有的狗。这是一次特殊的羞辱，每个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得交出死狗，送到锡安门外的收集点。一群群儿童将狗杀死，把尸体送给离得最近的异教徒。
当一支更强的奥斯曼军队逼近时，守军和苏菲神秘派转而进攻叛军，并夺取了大卫塔。侯赛尼固守自己的府邸，在三天内与叛军互相放箭。在随后的战斗中，老城北边的街道上堆满了尸体——侯赛尼也失去了更多支持。在城外，奥斯曼军队轰击了圣殿山。1705年11月28日半夜，侯赛尼意识到自己已弹尽粮绝，便选择出逃，奥斯曼军队则在后面追击。耶路撒冷的新总督上任后，敲诈勒索仍然不断。许多犹太人遭到打劫，只能选择离开这里。来自波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遭到打压，1720年他们面临着入狱、驱逐和破产，他们在犹太区的会堂＇1＇被焚毁。只有那些塞法尔迪人，即世代居住在阿拉伯地区和奥斯曼帝国的较小的、古老的犹太社团得以存续下来。
侯赛尼被抓获后遭到斩首。多番激烈的较量后，阿卜杜拉·拉蒂夫·古达亚（Abd alLatif alGhudayya）取代侯赛尼家族成为圣裔家族的领袖。古达亚家族在18世纪一度曾改变自己的家族名，并盗用显赫的侯赛尼家族的名号。古达亚家族成了新侯赛尼家族，它是耶路撒冷诸统治家族中最有权势的——其权势一直延续到21世纪。
侯赛尼家族：诸家族的崛起
18世纪时，任何一位到过耶路撒冷的重要人物都希望能在侯赛尼家族的首领那儿停留，不论是农民、学者还是奥斯曼的官员，家族的首领都会为其敞开大门。据说每天晚餐时，他有八十个客人。“赶来拜访他的人远近都有，”到过阿卜杜拉·拉蒂夫·古达亚“宫廷”的一位客人这样写道。古达亚统治着耶路撒冷，“陌生人会发现他的家里住有难民，难民只要喜欢就可以住在那里”。阿卜杜拉·拉蒂夫的访客离开耶路撒冷时会得到他的骑兵中队护送。
侯赛尼家族的复兴标志着强大的耶路撒冷诸家族势力的兴起。在耶路撒冷，几乎每个荣耀的位子都是世袭的。大多数家族都是苏菲派领袖的后代，这些领袖为一个个征服者所宠幸。大多数家族篡改了他们的名字，杜撰出一套华而不实的家谱，时不时会互相争斗，又互相通婚，这与西方的家族如出一辙。每个家族都不留情面地竭力维护和扩大自己那些作为摇钱树的势力范围。＇2＇但要是少了学识，财富也就成了粗俗的东西；而没有财富，就不会有权势。没有奥斯曼帝国做靠山，也不会有显赫的地位。有时家族之间拼得你死我活：努赛贝家族的两个人在阿布高什附近遭到侯赛尼家族一帮人的暗算而丧命。但通常两家会息事宁人，最后努赛贝家族中死者的兄弟娶了耶路撒冷穆夫提的姐妹。
然而，即使这些家族，也不能保证耶路撒冷的繁荣，因为奥斯曼帝国强大的五百人卫戍团纪律败坏，臭名昭著，还有打劫的贝都因人、暴动的耶路撒冷人，以及贪赃枉法的大小官吏，这些势力时不时互相缠斗，耶路撒冷深受这些力量的困扰。大马士革总督每年都会带一队人马跑来耶路撒冷一次，以收缴税款，城内人口因此降至八千人。＇3＇
没有欧洲人支持的犹太人，遭受的痛苦极为深重。一个来自波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基大利（Gedaliah）写道：“阿拉伯人经常当众冤枉犹太人，如果被哪个阿拉伯人狠狠地打了一下，犹太人只会缩着身子走开。恼怒的土耳其人气急败坏地用鞋子羞辱殴打犹太人时，也没人会帮助犹太人。”他们居住环境窘迫，还被禁止修葺自己的房子。有两百户犹太家庭逃离此地。随着“迫害和勒索与日俱增”，一个犹太朝圣者在1766年这样写道：“我不得已在晚上从城里逃了出来，每天都有人被投进监狱。”
基督徒内部之间的仇恨甚于其对异教徒的仇恨。的确，比如方济各会士埃利埃泽·霍恩（Elzear Horn）神父，他将东正教称为“呕吐物”。每个教派都乐于看到他们在教会内部的对手受到一次又一次惨重的打击，成为穷光蛋。每个教派都乐意看到同教对手在教堂内遭受肮脏不适和贫穷的羞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基督教内部的争斗意味着有三百名世代驻留的教士每晚被锁在教堂里。在爱维亚看来，他们“更像是囚犯”，而非教士，他们正生活在永久的围困中。食物从门上的洞口被递进来，或借助一套滑轮装置传递到窗口。这些僧侣——大多是东正教徒、天主教徒或亚美尼亚人——他们居住的地方狭小、湿热，“头痛、发烧、肿瘤、腹泻、痢疾”使他们苦不堪言。圣墓大教堂里的茅坑让人活受罪，那里臭气熏天：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茅厕，但霍恩神父声称，方济各会“受臭气折磨尤甚”。东正教会一间厕所也没有。而那些穷得叮当响的小教派信徒，如科普特人、埃塞俄比亚人和叙利亚人，只能靠讨好别人，如为东正教会倒污水桶以挣口饭吃。难怪法国作家康斯坦丁·沃尔内（Constantin Volney）听说“在叙利亚，耶路撒冷人被说成是道德最败坏的一类人，他们罪有应得”。
当法国再次为方济各会赢得圣地“最高守护者”的称号后，希腊东正教杀了回来。1757年圣枝主日的前夜，希腊东正教会伏击了圣墓大教堂圆形大厅里的方济各会，“他们操着棍子、狼牙棒、钩子、匕首，挥舞着刀剑”，从柱子后面冲出来。他们旧习难改，砸烂油灯，撕掉织锦。方济各会逃往圣救世主修道院，在那儿他们被围困住。这种黑手党式的黑帮手段奏了效：苏丹转而支持希腊人，给了他们对教堂的支配权，直到今天。眼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巴勒斯坦趋于土崩瓦解。18世纪30年代，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