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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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上说，当天主持审讯的盗尉也是人精，他相信小城管所言，但因为这是掉脑袋的事，他只有斥责小城管胡言乱语，以盗窃罪将小城管收押。《泰始律》中规定官吏盗财物超过五匹布就要处死，按律小城管不死也得残疾，但是他好像没被严格按律追究，只是被收押。
不久之后，宫中河东公主生了病，贾皇后大赦天下为女儿祈福，她的这个情人就此逃出生天。
惜字如金是历代史官的基本职业素养，唐朝人却在正史里浓墨重彩的渲染贾皇后的野史艳闻，实殊罕见。其实唐朝人这是在行使他们眼里的微言大义，笔伐贾皇后的“荒淫放恣”。据他们说，贾皇后是个惯犯，经常勾引少年入宫淫乱，事后杀人灭口。小城管之所以不死，据说是因为他实在帅得惊天动地，使阅人无数的贾皇后也不禁心神荡漾，不忍心下手。
编写《晋书》的房玄龄、褚遂良等的人品毋容置疑，但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唐初离晋末相隔三百年，如何得此史料，咬定贾皇后秽乱宫廷？
此事例中，洛阳少年姓名、该盗尉姓名、该贾氏亲戚姓名，无一坐实，断然不会取自官方正典，显然采集自民间逸闻。而在民间这种以讹传讹的逸闻究竟有多大可信度，实在让人起疑。此等宫闱秘闻，历朝历代都有流传，大多只是捕风捉影，不值一哂，竟然收入正史，殊为可笑。
试想一下，即使此事属实，谁会泄露于后人？
洛阳少年、盗尉肯定不会，除非他俩嫌自己命长；贾氏亲戚？他在现场尚且缄口离开，难道会在事后自报家丑？最有可能的是在场百姓，但在百姓眼里，小吏所言荒谬不经，已被官府判定为窃贼收押；即令有百姓认为小吏所言不假，洛阳京师大邑，王侯无数富人上千，何以断定那妇人就是贾皇后？
退一步假设，即令贾皇后真的荒淫无度，宫中禁军上万，个个健壮勇武，何必冒险藏人入宫？要知道贾皇后毕竟不是吕太后，也不是后世的武则天，她是皇帝的妻子，权力依附于丈夫。虽然司马家宗室暂时被压制臣服，但一直虎视眈眈，她怎么可能做如此孟浪之事？
再退一步，即令贾皇后真要藏人入宫，又怎么会垂青像小吏这等人？贾皇后从小养尊处优，父亲是万户侯、丈夫是皇帝，她本人也经历风雨，眼界自然非普通妇人所能比拟；小吏出身低微贫贱，平时可能三个月不洗澡，满嘴黄牙，一腔口臭，又不见有何才学，贾皇后委身于这样一个人，是否太自轻自贱？
再再退一步，即令贾皇后与小吏做了几夕欢娱的露水夫妻，以贾皇后的心狠手辣，怎么会留下这么大一个后患？如果说小吏真正是天生尤物，令贾皇后情不自禁，以贾皇后的手段、权势，在偌大皇宫里藏一个人，应该不成难题，何不把小吏留在宫中常伴左右？
即使贾皇后确实不得已，不能金屋藏娇，保险起见最好让小吏远走高飞，何苦又让他在天子脚下的洛阳街头招摇过市？
招摇过市倒也罢了，小吏的生活似乎也未见很大改善。以贾皇后的身份，随便赏赐点金银珠宝都可以令小吏吃喝不愁，又怎么可能用几件破衣裳打发挚爱？而且她似乎唯恐天下不乱，故意在衣服上留下贾府的痕迹。
凡此种种不合理，唐朝人一概不予考虑，铁了心的要将此事写入《晋书》。
这种不加甄别、一意孤行的行为多次发生，成为《晋书》为人诟病之处。唐朝人刘知几就曾批评《晋书》的编者选材不严谨，好用“稗官之体”，《旧唐书·房玄龄传》里评价《晋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竟为绮艳，不求笃实”。这话一点都不冤枉。
除了引少年入宫淫乱，唐朝人说贾皇后还和宫中的人关系暧昧，“与太医令程据等乱彰内外”。
太医令程据是晋朝有名的一个佞人。第一章提到此人曾在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向武帝献了一件雉头裘，恰逢武帝提倡节俭，正苦于没有反面教材，程据自己撞枪口，被武帝痛斥。
太医院的太医都是先成为各地方名医，再被搜罗进宫的，程据进太医院时恐怕已经不年轻，更何况从咸宁四年到元康年间，中间隔了二十年，程据搞不好已经是个头发花白、牙齿缺落的糟老头。说正当盛年的贾皇后与这么一个糟老头私通淫乱，未免太妄污古人。
不过虽是无稽之谈，此谣言却并非毫无价值，它从侧面反映了元康年间的贾皇后求子心切。
贾皇后是司马衷嫡妻，她生下的儿子就是嫡长子，到时候贾皇后废黜太子司马遹，立自己儿子为嗣，名正言顺，没人敢不服。只可惜天不遂人愿，贾皇后前后生育四次，都是女儿，分别封为河东、临海、始平公主，最后一个小女儿夭折，追谥为“哀献皇女”。
西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绝育，为求子嗣，陈皇后求医问药花费数千万。贾皇后的情况虽与陈皇后不同，但是晋朝人不懂生儿生女取决于染色体组合，当时的医学又类同于玄学，贾皇后少不得会让太医进呈种种所谓的偏方秘药，有些药还可能取材怪异、见不得人。所以程据每次见贾皇后总是鬼鬼祟祟的，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谣言遂起。
从表面上看，求子心切可以构成贾皇后秽乱宫廷的动机，其实不然。
在贾皇后之前相传秽乱宫廷的皇后，有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且不说这些也只是传说而已，就算传说属实，也都事出有因。陈阿娇本来就不育，后来又失武帝欢心不得侍寝，所以有可能求助外人；赵飞燕本身也是不育，她与妹妹赵合德虽然始终得到成帝宠爱，但是汉成帝荒淫过度，身体每况愈下，到后来必须借助春药才能行房事，生育能力也大有疑问，赵飞燕求嗣心切，出下策借精求子，也是可能的。
贾皇后则根本没有借精求子的必要。司马衷生有太子司马遹、贾皇后生有四位公主，这证明二人都没有生理问题。贾皇后独擅后宫，司马衷是任她摆布的木偶，两人结婚二十年生有四女，虽然不是高产，司马衷已经足够勤奋。
司马衷脑子庸聩，身体未见孱弱。元康年间司马衷正当壮年，夫妻俩通力合作，已成功出产四位公主，完全可以再接再厉，生产出皇子来，贾皇后何必要冒杀身之祸引人入宫？
三、晋世宁
说贾皇后载人入宫会有杀身之祸，这并非危言耸听。虽然说元康年间贾氏专权，但是晋朝贾氏专权与西汉吕氏专权、霍氏专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吕后是汉惠帝之母，在当政期间她也得到那些开国老臣的支持，帝国最强大的军队尽在她的掌握之中，刘氏子弟在她的打击之下，要么臣服要么身死，完全丧失反击之力；而霍光专权之时，刘氏宗室的力量已经很弱，霍光的亲信占据了朝堂上上下下，军权也尽在霍光的儿子、女婿手中，霍光辅佐两帝，汉昭帝充分信任霍光，汉宣帝则从民间入主未央宫，在霍光生前，他就是一傀儡摆设，因此霍光才能尽情施展，打下汉宣中兴的基础。
可知吕氏与霍氏的专权是有朝臣与宗室拥护的，无论这拥护是真心还是违心，吕氏与霍氏都能对这两股势力指挥如意，没人敢于违命与敷衍，而贾氏无法做到这一点，无论是朝臣还是宗室，都对贾氏若即若离。
先说朝臣。朝臣都出自势家大户，晋朝皇权衰弱，势家大户空前膨胀，别说贾后，即使是武帝也要忌惮三分，所以武帝在世时一味的纵容公卿，不敢得罪。皇帝尚且如此，何况有窃国嫌疑的权臣与外戚？
在武帝死后的历次政变之中，大部分朝臣保持着他们一贯的风格，冷眼旁观，让你们去闹，自己只要等一切尘埃落定后，随大流跟着跪拜就行了。他们根本没有参与政治斗争的动力，所以乐得逍遥，平时都忙着装清高讲玄言，忙着骄奢淫逸，忙着嗑药服五石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里叹息说：“晋少贞臣”，这话一针见血。
朝臣们知道，无论是谁当政，都不敢为难他们这些势家大户，反而会想方设法笼络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盼着国家多灾多难。
杨骏上台，加官进爵；汝南王上台，再次加官进爵。杨骏等人心中未必分不清对错，但是他们逼不得已。统领群臣的武器有二：一曰赏二曰罚，现在满朝文武都做出不理不睬的样子，打又打不得，怎么办？只好花钱买人气。结果效果还不理想，公卿们得了好处还卖乖，摆出一种无欲则刚的高姿态，杨骏等人热脸贴上冷屁股，徒增笑料而已。
贾皇后上台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众公卿继续保持看客姿态冷眼旁观，做永远不跳下墙头的墙头草。
所以贾皇后只有利用亲戚关系构建自己的内阁，主要依靠河东裴氏、琅琊王氏，还有本族贾氏，再加上一个寒族出身的张华，维持朝堂的运作。贾皇后是幸运的，她的亲戚中有能耐的人不少，比如裴、贾模，元康年间有九年太平岁月，这两人居功至伟。
形势注定了贾皇后的内阁很难有大作为，勉力维持平衡，不出大乱子，这已经是它能力的极限。仅凭着少数几人想推动整个时代向前进，那是不现实的。
元康年间，王戎刘颂等人曾想革除时弊，通过实行《甲午制》等进行吏治改革，这些尝试最终不了了之。阻力并非来自当权者，而是来自朝野内外尸位素餐的大大小小官员。元康年间是西晋王朝日落前的最后一抹余晖，绝大多数人都在坐吃等死，面对来时大难，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元康九年之前的贾皇后，头脑无疑是清醒的。她清楚地看到，处于腑肘之间的群臣，他们从来不为我用，随时都有可能投靠政敌。因此贾氏谨言慎行，仔细考究史料，除了所谓莫须有的“荒淫”，贾皇后没有犯下任何别的罪行；而贾家，也没有历代外戚专权时那种跋扈专横。若说贾模、贾谧专权，他俩的官职一直远在张华、裴之下；贾模至死爵位不过是乡侯，食邑千户，远少于孟观等人，贾谧因袭贾充的鲁公爵位，一直没有增封，《晋书》上说贾谧“奢侈逾度”，这是当时的社会通病，不足以为罪证。
整体而言，元康九年之前的贾氏，还是能够严以律己，以江山社稷为重的。至于为何到了元康九年，贾皇后就昏招迭出自取灭亡？这个原因很复杂，容后再表。
说完朝臣，再看宗室。若说洛阳群臣不过疥肤之癣，那么手握几十万大军的司马宗室才是贾皇后的心腹大患。
此时武帝临终安排的四方藩镇几经变换，已经面目全非。楚王司马玮、汝南王司马亮、秦王司马柬已经过世，赵王司马伦也在洛阳担任一个闲职。元康九年初，除了淮南王司马允依旧镇守寿春，镇守长安的变为河间王司马颙，镇守邺城的变为成都王司马颖。这几个王爷后来个个都是“八王之乱”中的活跃分子，游离于贾皇后控制之外。
元康九年军事分布图
外戚与宗室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和，杨骏时期是如此，贾皇后时期也是如此。之前依附贾氏，并且对宗室有点影响力的下邳王司马晃已经去世，活着的宗室成员中，赵王司马伦、东武公司马澹可以算为贾氏一党，但赵王司马伦为老不尊，历来没有威信，能力也很差；东武公司马澹是宗室疏族，口碑同样也很差。两人无法代表宗室。
当时朝中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宗室元老是梁王司马肜，官任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可是此老好声色犬马，对于权势并不过分热衷，并且还是惠帝的叔祖，因此没有巴结贾皇后的必要，后来赵王起兵杀贾皇后，他也是主谋之一。
此外，还有一个高密王司马泰（之前是陇西王，后来改封高密王）在朝中任尚书令，此人是惠帝的从叔，在宗室中威望也很高，可惜也不是贾皇后一党，元康九年病死了。
因此直到元康末，宗室依然是晋朝最强大的势力，贾皇后依然无力控制宗室。
好在宗室虽然强大，其一盘散沙的弱点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汝南王、楚王殒命之后，宗室诸王更加明哲保身，各大藩镇也保持着观望的态度。
当年杨骏就是把宗室欺负得太狠，引起不满，结果丢掉了性命；汝南王倚老卖老，得罪了宗室的少壮派，结果死于乱刀之下。殷鉴不远，贾皇后是这两起事件的策划者，当然不能步杨骏等人的后尘。因此她不敢向宗室夺权，作为回应，宗室也遵从贾皇后对中枢的领导。
元康年间的太平就是建立在这么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这种平衡的脆弱，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种歌舞来做比喻。这种歌舞俗称“晋世宁”，表演方式是拿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酒杯等易碎物，用手快速将盘子翻来覆去，边跳边唱，歌词如下：
“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舞杯盘，何翩翩，举坐翻覆寿万年。”
设想一下，酒杯在盘子上随时可能摔个粉碎，这样的“晋世”到底是“宁”还是不“宁”呢？
贾皇后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有人把宗室凝聚起来向她夺权。
诸藩镇之中，河间王司马颙是宗室疏族，辈分资历都不高，没有这个能力；需要提防的是两个小叔成都王司马颖与淮南王司马允。成都王司马颖资历尚浅，也可以暂时不考虑；值得重视的是淮南王司马允，此人镇守淮南近十年，声名卓著，元康九年时淮南王二十八岁，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对于贾皇后而言，淮南王虽是危险人物，但是他毕竟远在寿春，没有诏命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个人比淮南王更危险，这个人的血缘比淮南王更加正统，这个人的身份比淮南王更具备号召力，而且这个人始终卧在京师。
这个人就是太子司马遹。
元康九年，太子司马遹二十二岁，也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明白了这层利害关系，再回过头来审视贾皇后与太子之间，就不是表面上的刀俎鱼肉关系那么简单了，而是一个相互投鼠忌器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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