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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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强制执行。
受到去耶路撒冷朝圣的狂热崇拜的鼓舞，亚历山大三世相信神圣俄国会被独裁统治和东正教所拯救。因此，他任命他的弟弟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为“东正教帝国巴勒斯坦协会”主席，以“强化东正教在圣地的地位”。
1888年9月28日，谢尔盖和他二十四岁的妻子、维多利亚女王漂亮的孙女埃拉，在橄榄山上用白色的石灰石和七个闪闪发光的金色洋葱头圆顶为他们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祝圣。两人都被耶路撒冷深深感动了，埃拉对维多利亚女王报告说：“当踏进圣墓时，您想象不到它使我产生了一种多么复杂的感觉，在这里有一种如此强烈的欢愉，而我的思绪也不断地转向您。”埃拉是出生于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的信奉基督新教的公主，但是她却充满热情地接受并改信了东正教，当“看到所有这些在柔弱的婴儿时代就被教导要热爱的神圣地方时”，她是“多么高兴啊”。谢尔盖和沙皇都仔细地观察过教堂的设计，埃拉则被委任负责教堂的绘画。埃拉告诉维多利亚女王：“看到这些我们的上帝为了我们而受苦的地方，就像是一场梦”，“而在这里祈祷是如此地舒适”。埃拉确实需要抚慰。
三十一岁的谢尔盖是一个军人般严格执行纪律的人，在家里他是一个比较专横的人，他一直被秘密过着同性恋生活的流言困扰着，而同性恋生活与他对于独裁统治和东正教的坚信是格格不入的。他的一个表亲这样描述他：“他固执、傲慢、难以相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他却到处炫耀他的个性。”谢尔盖与埃拉的婚姻将他置于欧洲王权的焦点：埃拉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将要嫁给未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
在离开耶路撒冷之前，谢尔盖对帝国、上帝和考古学的兴趣全部都融入了他的新教堂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该教堂刚好就在圣墓大教堂旁边。在买下这块地段极好的土地后，谢尔盖和他那些建筑工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可以追溯到哈德良圣殿和君士坦丁教堂时代的墙垣，后来在建造他的教堂时，他就把这些考古发现都融入了进来。在俄国大院里，他将“谢尔盖之屋”这个奢华的带有角塔状新哥特式塔楼的酒店指定为俄国贵族的休息之地。＇2＇谢尔盖和埃拉的婚姻生活可能是个悲剧，然而，抛开这些建筑和这些建筑所吸引的成千上万个俄国朝圣者不说，谢尔盖还有一个卓著的贡献，那就是，作为俄国官方反犹主义的拥护者之一，他将犹太人推进了锡安这个避难所。
谢尔盖大公：俄国犹太人和大屠杀
1891年，亚历山大三世任命谢尔盖为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即刻就从这个城市赶走了两万犹太人，他派出哥萨克骑兵和警察在逾越节第一个晚上的午夜包围了他们的居住区。埃拉写道：“我不相信我们将来不会因此事而受到审判。”不过谢尔盖却“相信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我不认为如此，除了感到羞愧”。＇3＇
六百万俄国犹太人一直以来都很尊崇耶路撒冷，祈祷时也都会面向他们房屋的东墙。然而，现在俄国的这场大屠杀却逼迫他们要么革命——一些人拥护社会主义——要么逃亡。于是就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撤离，即第一次“阿利亚（Aliyah）”。“阿利亚”一词的意思是“升到更高的地方，升到耶路撒冷的圣山上”。在1888到1914年间，有两百万犹太人离开了俄国，不过他们中的百分之八十五不是去了“应许之地”巴勒斯坦，而是去了“美国金色之地”。但是仍有千万人把眼睛对准了耶路撒冷。1890年，俄国犹太移民开始改变这座城市的风貌：四万名耶路撒冷人中有两万五千名都是犹太人。1882年，土耳其苏丹发布命令禁止犹太人的移民活动，1889年又规定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不过这些措施几乎没有得到执行。虽然以优素福·哈立迪为首的阿拉伯大家族们请求伊斯坦布尔方面制止犹太人的移民活动，但犹太人还是持续不断地到来。
自从《圣经》的作者们创造了他们关于耶路撒冷的故事，自从这个城市的传记成为一个传遍全世界的故事，耶路撒冷的命运便在很久以前被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帝国、英国以及沙皇俄国的统治者们确定了下来。1895年，一个奥地利记者出版了一本将会对20世纪的耶路撒冷进行明确阐释的书——《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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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一词于1879年由德国记者威廉·马尔在其《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一书中创造出来，当时是为了描述社会上新出现的不同于旧有的宗教仇视的对犹太人的种族仇视。
＇2＇ “谢尔盖之屋”严格来说是属于谢尔盖的，2005年普京总统访问以色列时对其非常欣赏，据说他当时非常感动，还流泪了。以色列在2008年将这个酒店还给了俄国。
＇3＇ 亚历山大三世死于1894年，他那涉世未深、才能平庸又不太走运的儿子尼古拉二世继任为新的沙皇，此人承袭了他父亲对专制统治的顽固信仰。尼古拉二世很喜欢“谢尔盖叔叔”，并对其非常信任。作为总督，谢尔盖要对在莫斯科举行的加冕礼庆典负全责，但是在这次庆典中，却有几千个参加庆祝的农民因踩踏不幸死亡。可是谢尔盖却建议他的侄子继续进行庆祝，企图逃避责任。
第九部分 犹太复国主义
这个一直处于被世人讨论（的中心）的男人，拿撒勒可爱的梦想家，除了给耶路撒冷增加仇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做。
西奥多·赫茨尔，《日记》
耶和华愤怒的面孔正对这些炽热的岩石忧心忡忡，这些岩石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目睹了更多所谓神圣的杀戮、强奸及掠夺。
阿瑟·库斯勒
如果一块土地有灵魂的话，那么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地的灵魂。
戴维·本古里安，媒体采访
没有哪两个城市比雅典和耶路撒冷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
做一个耶路撒冷人并不容易。在耶路撒冷，痛苦与欢乐并行，伟大的人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也会变得渺小。教皇、主教、国王都摘下了他们的王冠。这是王中之王的城市，世俗国王和君主都不配做她的主人。没有人真正拥有过耶路撒冷。
约翰·提勒，《我是耶路撒冷》，见《耶路撒冷季刊》芸芸众生中，
身负重荷的异教徒，
必须承受以色列的仇恨之重，
因为他不会再次把胜利带给耶路撒冷。
吉卜林，《耶路撒冷的负重》
42 德国皇帝
公元1898年—公元1905年
赫茨尔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是维也纳的文学批评家，据说他“英俊非凡”，“杏仁般的双眼上长着浓密忧郁的黑睫毛”，从侧面看他就像是“亚述人的皇帝”。他是个彻底被同化了的犹太人，穿着翼形领和双排扣的礼服，有三个孩子，婚姻并不幸福。“他不属于犹太民族”，与衣衫褴褛、长着卷发、住在东欧小村庄的犹太人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律师，不说希伯来语，也不说意第绪语。他会在家中摆放圣诞树，且不会因为要对儿子行割礼而困扰。但是，1881年发生在俄国的大屠杀从根本上震惊了他。1895年，当反犹主义煽动者卡尔·鲁伊格（Karl Lueger）当选维也纳市长时，赫茨尔写道：“犹太人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情绪。”同年，他在巴黎报道德雷福斯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一个无辜的犹太军官被判为德国间谍，赫茨尔亲眼目睹了巴黎暴民在法国这个犹太人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度里尖叫着喊道“处死这个犹太人”的情景。这使他更加确信对犹太人的同化不仅失败了，而且激起了更强烈的反犹情绪。他甚至预言，反犹主义将来有一天会在德国合法化。
赫茨尔的结论是，没有自己的家园，犹太人就永远也不会安全。一开始，他这个半实用主义半乌托邦主义者梦想着建立一个德国式的贵族共和国，一个由参议院管辖的犹太威尼斯，尊贵的共和国总督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担任，他本人任总理。他设想的犹太国是世俗化的：高级教士“将会穿着引人注目的法袍”，他的军队将会是佩戴银质胸甲的骑兵，他的现代犹太公民则将会在一个现代化的耶路撒冷打板球和网球。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一开始就对建立任何犹太国家持怀疑态度，因此拒绝了赫茨尔的建议。然而，赫茨尔的想法却很快便发展成熟，变得更加可行起来。1896年2月，他在《犹太国》一书中宣告：“巴勒斯坦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历史性家园”，“马卡比人将会再度崛起，我们最终将作为自由的人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并在我们自己的家园里平静地死去”。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这个词汇早在1890年就被创造了出来，而现在，赫茨尔为这个古老的观点赋予了政治表达和组织形式。自从大卫王时代，尤其自巴比伦之囚时代以来，犹太人就一直设想能在耶路撒冷生存。犹太人祈祷时是朝着耶路撒冷方向的，每年的逾越节他们都彼此祝愿“来年相聚在耶路撒冷”，他们还以在婚礼上摔碎杯子并对房屋一角不加装饰的方式来纪念他们被毁的圣殿。他们一直都在前去耶路撒冷朝圣，希望死后能够葬在那里，在每个可能的时刻都围绕着圣殿的墙垣进行祈祷。即便受尽迫害，他们仍旧坚持生活在耶路撒冷，只有当局者以死亡为要挟禁止他们在那里生活时，他们才会离开。
欧洲新兴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人们对犹太人这个超国家的、世界性的民族的种族仇恨，但是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胜利所赢得的自由主义思想必定也鼓舞着犹太人。波将金亲王、拿破仑皇帝以及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都相信犹太人有朝一日会回归耶路撒冷，就像波兰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那样，当然，美国和英国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对此深信不疑。不过，犹太复国主义的先行者都是正统的犹太拉比，这些人是从期盼弥赛亚降临的角度来看待犹太人的回归。1836年，普鲁士的一个阿什肯纳兹犹太拉比兹维·希尔施·卡里舍尔（Zvi Hirsch Kalischer）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进行交涉，希望他们能够资助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随后，他撰写了一本名为《追寻锡安》的书。大马士革“血祭诽谤”事件发生后，来自萨拉热窝的塞法尔迪拉比耶胡达·海·阿尔切莱（Yehuda Hai Aelai）建议生活在伊斯兰世界里的犹太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并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1862年，摩西·赫斯（Mosses Hess）这个卡尔·马克思的同志，在其《罗马与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一书中预言说，民族主义会导致种族反犹主义，他同时还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犹太社会。不过，最终还是发生在俄国的集体迫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利奥·平斯克（Leo Pinsker），一个来自敖德萨的内科医生，在《自我解放》中写道：“我们必须把自己重建成一个鲜活的民族。”该书的写作时间正是赫茨尔生活的那个时代。平斯克鼓励俄国犹太人组织“圣山热爱者”的新运动——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尽管他们中许多都是世俗犹太人，但哈伊姆·魏茨曼这个年轻的犹太教笃信者却坚称：“我们的犹太性和犹太复国主义是相通的。”187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在海边建立了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意为“希望之门”），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埃德蒙男爵在巴勒斯坦地区资助俄国犹太移民建立了农业垦殖村庄“里雄勒锡安”，他捐助的款项总共高达六百六十万英镑。和蒙蒂菲奥里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试图买下耶路撒冷的城墙。1887年，穆夫提穆斯塔法·侯赛尼与其达成协议，但后来又泡汤了。189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进行了努力，侯赛尼·谢克·哈拉姆（Husseini Sheikh alHaram）最终还是断了他们的念想。
1883年，早在赫茨尔的书出版之前，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在第一波移民潮中到达了巴勒斯坦，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俄国。19世纪70年代，耶路撒冷同样还吸引了不少波斯犹太人，80年代也有不少也门犹太人来到此地。这些人都倾向于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里。例如，来自布哈拉（Bckharan）的犹太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布哈拉区，该区被很精心地用栅栏围了起来，其建筑很宏大，有的是新哥特式，有的是新文艺复兴式，还有一些摩尔式的大楼则被设计成类似中亚城市建筑的样式。＇1＇
1897年8月，赫茨尔在巴塞尔主持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之后他在日记中引以为傲地说：“在巴塞尔，我创建了犹太国。如果我今天就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将会受到普遍的嘲笑。也许五年——最多五十年——每个人都会看到它的实现。”他们确实看到了，而且距他所言只差五年。赫茨尔成了一个新型政治家和宣传员，坐着欧洲的新铁路到处去游说那些国王、部长及出版业巨头。他那被无节制使用的健康恶化了，并向他提出了挑战，而他那颗脆弱的心脏很可能随时都会要了他的命。
赫茨尔相信犹太人的建国不能依靠最下层的居民，而是要靠皇帝的赐予和财阀的资助。罗斯柴尔德和蒙蒂菲奥里一开始都对犹太复国主义很不屑一顾，不过最早的几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却都有弗朗西斯·蒙蒂菲奥里男爵，也就是摩西·蒙蒂菲奥里的侄子在做点缀，“此人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英国绅士”，“在瑞士那炎热的夏季里竟然戴着白色手套，因为他要握的手实在是太多了”。然而，赫茨尔需要一个有权势的人去与苏丹进行交涉，他坚信他的犹太国应该是讲德语的，因此，他把目标转向一个现代君主的典范——德国皇帝。
威廉二世正在计划一次东方之行，即先去见苏丹，然后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圣墓大教堂旁边新教堂的落成典礼——新教堂所在地已经被转让给了他父亲腓特烈皇帝。实际上，威廉的计划远不止这些，他为自己与苏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