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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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年春，易卜拉欣（众所周知，他被称为“红色”，这并不仅仅因为他的胡须是红色的）在大卫墓的宫殿群里成立了自己的指挥部。他坐在欧式的王座上而不是普通的坐垫上，公开地喝酒，这让当地的穆斯林非常震惊。易卜拉欣开始在耶路撒冷实施一场改革。他减轻了基督徒和犹太人之前所受的压迫，许诺他们在法律之下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终止了所有朝圣者到教堂参拜需要付费的规定。现在他们可以身着穆斯林服装，骑马走在大街上，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人头税。对讲土耳其语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他们最看不起的就是阿拉伯人，易卜拉欣的父亲就称阿拉伯人是“野兽”。4月25日，易卜拉欣在圣殿山上会见了耶路撒冷及那不勒斯的首脑，发布了关于征调两百个耶路撒冷士兵的命令。易卜拉欣说：“我希望这个命令即刻执行，不得拖延，就从耶路撒冷这里开始。”但是耶路撒冷却表现出了蔑视，耶路撒冷人反驳说：“宁可死也不愿让我们的孩子受无尽的奴役。”
5月3日，易卜拉欣主持了东正教的复活节仪式，一万七千名基督徒朝圣者将这个沸腾的城市推向暴乱的边缘。在受难节当晚，蜂拥的人群挤到圣墓大教堂等待领取圣火。一个名为罗伯特·柯曾（Robert Curzon）的英国旅行者看到了这一幕，并在其生动的回忆录中描述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朝圣者的行为狂乱不羁，达到了极致。他们一度将圣墓大教堂周围当成赛跑场，一些人几乎是光着身子，发疯似地跳着，吼着，尖叫着，好像已经着魔了。”
第二天早上，易卜拉欣进入教堂去观看圣火，但是人群太过密集，以至于他的侍卫们不得不“用枪托和鞭子”开路。当时有三个修士在“疯狂地演奏着小提琴”，妇女们开始“用一种极其特别的尖锐的哭喊声”大呼小叫。
易卜拉欣：神圣的火焰，神圣的死亡
易卜拉欣就坐，夜幕降临了。希腊主教在“壮观的队伍”的簇拥下走进圣殿。人们都在等待那神圣的火花。柯曾先是看到有东西在闪烁，然后便见到了代表奇迹的火焰。圣火被传到了“那个为了此番荣耀掏钱最多的”朝圣者手里，但是“一场猛烈的战斗”因为圣火而突然爆发。朝圣者们因狂喜而昏厥，倒在了地上，刺眼的烟雾充满了教堂，三个朝圣者从高处的走廊上掉下来摔死了，一个年长的亚美尼亚女人死在了她的座位上。易卜拉欣试图离开这个教堂，但是挪动不了半步，他的卫兵于是企图以痛打人群的方式清理出一条通道，由此引发了民众惊恐逃窜。当柯曾“跑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圣母玛利亚所站的位置”时，他感到脚下的石头是柔软的。
事实上，我是踩到了一大堆人的尸体上，他们都死了。其中一些人因窒息而变得脸色乌黑，其他人满身都是血渍，身上流淌着被人群踩爆的脑浆和内脏。易卜拉欣的士兵用他们的刺刀杀死了许多昏迷的可怜人，墙上溅满了人们的鲜血和脑浆，这些人就像牛一样被砍杀了。
疯狂的逃窜演变成“野蛮地拼死”求生：柯曾看到他周围全都是死人。易卜拉欣也仅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他昏迷了好几次，直到他的卫兵抽出剑，在人群当中杀出一条血路。
尸体“堆成了堆，甚至堆到了膏油礼石上”。易卜拉欣站在院子里“下令将尸体挪走，还让他的人将那些看起来貌似还活着的人拖出去”。有四百个朝圣者殒命。当柯曾往外奔逃时，有很多尸体实际上还是“直挺挺地立在那里”。
易卜拉欣：农民起义
灾难的消息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震惊了无数基督徒，随后耶路撒冷、那不勒斯以及希伯伦地区的名门望族相继发动了叛乱。5月8日，一万名全副武装的阿拉伯农民进攻耶路撒冷，但被易卜拉欣的军队击退。5月19日，受大卫王夺取耶路撒冷时的一个场景的启发，位于大卫城下方的西尔万地区的村民为反叛者指出了一条秘密通道，借助这条通道，反叛者潜入耶路撒冷，打开了南城门粪厂门（Dung Gate）。农民们抢掠了集市，军队对他们进行攻击也不过是为了加入这场掠夺。驻军指挥官逮捕了耶路撒冷侯赛尼家族和哈立迪家族的首领，但是，两万名农民在大街上到处乱窜，并占领了塔楼。年轻的美国传教士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和他怀有身孕的妻子伊莱扎畏缩在他们租住的房间里，当威廉离开伊莱扎到雅法寻求帮助时，伊莱扎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只身处在“大炮的轰鸣、坍塌的墙垣、邻人们的尖叫、仆人的恐惧以及对屠杀的想象”当中。伊莱扎生下一个男孩，然而她的丈夫返回耶路撒冷时，她已经奄奄一息。没过多久，威廉就离开了“这个充满灾难的国土”。＇2＇
易卜拉欣一度撤退到了雅法，现在他在各个小山丘之间艰苦奋战，损失了五百来号人。5月27日，易卜拉欣在锡安山上扎营，之后他发动进攻，杀死了三百个起义者。但是，他在所罗门池附近遭到伏击，并被围困在大卫墓。在侯赛尼和阿布·古沙（Abu Ghosh）的领导下，叛乱再次爆发，易卜拉欣开始向他的父亲寻求援助。
穆罕默德·阿里自己带着一万五千人的援军乘船驶向雅法，他是“一个长相好看的老人”，像帝王一样俯首坐在一匹“品种极好的马上，仪态自然高贵，完美地保持着一个伟人的形象”。这些阿尔巴尼亚人镇压了起义，重新夺回耶路撒冷，并将耶路撒冷的侯赛尼家族流放到埃及。后来起义再次爆发，这一次红色易卜拉欣在那不勒斯外面屠杀了这些起义者。他洗劫了希伯仑，掠夺了乡村，并杀害了他的俘虏，在耶路撒冷实行恐怖统治。回到这个城市后，易卜拉欣任命原先参与造反的贾比尔·阿布·古沙（Jaber Abu Ghosh）族长为耶路撒冷总督，并将所有携带武器的人处死。城墙上挂满了割下来的人头，囚犯们的尸体在雅法门附近新建的基什雷监狱逐渐腐烂，此后这个地方被奥斯曼人、英国人和以色列人使用过。
阿尔巴尼亚人是热情的追求现代化的人，如果他们想要征服奥斯曼帝国的话，就需要欧洲人的支持。易卜拉欣允许那些少数民族修复他们被损坏的建筑：方济各会修士修复了圣救世主修道院；塞法尔迪犹太人开始重建本·扎凯会堂，该会堂是耶路撒冷犹太区四大会堂之一；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回到了他们于1720年被破坏的胡瓦会堂。虽然耶路撒冷的犹太区已经遭到破坏并陷于贫困，但仍有一小部分俄国犹太人因在俄国国内备受迫害，选择在这里定居。
1839年，易卜拉欣攻打伊斯坦布尔，击溃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支持阿尔巴尼亚人，而英国担心奥斯曼帝国灭亡后法国和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会过大。土耳其苏丹及其敌人易卜拉欣都力求得到西方的帮助。年轻的阿卜杜拉迈吉德（Abdulmecid）苏丹颁布了一个《崇高诏书》，承诺给予少数民族平等权，而易卜拉欣则邀请欧洲人在耶路撒冷建立领事馆，而且自十字军东征以后，教堂里第一次获准鸣钟。
1839年，第一任英国副领事威廉·特纳·杨（William Tuvner Young）到达耶路撒冷，他不仅代表了伦敦的新权力，而且肩负着让犹太人改宗并加速基督再临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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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瓦哈比教徒是18世纪基本教义派萨拉菲传道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瓦哈卜的追随者。瓦哈比在1744年与沙特家族结成同盟。尽管在穆罕默德·阿里手里遭遇挫折，但沙特家族很快又重新建立了一个小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20年代，沙特家族的首领阿卜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在英国人的资金援助及其狂热的瓦哈比军队的支持下，再次征服了麦加和阿拉伯半岛。1932年，伊本·沙特宣布自己为沙特阿拉伯国王，瓦哈比派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伊本·沙特至少有七十个孩子，他的儿子阿卜杜拉在2005年继任国王。
＇2＇ 威廉·汤姆森后来写了一本福音教派的经典著作《这片土地，这本书》（The Land and the Book），该书激发了美国人对耶路撒冷的兴趣，被重印三十多次。它将巴勒斯坦描写成一个神秘的伊甸园，在这个伊甸园里，圣经故事仍在继续。
37 福音派传教士
公元1840年—公元1855年
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帝国主义者和福音传教士与耶路撒冷相关的外交工作是由外交秘书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主管的，但是这个神圣的使命却是由他的福音教派的继女婿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完成的。＇1＇五十五岁的帕麦斯顿并不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一本正经的人，也不是一个福音教派信徒，而是一个不思悔改的英国摄政时期的花花公子。他因为性生活不检点（这被他愉快地在日记中记了下来）而被称为“丘比特勋爵”，因为精力充沛而被称为“帕姆勋爵”，还因为提倡炮舰外交被称为“浮石勋爵”。实际上，沙夫茨伯里开玩笑说，帕麦斯顿“不知道摩西·蒙蒂菲奥里和西德尼·史密斯爵士不是同一个人”。帕麦斯顿对犹太人的兴趣有着功利主义成分：法国通过保护天主教来提升自己的权力，俄国通过保护东正教来提升自己的权力，然而，耶路撒冷却几乎没有新教徒。帕麦斯顿想削弱法国和俄国的影响，他认为英国的权力可以通过保护犹太人而得到提高。而另一个使犹太人改宗的任务，则是帕麦斯顿继女婿的福音传道热情的产物。
沙夫茨伯里已经三十九岁了，头发卷曲，长满胡须，是维多利亚时代新英国人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热心十足的贵族，致力于改善工人、孩童和精神病人的生活。他还是个基督教基要主义者，相信《圣经》的“音节从头至尾都是上帝的言语”。他确信充满活力的基督教会促进全世界的道德复兴，并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在英国，清教徒的千禧年说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直到后来被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想所压倒，但是这种学说却在那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当中保留了下来。现在，它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英国工业革命的工人暴动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英国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乐于接受虔敬、名望以及《圣经》的确定性，认为它们是维多利亚时代繁荣景象之下汹涌猛烈的物质主义的解毒剂。
建立于1808年的伦敦犹太人布道会现在发展得欣欣向荣，这部分归功于沙夫茨伯里。另一个上了年纪的摄政时期的享乐者墨尔本勋爵发出了这样的牢骚：“所有的年轻人都对宗教越发疯狂”。墨尔本曾于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时担任首相。福音派信徒坚信永久救赎可以通过耶稣个人的体验与福音（希腊语中是evangelion，意思是“福音”）得以实现，因此都期望基督再临。就像两个世纪以前的清教徒一样，沙夫茨伯里相信犹太人的回归和改宗可以创建一个圣公会的耶路撒冷和天堂之国。他为帕麦斯顿准备了一个备忘录：“（世上）存在着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上帝用他的智慧和怜悯指引我们建立一个没有国土的国家。”＇2＇
帕麦斯顿指示耶路撒冷副领事杨说：“一般来说，给犹太人提供保护是你职责的一部分。”同时，他让他的大使转告高门＇3＇，说他“强烈建议苏丹抓住每一个合适的机会鼓励欧洲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1839年9月，杨建立了伦敦犹太人布道会耶路撒冷分会。沙夫茨伯里为此欢欣鼓舞，他在日记里提道：“上帝之子的古老城市将要在世界国家之林重新获取它的地位。我会永远记得是上帝把这个想法植入我的头脑的，为了其荣耀构想了这个计划，上帝给了我影响帕麦斯顿的力量，而且为眼前的处境提供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可以重建耶路撒冷，使它重享上帝的荣耀。”沙夫茨伯里的图章戒指上刻有“为耶路撒冷祈祷”的字样，同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另一个热情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也把眼睛对准了耶路撒冷。摩西在新买的上衣的袖子上贴上了“耶路撒冷”的字样，他的马车上、图章戒指上，甚至床上也都刻有这几个字，耶路撒冷就像他的护身符一样。1839年6月，蒙蒂菲奥里和他的妻子朱迪丝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带着手枪用以保护他们在伦敦筹集到的现金。
当时耶路撒冷瘟疫肆虐，所以蒙蒂菲奥里在城外的橄榄山住下，他在那里接待了三百多个来访者。瘟疫消退后，蒙蒂菲奥里骑着市长借给他的白马进了城，前来倾听人们的诉求，并分发救济品给那些贫困潦倒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三种宗教的信众都对他和他的妻子表示了热烈欢迎，但是，前往南部访问希伯伦的圣所时，他们却遭到一个穆斯林暴徒的袭击。多亏了奥斯曼军队的介入，他们才侥幸逃过一劫。蒙蒂菲奥里并没有气馁，当他离开时，这个重生的犹太人、一心一意拥护帝制的人，展示了与沙夫茨伯里相似的，当然也有所不同的弥赛亚热情，他在日记中写道：“哦，耶路撒冷”，“祝愿这个城市能在我们有生之年赶快重建起来。阿门”。
沙夫茨伯里和蒙蒂菲奥里都相信大英帝国有神的福佑，相信犹太人会回到锡安。福音派热忱的正当性和犹太人梦想耶路撒冷复生的热情彼此吻合，形成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一种执念。刚好在1840年的时候，画家大卫·罗伯茨从巴勒斯坦归来，他适时地向公众展示了他大受欢迎的、富有浪漫气息的、艳丽奢华的东方耶路撒冷形象，这些形象正与英国文明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恢复统治的愿望相吻合。犹太人迫切需要英国的保护，因为土耳其苏丹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