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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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肃的结果是李含、冯荪，还有中书令卞粹，被斩首于洛阳东市；河间王另外两个党羽，诸葛玫与牵秀逃得快幸免一死，当时通往关中的道路已经被封锁，两人转向东北邺城方向逃窜，到了邺城之后诸葛玫散布谣言，极力怂恿成都王向洛阳进军。
李含一死，河间王的鬼蜮伎俩就暴露于天下。河间王索性明火执仗，准备派兵到洛阳来取长沙王性命，但他不敢单独行事，于是派出使者去联络成都王。
这时是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七月，长沙王执政的第八个月份。
三、荆扬有寇
河间王赶上了好时机，当时成都王刚刚在荆州碰了个钉子，正憋着一肚子火要发泄。
这钉子碰得十分曲折，说来话长，但不得不交待一下，因为这个钉子决定了历史的走向，直接影响日后东晋的建立。
荆州是三国时期唯一魏蜀吴都曾染指，并且动用重兵多次发生大规模会战的地方。史上有名的几次战役，比如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公元208年）、建安二十四年的樊城之战（公元219年），还有吴蜀之间的夷陵之战（公元222年），全都发生在荆州。为什么三国的枭雄们不约而同的重视这个地方呢？原因无他，荆州的战略地位实在太重要了。
长江发源于巍峨的唐古拉山，它从海拔六千米奔腾而下，其流滚滚，冲过蜀中、巴中，冲出崇山峻岭之后，就进入了荆州。此时江面变得开阔，利于航行，但是海拔与下游依然有数百米的落差，因此水流依然湍急，顺流而下，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在江南任何一个地方现身，令人防不胜防。具体这速度有多快？我们可以参考李太白名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白帝城在梁州巴郡境内，尚在荆州以西。
所以荆州一直被视作江南的西大门，以前孙吴政权就在此屯有重兵，著名的晋将羊祜与吴将陆抗颇有君子之风的对峙，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当时孙吴流传这么一句话“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后来晋国大举伐吴，功勋最大的是来自益州的水师，由龙骧将军王濬统帅，王濬在荆州与吴军交战，几乎使孙吴水师全军覆没。荆州失守之后，江南败局就成定局，王濬直指金陵如入无人之境，迫使孙皓黯然出降——从军事角度而言，得荆州者得江南，说荆州是南中国的东西要冲，这丝毫不过分。
而荆州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威慑江南，同时它还是中国南北要冲。
汉江是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秦岭，呈南北走向，汉江的大部分流域都在荆州境内，它与长江的汇合处也在荆州。从荆州溯汉江而上，可以抵达汉中，可以出奇兵威胁陇上；而渡过汉江向东北方向进发，就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可以长驱直入奔赴洛阳、许昌等名都大邑。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大举进攻荆襄，包围樊城水淹七军，占领荆州的绝大部分，引起了中原地区极大的恐慌，曹操甚至一度打算迁都——由此可知荆州也是中原的西南门户。
鉴于荆州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所以晋武帝临终特意安排儿子楚王司马玮去接管荆州。晋武帝始料未及的是楚王很快卷入政治倾轧死于非命，荆州军事大权几经易手，最后落到新野王司马歆的手中，可谓所托非人。
新野王成为封疆大吏纯属偶然，他是扶风王司马骏的儿子，血缘上离赵王司马伦比较近，因此得到赵王重用。赵王篡位，新野王被派往镇守荆州，实际上他的才干不足以胜任这一要职，史书上说他“谨身履道”“以孝闻”，没有治国的才能，是个优柔寡断的庸才。这种人在太平岁月尚且可以滥竽充数，一逢乱世就原形毕露了。
齐王起兵，新野王作为马前卒，与齐王一同挺进洛阳，齐王投桃报李，给新野王加官进爵，进一步巩固他在荆州的统治；后来齐王遇难，长沙王上台，新野王择木而栖，跳向最粗壮的枝头，频频向成都王示好。长沙王对此十分不满，但是他势力单薄，对新野王无可奈何。
就在新野王对成都王暗送秋波的时候，益州叛变越演越炽，终于溢出蜀中，蔓延到了荆州。荆州的太平日子到头了，一个懦弱无能的统帅率先遭遇了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是新野王的不幸，也是全天下百姓的不幸。
叛乱源起于惠帝的一道诏书。
太安二年初，长沙王发现平定蜀中叛变仅凭罗尚孤军奋战是难以奏效的，于是定下向其他州郡借兵助剿的方策。本章第二节惠帝派遣宗岱、刘沈入蜀的两道诏书，即是这一方策指导下的产物。
宗岱入蜀之后，蜀中战局焕然一新（虽然只是昙花一现），长沙王一高兴，就让惠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趁热打铁。这道诏书的内容是向荆楚江扬诸州招募义勇，作为后继部队到益州助剿。这道诏书是壬午日签发的，因此史称“壬午诏书”，这道诏书惹下了滔天大祸。
“楚风彪悍”是史上有名的，魏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荆楚江扬一线又是多战之地，民风勇武好斗，又因为归附未久人心思故，所以更加易动难安。孙吴灭亡之初，就有吴人多次试图复辟，如武帝太康三年九月，“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邺令，遂围扬州”；太康八年“冬十月，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聚众攻郡县，自号将军。十一月，海安令萧辅聚众反。十二月，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围阳羡县”。
这些复辟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影响不小。当时孙吴故土流传着这样的童谣：“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还有“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这些鼓吹孙吴复兴的歌谣能够产生并且广为传诵，说明当地平静的外表之下，潜伏着许多汹涌的暗流。晋武帝临终特地在长江中游、下游设立两大军事重镇，派出两个皇子镇守，也表明了他对此处的重视与担忧。
时光荏苒，随着距离孙吴灭亡越来越远，对于故主的依恋与追思也被时间磨损得越来越淡，但是不安分因素依然存在，新的谶言又产生了，这一次有人预测：“当有帝王，兴于江左。”
所以此地本该是镇之以静的，但是长沙王此时已经无计可施，只好饮鸩止渴。别处的都督长沙王都招惹不起，不得已，只好捡新野王这个软柿子捏，而当时都督扬州军事的刘准也是个软柿子。
诏书下达之后，新野王与刘准果然不敢违抗。阻力来自民间，当时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跑到遥远而陌生的益州去打仗、送死，义勇根本招募不起来。但是这种反抗早在预料之中，“壬午诏书”责令各郡太守强行拉壮丁，并且督促士卒尽快上路，凡在辖境内逗留超过五日，二千石以下官员就地免职。
欲速则不达，催促过严效果适得其反。各地太守、县令为了保住官衔，都亲自出马拉壮丁，然后像押送囚犯一样将他们驱逐出境。那些被强行征募的士卒半路上纷纷逃亡，绝大部分落草为寇，许多百姓为了逃避戍役，也纷纷逃亡，其中相当一部分也被迫“屯聚而为劫掠”，成为盗贼。于是荆楚江扬两州社会秩序大坏，怨声载道人心思变，叛乱一触即发。
最后叛乱的火苗是在荆州江夏郡蹿起来的，点火的人名叫张昌。
张昌取了汉族人的姓名，实则他是个汉化很深的蛮人。“蛮”是古代中原人对南方诸族带有鄙视的统称，中原人自认为是礼仪之邦，看不起异族人，所谓“北戎南蛮东夷西狄”都是这个意思。张昌具体是哪族人，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了。
张昌的出身并不高，他是荆州义阳郡人，曾在义阳郡平氏县做过县吏。虽然身份低微，他却是陈胜吴广一类人，武力过人好论攻战，因此时常被同僚取笑，不知道他是否也曾暗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张昌曾找人占卜，卜者骗钱心切，说他将来大富大贵。张昌沾沾自喜，以为民谣中所谓“当有帝王，兴于江左”指的就是自己，于是一心盼望乱世。
盼啊盼啊，蜀中果然打起仗，乱起来了，张昌离开家乡跑到荆州江夏郡，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偷来一些旌旗伞盖等军中仪帐，谎称受朝廷授命招募军队，去蜀中为国效力。此时张昌看来是想通过立军功来飞黄腾达。
只是这个计划没有奏效，原因很简单，谁会放着太平日子不好好过，跟着你一个来历不明的家伙去远方打仗呢？张昌折腾了许久，聚集了千把人，却都是走投无路想讨口饭吃的流民，成不了气候。令人奇怪的是，张昌在境内招摇撞骗，政府竟然不闻不问，可见当时江夏郡太守弓钦的执政能力也很堪忧。
荆州的形势正渐渐向有利于张昌的方向变化。荆州境内本来就有不少流民，如今流民数量还在与日俱增，根据其来源新旧，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也是最老的一类，是元康年间从关中逃往汉中，又从汉中顺着汉江逃到荆州的关中六郡流民；第二类是巴蜀叛乱发生后，顺着长江、汉江逃到荆州的蜀中、汉中流民；第三类是“壬午诏书”发布后的逃兵，与逃避戍役的各郡百姓。流民在历朝历代都是安定社会的终结者，他们一无所有，随时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求生存，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而当时新野王也在无意中帮助着张昌，史书上说他“为政苛严，蛮夷并怨”，于是在流民问题上又加上了一条民族矛盾。要知道荆州的蛮夷可不好惹，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前后派出几十万大军，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勉强将他们治服。荆州不稳定的局势严重拖了孙吴向北方发展的后腿，《三国志》里有这么一句话：“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意思就是说荆州蛮夷易动难安，不停的叛乱使孙权应对不暇，所以才会放下身段，对曹魏称臣。如今新野王统御失度，看来要步孙氏的后尘。
这诸多不安定因素杂糅在一起，严重威胁荆州的稳定。如果此时有强兵震慑，新野王与荆州刺史再积极安抚流民与心怀不满的百姓，局势犹有可为，可是偏偏这时候，荆州刺史宗岱受命领着三万精兵到蜀中去了。
然后，上天降下了压垮荆州的最后一根稻草。太安二年春，江夏郡的春粮获得大丰收，往年粮食丰收是大好事，但是当年，丰足的粮食却把方圆数百里所有饥饿的流民都招引来了。张昌看到那么多饥肠辘辘的、一无所有的、对人生失去希望的、对朝廷满怀怨恨的流民，他忽然意识到与其做官兵，还不如造反来得有前途。
张昌于是在江夏郡安陆县附近的石岩山下招降纳叛，他改名为李辰，借助道教的影响力装神弄鬼，前来投奔的流民日以千计。
安陆是江夏太守的治所，离石岩山仅仅八十里，而一直等到张昌初具规模的时候，江夏太守弓钦才如梦初醒，派遣郡兵前去镇压，可惜养痈长疽为时已晚，官兵大败而归。又过了一阵，张昌觉得羽翼已经丰满，就率众进攻安陆，弓钦抵挡不住，弃郡逃到南边毗邻的武昌郡去了。
四、张昌建国
江夏失陷，新野王有守土之责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他派骑督靳满前去镇压，结果铩羽而归，官兵丢下不少刀枪剑戟，装备了张昌的部队。
张昌连破郡兵、州兵，又占据了江夏府库，兵多粮足威震荆楚。但他的野心并不止于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张昌趁机另立政府，试图与洛阳分庭抗礼。张昌首先制造舆论，他派人四处宣扬：“当有圣人出为民主。”即是说有圣人出世领导万民了，言下之意就是新的真命天子降临了，该改朝换代了。
当时朝廷威信扫地，遍地硝烟，流民们自然是怨气冲天，普通百姓也感到惶恐而迷茫，不知道明天又会有什么遭遇，所以这种谶言是很有诱惑力的。
等这个谶言扩散到一定程度，许多人将信将疑，另有许多人坚信不疑的。这个传说中的“圣人”竟然还真的下凡人间来拯救万民了，而且十分凑巧，这个“圣人”在第一时间被张昌发现了。张昌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将“圣人”迎到了安陆。
两人一见面，“圣人”果然长得仙风道骨飘然出尘，而且张昌发现，“圣人”不仅有神仙气，还有帝王之相。一问“圣人”家世，不得了，果然是高贵的皇室后裔，该“圣人”姓刘名尼，是汉高祖的某某代玄孙。曹魏篡了刘汉的天下，司马氏又篡了曹魏的天下，世道轮回，如今物归原主，这位刘圣人奉天承运，前来恢复大汉王朝。
随着“圣人”的到来，安陆发生了许多怪异现象。在“圣人”居住和活动的地方，总有珠袍啊玉玺啊铁券啊金鼓啊，这一类皇帝才能拥有的事物自己主动的跑到“圣人”身边；还有一天，“圣人”的居所突然百鸟云集，只听空中一阵鼓噪，群鸟黑压压从四面八方飞来，栖止于庭院，据说当时庭院中还栖息了一只硕大无比、五彩斑斓的怪鸟，此怪鸟就是传说中的凤凰。
这分明就是天降祥瑞，示意天命所归啊。张昌于是顺天应人，在石岩山修筑宫殿，拥立刘尼为天子，国号当然是汉，一切礼仪制度都效仿汉朝，年号定为“神凤”。张昌担任相国，他的哥哥张味被封为车骑将军，弟弟张放被封为广武将军，兄弟三人掌握军政大权。张昌又设立朝廷百官，征召荆州缙绅担任，有不识抬举不应招募的，诛杀全族。
事实上神迹都是伪造的，那只凤凰先由竹子编成骨架，套上五彩外衣，身旁再洒上无数肉丁，于是就导演出一个“百鸟朝凤”的祥瑞；“圣人”也是假的，那个“刘尼”根本不姓刘，他真名丘沈，原本只是江夏郡山都县的一个小吏。张昌大费周折，无非是想诈取民心，他这一套伎俩并不新鲜，在他之前，已有无数成功与未成功的野心家使用过，在他之后，还将有无数野心家继续诓惑百姓。因为，民心是可欺的，民意是可操纵的。
人心原本脆弱，在无助与绝望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对自己失去信心，而去寄希望于有英雄与圣人出来指导迷津。这种心理容易被野心家利用，他们有意制造出一种完满的人间天堂愿景，用美好绝伦的实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