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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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的。“文革”中，人命本来就不算什么，更何况我们这些“黑帮子女”。后来，抄家的
多了，我们也习惯了，不跟他们争也不跟他们吵了。抄家的走后，看着满屋的散乱狼藉，看
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标语，我们一件一件地收，一件一件地拣，把标语、大字报一张一张地
往下撕，心里充满了悲伤，充满了凄凉，充满了对造反派的仇恨。
我们在家里面对的是随时会来的抄家，哥哥姐姐们在学校里面对的则是造反派无休无止
无穷无尽让他们进行的揭发和检查。我们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家人，是最黑最
黑的“黑帮子女”，是让人随便可批随时可骂的人下之人。在我们身上，没有人道可言，没
有公理可讲，批判、抄家和责骂是家常便饭。这一切，我们都无言地忍受了。但是，我们没
有想到，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等着我们呢。
1967年的秋天，同往年一样地来了，又同往年一样地走了。春去秋来，秋去冬来。大自
然的脚步总是这样的按部就班。自然界有其固定的法则，而且这种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自然界都有规律规则，怎么我们身边的这一个人类社会，却没有规律规则，没有应该
遵循、哪怕是必须遵循的规则呢？人类社会，难道就应该这样的随意和无序吗？难道就应该
这样充满混乱和纷争吗？为什么好端端的太平日子不过，偏有人喜欢无穷无尽的斗争和动
乱？为什么人的命运，在动乱的洪流中显得这样的脆弱和无价值？为什么人类一直信奉和大
讲特讲的正义、人道、公平和尊严，瞬间即可被打得粉碎？为什么人类社会为自己所定下的
信条和公理，竟会是这样的苍白和无力？
在方壶斋黑暗的小屋里，冬日的阳光顺着近在咫尺的高高的后墙透进一线光亮，呼啸的
北风打着尖哨声从破旧的木窗中吹进。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棉鞋，紧紧地围坐在小煤炉
旁。我看书，飞飞学做无线电，奶奶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缝着补着。炉中的煤球烧得红
红的，炉子上坐着的水壶在静谧中轻轻地发出口兹口兹的声音。这个小煤炉，以它能发出的
最大的热量，给我们带来这漠漠人世间仅有的温暖。
1967年就这样过去了，1968年也就这样地来临了。
冬天，是漫长的。冬天，是寒冷的。天寒天冷，人的心更冷。人们盼望冬天快快过去，
盼着春天早点来临。
春来了，不慌不忙地姗姗而来了。那是早春，那是北方的早春。凛冽的北风虽已过去，
但草还没绿，芽还未发，天地之间仍是一片萧索，料峭的春寒，依旧浸人心底。
第九章
“邓小平专案组”成立记
1968年3月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叶群、吴法
宪、汪东兴等十人，给毛泽东和林彪打了一份报告，说有许多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没处存放，
建议在“贺龙专案组”内设一分组，收存有关邓小平“问题”的材料。毛泽东批示：可以。
林彪圈阅表示同意。
这应该算是“邓小平专案组”的正式成立。
“刘少奇专案组”早在一年前就成立了，“邓小平专案组”在此时成立，说明在新的形
势下，毛泽东同意加紧对邓小平进行更深入的审查。
5月16日，“邓小平专案组”在人大会堂开会，主管专案工作的中央文革大员康生和林
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等到会。主要讲话的是康生。他说，邓的问题不能直接提审，但要注
意内查外调找证据。他说，邓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搞清，在红七军临阵脱逃，延安整风时在反
王明问题上消极，和彭德怀关系好，在太行山实行王明路线，1962年在莫斯科鼓吹“三和一
少”。总的说，历史上搞王明路线，组织上搞招降纳叛，军事上搞篡军反党。康生的讲话，
算是给“邓专案组”支了招儿和定了调。此后，他们把“邓专案组”扩编，充实到九人。
事情也真是奇怪，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可他的“专案组”却设在
“贺龙专案组”之内。“文革”之中，这类无法解释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成立“邓小平专案组”，邓小平本人却不知道。5月21日，他写信给汪东兴，要求见主
席，如果见不到主席，亦希望见见汪东兴。汪东兴将邓小平来信报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在
23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邓来信，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谈话。毛泽东让征
求“大家”的意见，林彪和中央文革这些“大家”根本不可能同意与邓小平谈话。邓小平的
要求被拒绝了。不过，在邓小平已被彻底打倒的情况下，毛泽东还要让“大家”议一下邓的
来信，说明毛泽东还没有忘记邓，还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着邓。对于林彪、江青等人来说，这
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是的，直到此时，毛泽东还一直试图在批判的同时将刘、邓有所区别，这是他在深思熟
虑之后的一个并非无意的安排。但是，他的这个安排，却让林彪和陈伯达、江青等“文革”
大员很不满意，甚至心存忐忑。林彪和中央文革两班人马一齐上阵，责令“专案组”加紧搜
罗证据，要将邓的“问题”铁板钉钉。
“邓专案组”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工作。他们用极大的“工作热情”到处搜罗批邓材
料，并申请到中央组织部查阅了邓的档案。看了材料以后，他们感到，仅靠揭发的材料，要
定罪实在太不够了，但中央又不准直接提审，怎么办呢？于是，他们想出一个点子，让邓自
己写一份历史自传。“专案组”要求，自传要从八岁起写至现在，要保证做到：一、详细具
体；二、内容准确；三、写清各个历史时期的证人及他们现在的住址；四、材料随写随送；
五、限定最迟7月初全部写完。此报告经黄永胜批准后，由中办主任汪东兴转邓。
接到让写自传的指令，父亲并不知道是“专案组”的主意，而以为是中央的要求。他没
有任何推诿，极其认真地拿起笔来，伏案书写。
经过了大半年的囚禁，在寂寥独处时，在冷静下来后，对于这场令他倒台的“文革”，
对于一切在混乱时来不及细想的问题，他一定进行了很多的思考。从1922年十八岁时投身革
命以来整整四十六年，解放前，是敌情危重，戎马倥偬；解放后，又是身居要职，忙于工
作。对于自己的一生，对于亲身经历过的大小事件，根本无暇回顾，更不用说思考和总结。
如今，有人让他写自传———不论别人出于什么目的，思考之后，他自己也一定愿意写。在
冷静之中，他可以通过撰写，细细地回顾、思考和总结自己的一生。
从1968年6月20日起，到7月5日，父亲用十五天时间，撰写了他的自传———《我的自
述》。在长达二万六千五百字的《自述》中，父亲回顾了他的出生，他的家庭，他在私塾的
发蒙，和他几十年都没有去细想过的父亲；回顾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和出川出洋的
经历；回顾了在法国当学生和做苦工的生活；回顾了留法时期革命的起点、革命的生活和革
命的同志们；回顾了大革命和上海地下党激昂险峻的斗争生活；回顾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建
立、战斗、失败和成长；回顾了江西中央苏区的坎坷和长征的历程；回顾了抗日战争战场和
一二九师的战友们；回顾了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回顾了十七年建设
新中国的努力和十年总书记的工作……
翻开这份《自述》，可以清楚地感到父亲的凝重和认真。在他的回忆中，历史的每一个
瞬间，仿佛都在他的脑海里重现重演。他清楚地记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每一步脚印，实事求
是地回答了别人提出的每一个疑问和责难。对于自己的一生，不论功，只讲过。同时，像当
时所有犯有“错误”的人一样，在回顾和“讲过”的同时，不得不再一次被迫违心地作出检
讨。
在被迫检讨的同时，父亲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觉到了那甚为微妙的毛泽东的“区
别”对待。而以几十年的政治阅历，他十分明晰事物所存在的复杂性和反复性。在当时那种
危难的政治形势下，他要求的无非是一条，争取留在党内，保住这政治上的最后一道防线。
他知道，毛泽东能看到这个《自述》，因此，在最后，他写道：“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
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
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
作为一个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责
任。他从来没有因一时之冤屈而丧失信心，从来没有失去过希望，从来没有放弃一切可以争
取的机会。
在父亲伏案撰写《自传》的同时，“邓专案组”也一点儿都没闲着，他们开始起草一份
关于邓小平“罪行”的“综合报告”。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对彻底整倒邓小平可谓是心急如
火，“邓专案组”的上司“二办”，也就是由林彪集团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
几乎隔几天就来个电话，催问进展情况。以整人为专长的康生，也在人大会堂小会议室，接
连召开了几次案情专题研究汇报会议。
在“文革”中，一个人如果仅仅犯了“走资派”错误或“路线”错误，就不容易打倒，
或是打倒了也容易“翻案”。一定要有“历史问题”，诸如叛徒、特务等，才算是铁板钉钉
的“罪行”，打倒后才可能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但是，邓小平没有被捕过，没有脱过党，弄
了半天，也只有“现行”问题。后来回想此事，连父亲自己都感慨地说：“我这个人很幸
运，打仗没有受过伤，做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
没有历史问题，也得找出历史问题，“邓专案组”的任务就是要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去
找。6月18日，江青在关于邓小平“罪行”的汇报会上说：“邓小平的材料，你们要认真分
析，这个人很可能是叛徒。我一直在分析他的材料，和你们一起同他斗争。他的历史问题和
现行问题要一起抓。”会后康生把“专案组”组长找去，交给“专案组”由他亲自保存的
“批邓小组”编写的十大本材料，还有当年红七军老同志的“交待材料”和照片。
“邓专案组”埋头苦干，历时一个半月，九易其稿，编了一份邓“罪行”的“综合报
告”。7月25日，他们全体到人大会堂东大厅，专门向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
鹏作详细汇报。康生作了指示，说现在看来材料不少，关键在如何运用，历史部分弱了。吴
法宪说邓入党有问题，介绍人都死了，死无对证。
会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与“专案组”到京西宾馆四楼，连续作战，仔细从头研究
修改。直至第二天拂晓，这份“综合报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终于定稿。全文共七个部分，一万五千余字。
“邓专案组”将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立即上报“二办”。不到二十四小时，此报告
已从康生、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秀川等处传阅一圈。康生批示：“争取尽快
送呈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中央文革各同志审阅。打印五十二份。”两天后，康生办公室
多次传话给“邓专案组”，说康老对综合报告很满意。
虽说康生对报告表示了“满意”，但“邓专案组”仍觉得“历史问题”分量不足。他们
加班加点，寻找“疑点”和“漏洞”，一而再、再而三地认真“研究”后，认为在邓小平长
达四十多年的革命历史中，唯一可能进行“突破”的，只有红七军时期所谓“逃兵”问题，
有必要就此问题继续深挖，以求把历史问题砸死定罪。
1968年9月11日，“邓专案组”写报告给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和李作鹏，为查清历史
问题，要求邓“补充交代”一下1930年和1931年两次从红七军“开小差”回上海的活动。黄
永胜批示请汪东兴帮助，汪则批示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用政治部之名要邓再写。在接到中办
通知后，邓再一次就红七军的有关情况，以及他两次从红七军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情
况，写出详尽并且实事求是的说明。这个说明，又一次使“专案组”希望落空，没有捞到任
何稻草。
在写上述报告的同日，“邓专案组”还写了第二个报告，向周恩来提出无理要求，让周
总理给他们一些“帮助指导”，以查证有关邓小平历史上的几个问题。“报告”中说，邓入
党问题交代得有矛盾，一是入党时间不一致，二是对入党介绍人的填写含糊，因此，怀疑邓
可能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邓专案组”还进一步要求周恩来对一些所谓的“疑点”提供线
索。诸如他们认为，邓1930年和1931年两次从红七军“临阵逃跑”回上海，根本没有向中央
提出汇报工作的要求，而是另有目的；还无中生有地推测：“邓自述中说，1931年在上海，
中央派他去安徽芜湖巡视省委工作，去芜后省委被破坏即返沪。我们觉得如安徽省委早被破
坏，就有可能是邓小平出卖的嫌疑。”此件先报黄永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康生等
人，经以上各大员逐一批示后送周恩来，以迫周回答。对此无理要求，周恩来根本不予置
理。此“报告”送到周处后，便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在周恩来处碰了钉子，“邓专案组”还不甘心，找来找去，最后总算是东拼西凑地从原
红七军老同志那里挖了一些“揭发材料”，编了一份“专题罪行”上报邀功。
在“邓小平专案组”紧锣密鼓地加紧对邓“罪行”进行调查时，中央专案“一办”、
“二办”也加快了工作进度，对所管“黑帮”、“走资派”及有各类“罪行”的人，加紧取
证定性。加速专案定性工作的原因，是中央已决定，要召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第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
林彪死党黄永胜等召集由其�
